能夠被伊伯特舉起大拇指,就是好電影! 圖片來源:The Harold

多年前上網站找影評,讀到最後,常會跑出幾個字:「Roger Ebert給它幾個星。」有時候還引用一段Ebert的評語,這段評語總是滿鞭辟入裡的。終於有一天,我決定查查看這位Roger Ebert(伊波特)是何許人物,發現原來他被尊為「美國第一號影評人」,而且是唯一寫影評而獲得普利茲獎的專欄作家。

其實,1967年芝加哥太陽時報指定伊波特接任該報影評人時,他只打算寫5年影評,依照人生規畫,仍想成為影評之外的專欄作家,接著走上小說之路。「成為一個偉大的、受人尊重的小說家。我夢想中最終的場景應該如此這般才對:森林裡的小木屋中,大狗在一旁打著呼噜,我蜷縮於壁爐邊的靠背椅上,完全沉溺在某本狄更斯的小說裡。」

但人生的事很難講,寫著寫著,伊伯特的影評越來越火紅,1975年與本來勢不兩立的芝加哥論壇報影評人西斯柯爾(Gene Siskel,1946~1999),居然搭檔在芝加哥公共電視做起電影評論節目,而1982年離開公視系統時,已有190個電視台在播放他們的節目,創下公共電視史上娛樂類節目的最高收視率。後來,該節目開始在商業電視系統聯播,盛況不衰,兩人受邀參加各式各樣的談話節目,耍耍嘴皮講講電影,就有掌聲又有報酬,儼然成為另類影星。

伊伯特於1976年得到普利茲獎之後,身價水漲船高,既是作家又是電視明星,最後還在好萊塢名人大道上蓋了手印,成了貨真價實的電影人。他們的影評節目更名過3次,最後叫做「Siskel & Ebert」,兩人每週對講一次,前後達24年,直到1999年西斯柯爾因腦癌去世,才更換主持人。芝加哥市政府還在他們工作的報社附近,把一條街命名為「Siskel & Ebert Way」。

不過伊伯特萬萬沒料到,他成為美國媒體的新聞焦點,是因為2006年之後的抗癌經歷。他2002年發現甲狀腺癌,起初還能控制,後來轉移到下顎部位,他深怕以手術切除會危及面容,使事業中斷,遂選擇當時新興的中子照射治療,卻不幸拖延了病情。接著他兩度切除病灶、三度做下顎重建,受創嚴重,終至無法言語。其後數年,他仍繼續寫作,並試用電腦人工合成語言發聲,不時受邀演講,他的部落格閱覽數,動不動衝上百萬人次,直到去世前2週才停止寫作。他的豁達與幽默,堪稱抗癌典範,激勵了不知多少人。

伊伯第一次下顎開刀後,手術成功正要出院時,差點死於傷口邊的頸動脈破裂。由於他不能言語,特別選了一首李納柯恩(Leonard Cohen)的歌〈I Am Your Man〉,聊表對醫護人員的感謝之意。這首歌滿長的,還沒唱完,他的動脈出現狀況,血流不止,醫療人員在場即時搶救,才勉強救回他一命。其後,又發生過6次頸動脈破裂,都是勉強從死亡邊緣搶救回來。

伊伯特在Ted演講中說,假如那天選了其他較短的歌,他在回家路上的救護車發生動脈破裂,必然一命嗚呼。「所以呀,要感謝李納柯恩。」他笑嘻嘻的這麼說。

青年、中年、老年,看電影是伊伯特的職業,也是他的嗜好與生活。這是他的書房一景。圖片來源:ElephantJourn

1975年剛開始搭檔做節目的西斯柯爾(右)與伊伯特。圖片來源:《Life Itself》紀錄片

1999去世前的西斯柯爾,與伊伯特的關係已像老夫老妻,對望一眼,就知道對方在想什麼。圖為畫家Ori Hofmekler為Penhouse雜誌所作的插畫,畫名為〈西斯柯爾與哈台〉,將兩人與英國諧星搭檔「勞萊與哈台」相提並論。此畫為伊伯特夫妻所收藏。圖片來源:伊伯特官網

傳奇搭檔:Siskel & Ebert

西斯柯爾與伊伯特都是芝加哥人,不同於伊伯特被指派寫影評,西斯柯爾當時初入報社,是採訪社區新聞的菜鳥記者,寫了萬言書感動頂頭上司,才掙到影評人這個缺兒。

西斯柯爾自小喜歡電影,當與他同齡的孩子進入電視世代時,他寧願每週走好幾條街口,到當地有名的北城戲院(Nortown Theater)看場電影。當時電影尚未分級,他要看什麼就看,後來受訪時常說:「可以隨我選擇看電影,讓我覺得自己是大人了,很有成就感。」更重要的是,北城戲院的陳設頗有地中海風情,考究的音響與燈光,加以銀幕上的時空幻象,讓他宛如進入另一個世界。

伊伯特與西斯柯爾都來自中產階層,都是胸懷大志向的知識份子。伊伯特是德國及愛爾蘭人後裔,西斯柯爾是猶太人。伊伯特自傳《生活本身》(Life Itself,張文思譯,世界圖書出版,2015)中寫道,他高中將畢業時,有一天父親叫他進臥房,告訴他:「孩子,我們沒有錢送你上哈佛。」說完哭了起來,原來58歲的父親罹患癌症,不久後便去世了。媽媽為幾家鋪子管帳,勉強撐持家計,伊伯特則半工半讀,伊利諾大學英文系畢業後,拿獎學金在南非開普頓進修一年,便進了報社工作。他原已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終因工作繁重而放棄。

西斯柯爾10歲便父母雙亡,是叔叔嬸嬸養大的,他高中讀了免費的軍校,成績優異,拿到耶魯大學哲學系獎學金,耶魯畢業後,起初替人助選,後來入伍到國防部的資訊學校做事,迷上新聞學,遂決定到報社工作。

兩人的影評節目,始終堅持大眾口味,然而他們觀影的文化門檻較高,對於爛片的撻伐不遺餘力。根據電影業者形容,他們每週節目中固定挑選5片電影,目的是要「殺死」其中4部,只讓1部活著。而即使活著的那一部片子,也是從頭到腳做體檢,絕非坊間促銷電影的公關節目,瞎捧演星與導演,胡亂推薦影片。他們自認是在從事一種叫做「Journalistic Film Criticism」(新聞性影評)的嚴肅工作。

他倆在被送作堆之前,連真正交談都不曾有;有生之年,卻已是美國家喻戶曉的人物,大家都曉得一個胖的、一個瘦的,少一個不行。話鋒一起,他們就吵個沒完,都想爭勝對方,因而火花迸射。一部電影經過他們這樣三翻四弄,很少能夠不露餡兒,而大家最愛看的就是他們鬥嘴。直到現在,youtube上面還有一大堆當年的節目片段,都是忠實影迷錄下,多年後上傳的。如此反覆傳播,無形中提高了觀眾的觀片水平。

Siskel & Ebert還有另一個貢獻,就是不分國界的引入佳片,法國電影新浪潮、德國電影新浪潮等,他們都不放過,甚至日本及印度二戰後的好電影作品,也在他們偷渡下得以露臉,擴大滿足了戲迷的嗜好。這點從他們每年各自挑選出的十大佳片,可看初端倪。例如西斯柯爾曾把《籃球夢》(Hoop Dreams,1994)列為他當年度最佳電影第一名,而伊伯特鍾愛柏格曼電影,只要有柏格曼的新電影,很少不會進入伊伯特的十大電影排行。

《我討厭、討厭、討厭這個電影》、《你的電影爛透了》、《偉大的電影》系列

《伊伯特四星電影》、《伊伯特電影年報》(2001~2013)、《伊伯特錄影帶指南》

影評家的真正用途

伊伯特與西斯柯爾都是專業新聞人,上電視評電影只是副業。特別是伊伯特,不但在芝加哥太陽時報的每週影評專欄持續到他去世前,他深知已無法成為小說家之後,改變生涯規畫,有計畫的寫作及出版。他的電影年報(從1999年出版到他去世的2013年)、錄影帶指南、偉大的電影(有4厚本)、爛片導覽(3本)、還有影星專論1本(羅伯米契)和導演專論2本(韋納荷索、馬丁史柯西斯)。他也寫散文,最後還寫了一本400多頁、54章,記錄他一生見識的人與事、極其深刻並逸趣橫生的自傳《生活本身》,在他去世後改編為同名的紀錄片。

雖然一些電影學術圈的人,在回答學生們應如何看待他倆的影評時,常提到電視節目裡他們的註冊商標「拇指上、拇指下」有點失之簡略,影評人被當成偶像明星也有點奇怪,不過,在商業掛帥的媒體環境裡,出現了這兩位認真對電影形式、內容、價值(無論美學或道德)進行思辨的知識份子,選片時兼顧到消費者的習性與時代的演進,言之有物,使電影愛好者能夠看得更仔細、想得更週到,這本身就是一種值得珍惜的文化資產。

伊伯特去世後,有些悼念文章寫道,他雖然嚴厲,卻總能提醒自己,電影是一項娛樂,而不像新聞必須是真相,所以他往往將那些爛片高高舉起,又輕輕放下。西斯柯爾對於電影知識無比淵博,然而觀眾常發現,他觀影的品味經常像是當年在北城戲院的那個青少年,充滿了驚奇與訝慕,不會像伊伯特從意識型態或藝術的缺陷去挑剔任何電影。

或許基於性格,伊伯特的直言有時確實會令人捧腹大笑,例如最有名的是他批評Rob Reiner的《北方》(North,1994),曾慷慨陳詞如下:

我討厭這部電影,討厭、討厭、討厭、討厭、討厭這部電影。我討厭其中所有似笑非笑的、愚蠢的、空洞的戲,它簡直是在侮辱觀眾嘛!我討厭製作這部電影的人以為觀眾會喜歡它,我討厭他們還相信觀眾可以從中得到娛樂。

結果,「我討厭、討厭、討厭這部電影」成了他一本爛片導覽專書的書名。

然而伊伯特曾表示,他批評一部電影時往往是從「相對的」角度,而不是「絕對的」角度,他也知道,什麼樣的人就是喜歡看某種電影。有些人從小到大電影品味沒有改變,不願意改變,這可以多少看出此人是怎麼回事。而為何越來越多的電影愛好者並不用心選擇電影,只是一味去看別人都去看的電影?也值得我們深思。

我注意到導演斯史蒂芬史匹柏給伊伯特的悼詞:「伊伯特的文字比他的大姆指要深刻得多。他的評論讓很多電影找到了觀眾。」

史匹柏當然是有感而發。我在一篇名為〈戰爭是一種癮〉的文章裡提過,《美國狙擊手》原作者原屬意史匹柏來導這部片,但是他不喜歡該書中沒頭沒腦的殺戮行為,拒絕了,推給克林伊斯威特,這大概是克林伊斯威特導演生涯中最不負責的一個電影,被影評人吐槽到不行,然而這也是他一生中最賺錢的一部片子,成本5,800萬美元,全球收入超過5億5千萬美元,不但如此,它也是美國電影上最賣座的戰爭電影,超過史匹柏當年的《搶救雷恩大兵》。

相反的,史匹柏導過的《慕尼黑》,是講恐怖主義影片中影評人反應最好的一部片子,無論《危機倒數》也好,《美國狙擊手》也罷,不但對於戰爭暴力的探討層次無法超過《慕尼黑》,主角與家人相處的橋段,也完全抄襲自《慕尼黑》。而這些電影中,《慕尼黑》拍得最低調與最真實,卻因此成了史匹柏從影以來最不賣座的一部電影。如果沒有影評的再三提示,影迷確實可能錯過許多好電影。

英國衛報給伊伯特寫的悼文中就說,雖然他不是Manny Farber(美國鼓吹地下電影的權威)或Andrew Sarris(電影作者論倡導者),可是他也更有熱情,個人色彩更濃厚。尤其正式的電影評論在進入網路時代後,被遍地開花的部落客所擊潰,固然其中不乏影評高手,但更多的是隨性塗鴉式的褒貶電影,伊波特身處其中,魅力始終如一,也算是難能可貴了。

《生命本身》出版於伊伯特生前。

《伊伯特論荷索》記載著伊伯特對荷索的觀察與支持。

死亡,是一種交通工具!

德國導演韋納荷索(Werner Herzog)是多年來受到伊伯特「保護」的導演之一。伊伯特去世後,有人問他,伊伯特的影評對他的導演之路有任何改變嗎?他很精準的回答:「沒有什麼改變。但是他使我這條路更好走。」

早在荷索的第一部劇情片《生命跡象》(1968)問世,伊伯特便注意到荷索,《天譴》發行後,伊伯特是第一個寫影評的人,多年後當荷索的聲譽迅速下滑,伊伯特又多次邀請他做公開對談,並把他的《天譴》列為歷來10部最偉大的電影之首,其他9部為:《現代啟示錄》(法蘭西斯科波拉)、《大國民》(奧森威爾斯)、《十誡》(奇士勞斯基)、《甜蜜生活》(費里尼)、《將軍號》(巴士特基頓)、《蠻牛》(馬丁史柯西斯)、《2001太空漫步》(庫伯力克)、《東京故事》(小津安二郎)、《迷魂記》(西區考克)。

荷索說,伊伯特的去世,就和公元2000年前最後一隻長毛象滅絕一樣,象徵著另一個電影時代的結束。他曾把《相遇在世界盡頭》(Encounters at the End of the World,2008)在片頭獻給伊伯特,伊伯特也寫了一篇不好不壞的短評。但說實在的,這部片子甚至稱不上荷索的三級片,雖有些神來之筆,比起過去的《蘇弗雷火山》(1977)、《小小迪特想要飛》(1997)甚至《希望的翅膀》(2000),完全遜色,只不過是荷索為稻糧謀的權宜之片。

每個人都必須潛浮於商業潮流之中,21世紀以來,荷索與史柯西斯這些老導演連找到拍攝劇情片的資金都很難了。影評人固然多的是電影可寫,伊伯特與荷索同歲,感到更逼人的是歲月本身,特別是在癌症奪去了他的面容與嗓音之後。死亡就在眼前了。

不僅如此,伊伯特不能吃一般食物了,他在《生活本身》中坦白的說,令他想念的並不是食物,而是親友相聚談笑的快樂。他悉數發言的重要,不能發聲雖然不像視障或聽障那樣不方便,但是跟不上親友間的談話,讓他覺得比「人微言輕」更糟,似乎大家不再知道他存在了。

然而就一個必須直面死亡的人說來,《生活本身》是一本基調樂觀的回憶錄,對於生命途中的遭遇,伊伯特萬分感激,把死亡的威脅當成一種成長的經驗。他說,有人建議他多看笑劇,把病痛置之腦後,他卻反其道而行,看了柏格曼的「上帝之死三部曲」:《穿過黑暗的玻璃》、《沉默》、《冬之光》,然後又看了《安娜的情慾》、《狼的時刻》。他忽然了解,老搭檔西斯柯爾生前閉口不談自己的病痛,悄然離世,或許也是一種勇敢與對親友的體貼,而柏格曼退休後一人待在法羅島,安靜的等待死神來帶走他,說不定,這是一種更艱難的死亡。

伊伯特想到友人告訴他梵谷寫過的話:「我們通過死亡到達星星」,所有的疾病,都是我們天際旅行的交通工具,「安靜的老死簡直就是步行走到那裡」。呵呵。

2012年12月,伊伯特癌症轉移到髖骨,住進了醫院。據伊伯特的夫人查茲回想,有一天,伊伯特把所有的相關密碼都告訴她,而且笑著在電腦上寫道:「我並不懼怕死亡。死亡,我來了。」2013年4月4日,這天他們正要辦出院,伊伯特看來滿開心的,電腦上打「家」字,還比了一下大拇向上的招牌動作,護士正在幫他打理著,查茲回頭要問他一個問題,發現伊伯特只是定定的看著她,臉上充滿微笑,接著頭就低垂下去。起初,查茲以為他是在默想,不是,他就這樣走了。

查茲還要求醫護人員救他,他們說,伊伯特簽過放棄急救聲明,讓他走吧!

伊伯特在Ted Talk演講:重塑我的聲音。中文字幕版。

     

延伸閱讀:

1969~1998,Siskel & Ebert兩人各別的十大佳片名單

伊伯特在西斯柯爾去世後的紀念專輯,回顧他們24年的合作事業。

荷索在Charlie Rose節目上談伊伯特的去世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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