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過去大街小巷常見的保密防諜標語。此為台東糖廠的保密防諜標語牌。 圖片來源:Wikimedia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台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數位典藏:台北市六張犁白色恐怖受害者亂葬崗。根據中央研究院所屬團隊初步調查,墓主約有6至7成比例為外省籍受難者;經調閱相關卷宗後確認,其墓主多為1950至1953年間在台北保安司令部軍法處或國防部軍法局遭宣判死刑的受難者。

崔小萍(1922~2017)離世不久,我再次翻讀《崔小萍獄中記》(1989,耕者出版社),想到許多值得一談的、關於書寫台灣白色恐怖受難者經歷的事。

大體上說,崔女士曾大量導演中廣的廣播劇,是1950至70年代人盡皆知的社會名流,她在紅得發紫的1968年突然失蹤、受審、入獄,坐牢9年4個月後才重見天日,過程雖不見得曲折,但好奇、窺密者仍然夥眾,這本上下兩冊近600頁的喊冤錄,可能是30年來同類型書中閱讀率最高的。至於是不是最有價值的,就另當別論了。

由於工作的關係,我長年必須閱讀各個年代的喊冤錄:從謝雪紅在1934年的坐監紀實,到賴和在1941年的〈獄中日記〉,以至1960年代楊逵的《綠島家書》;1947年以後的二二八清鄉最淒慘,許多受害者屍骨未存,只能靠文史訪談者,筆錄下其親友的微薄記憶;緊接著的白色恐怖受害者則多為知識份子,除了那些遭「砰砰」的人之外,蒙冤歸來後,總有些人會留下片鱗半爪的記錄,甚至有人窮盡歲月,釐清自身的冤案始末,著書成冊。


《蕃薯仔哀歌》書封。


老年的蔡德本,圖片來源:Davidyu@Wikimedia, CC BY-SA 4.0


1950年代的台北軍法處是白色恐怖冤獄製造所。蔡德本繪,蔡式淵提供。

▋蔡德本:《蕃薯仔哀歌》

記得2009年我到台南訪問蔡德本(1925~2015),《蕃薯仔哀歌》的作者,這本書是白色恐怖受害者的相關著作中,唯一有日、中、英三個版本的書籍。蔡德本遭同鄉友好張璧坤的牽連,入監感化13個月,於1955年11月出獄。他自此絕口不談政治,做了34年英文老師,著作之一《英文綜合測驗進階》,曾再版25次,不但教育英才無數,也奠定了他的家業。他退休後,第一件事就是寫《蕃薯仔哀歌》(2008,草根出版),憑藉驚人的記憶力,在書中描述了數十位獄友所陳述的重要冤情,而且畫下每個他住過的監獄之詳細平面圖。

《蕃薯仔哀歌》先是以日文寫成,再借助家中晚輩(蔡式貞、蔡式桂)之筆力,譯成中、英文。一家二代接力完成的這本喊冤錄,沒有意識型態固著,也沒有激情吶喊,平鋪直述的以擬小說的形式,將他那一代知識份子、工農同胞所承受的政治迫害,原原本本的留諸青史。根據此書,當時獄中受害者多數為外省籍。

出身於嘉義朴子的蔡德本,本來熱衷於戲劇演出與文學創作,曾得到公費留學出國,遂以為白色恐怖不會纏上他,但是錯了,他留學榮歸後,仍難逃國民黨政權的巨大黑手。他告訴我:

有那麼多人判了死刑,那麼多人關十幾二十年,我只進去13個月,可是,這13個月改變了我一生,改變了我對人性、對政治、對正義的看法,最可嘆的是,除了做老師,我什麼都不能碰了。

根據崔小萍自製年譜,蔡德本受苦受難那段期間,40來歲的她正值事業高峰,可能沒注意到或根本不知道,在1950至60年代,每年有近千個整肅案件發生,證據多半闕如,但刑期多少難免,因此喪生者亦所在多是,這是國民黨為確保政權在台灣可以存續,「寧可錯抓三千,不可漏抓一個」的具體展現。崔小萍便屬於後來黨外人士常指摘的「既得利益份子」,在中廣做了16年編導,老闆就是中國國民黨。

 
《崔小萍獄中記》書封。

崔小萍入獄時48歲,出獄時57歲,人生一切重來。此為文化部為她製作的小段錄影:《廣播界前輩崔小萍女士:播音室內的人生悲喜》。

▋崔小萍:就是被自己老闆整的

從1962年到1968年期間,崔小萍除了導演廣播劇與小說選播之外,並在各大專院校執教,同時,她還參與拍攝《貞節牌坊》、《街頭巷尾》、《日出日落》、《海埔春潮》、《菟絲花》、《佳期》等電影。直到1968年5月27日中午,司法行政部調查局人員前往中廣,要請她到局裡談談,澄清一些有人對她的舉發。

崔小萍自認沒有左派背景,落落大方的和調查人員百般配合,為證明清白,甚至還提供他們過去的日記,希望幫助當局深入了解狀況。依據《崔小萍獄中記》的講法,起初她完全不以為自己是個「準被告」,第三次去到局裡遭拘押,才曉得大事不妙。結果,她一審被判處無期徒刑,覆判後減為有期徒刑14年、褫奪公權10年,全部家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需生活費外沒收之。

該案的覆判判決書,崔小萍「犯罪事實」是:

崔小萍於民國26年間往前陸軍醫院充護士,結識該院實習醫生韓匪谿(在大陸),由韓匪介紹參加匪少年先鋒隊,27年至西安,由朱匪星南(在大陸)介紹參加匪西北戰地服務團,旋在安吳堡匪青年訓練班受訓2週。28年就讀國立第六中學第二分校時,參加匪讀書會,經常集會研讀匪黨書籍《大眾哲學》、《唯物辯證法》及討論時局。29年轉入國立劇專就讀,結識該校助教劉匪厚生(在大陸)。36年劉匪厚生負責匪上海戲劇文化工作,組織觀眾劇團,崔小萍應邀參加該團,並於同年十月隨該劇團來台,在台北市中山堂」演出左傾話劇《清宮外史》《雷雨》、《續弦夫人》、《萬世師表》等,及在屏東糖廠演出《雷雨》,影射統治階級黑暗,煽惑工人掀起階級鬥爭,暗示匪黨前途光明,從事為匪宣傳,案經司法行政部調查局查覺,解經本部軍事檢察官偵查起訴……

類似的「犯罪事實」,翻閱當年白色恐怖受害者的判決書,你會發現除了時間、地點、人名不同,所謂「犯罪」行為雷同率極高,而且這些案件常在檢方提不出任何人證或物證的情況下,很多串接起來的所謂「犯罪」細節,還是抄自被告的自白書,而依據當年的軍事「審判」標準,竟足以判重刑了。

崔小萍日記上記載她如何被反覆訊問,或是訊問檢察官(或書記官)自己寫好了問答筆錄,強要她簽字的情形,這在其他無數政治迫害案調查程序中,也屢見不怪。

怪就怪在崔小萍太有名了,調查單位不曉得從哪裡弄來一份「四川省調查室」所編篡的「四川省奸黨份子調查表」,上面載有「德陽地區──崔小萍,女,已加入山東省立劇校活動」,於是像撈到寶物似的,展開所謂的「調查」,最後決定引君入甕。崔小萍辯說自己去吳安堡,只是因為離開家鄉山東濟南在逃難,為了投奔姊姊與姊夫,審判單位沒有把時代的侷促性考量在內,但沒人理她。

初判那天,崔小萍聽到判決後,大聲抗議,接下來有一段很生動的描述:

「把她帶走,有話你以後再說……」

「法官,你也有父母,你也會生兒女,判案不能像這樣缺德,判人家罪,要有證據!」

他笑嘻嘻的走下法庭,我看見他穿一件軍式襯衫,一條灰西裝褲,襯衫飄在褲腰外邊,一邊走,一邊笑!啊,上帝,崔小萍落在這種人執法人手裡……

▋李荊蓀:殺雞儆猴的著名個案

崔小萍有所不知的,還不僅是在她之前已有上萬個案件,都是這樣以「為匪宣傳」或是「潛伏在相關組織裡為匪工作」等,被斷送了生命,或毀滅了青春。這是國民黨計畫性的極權統治工程之重要一環,將任何對他們政權有潛在威脅的份子,羅織罪狀、相互牽連,犯罪情節越是荒謬,越能讓知識份子心生恐懼,明瞭在這個孤島上他們手無寸鐵,本來就是生死由人,遂不思反叛。

很多「笑笑的」在起訴或判刑這些政治案件的所謂「執法人員」,並不是如一般人以為的有「破案獎金」,為了私利,才卯足全力調查政治案,真相是當年情治單位的上級長官根本就鼓勵辦案人員這樣隨意抓瞎,構陷百姓。製造恐怖,本身就是國民黨統治的手段之一。這些執法人員退休了可以領18趴,而半世紀後,納稅人還要拿出近150億元新台幣來補償政治案件的受害者。

崔小萍案初審判決兩年多後,1970年12月10日,傳播界的另一條「大魚」也進去了──李荊蓀(1917~1988)。或許不似崔小萍那樣有名,但李荊蓀在當年的新聞圈,絕對是業者景仰的人物,他被以懲治叛亂條例第5條「參加叛亂之組織罪」,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生。判決書上寫著:「(李荊蓀)自民國34年至59年在南京與台北,在中央日報、大華晚報撰稿,以『星期雜感』等方式,散佈毒素,攻訐政府,刊登不利政府消息。」

判決書上還說,李荊蓀自1946年10月,在福州蒼前山經鄭文蔚之介紹,由魏然監誓參加匪黨,直到1970年案發,都是潛伏在國民黨的相關媒體,從事準備迎接「解放台灣」的任務。其實審判單位人證物證都沒有,只有俞棘(當時為中華日報副總編輯兼主筆)舉發,就讓李荊蓀到綠島吃牢飯了。

其實,這是一件起因於蔣經國和蔣夫人系統周至柔上將爭奪權位的政治冤獄,俞棘因另案被捕,情治單位清理俞棘的社會關係,發現他早年在福建與李荊蓀曾是同事,且在俞處搜查到李荊蓀1948年在南京寫給俞的一封信,如獲至寶,認為此乃打擊周至柔的天賜良機,窮追李、俞關係,暗示俞棘「立功贖罪」,於是俞棘一口咬定李荊蓀和他一起在福建參加過共黨讀書會,並以當時合拍的照片為證,而該照不過是一張郊遊紀念照。俞棘僅判三年,不久即出獄。

相對於崔小萍在北部監禁單位,朋友、同事可以應她要求,源源不絕的把吃的、穿的都送來給她,李荊蓀在綠島9年可就孤單得很,從頭至尾,他不准親人探監,認為自己被下獄已夠屈辱,不願煩勞家人長途跋涉,因為探視他而遭受種種手續上的刁難,換得另一種屈辱。1975年春蔣中正去世,政府宣布減刑,李荊蓀的刑期改為15年,在1985年11月17日刑滿出獄。

出獄後,李荊蓀參與創立的《新聞天地》給他一份不算太閒的差事,我曾去訪問他,他說,以前挺講究排場,現在卻可以過最簡單的生活,而且比較耐得住寂寞,「這是我15年以青春辛苦換來的最大收穫。」他還誠懇的表示,「我希望能夠在這個新社會做一個有用處的人,即使能夠掃掃地也好。」

世新成舍我老校長原準備找李荊蓀辦新報,那時李已年逾70了,還沒來得及就任,1988年2月12日,便死於自己不知道的心肌梗塞症,隔天台北大大小小的自由派報紙,都報導了他的死訊。

據老一輩的新聞同業說,儀表堂堂的李荊蓀是徽州人,在無錫長大,擔任大華晚報董事長的階段,喜歡票戲,平時待人接物和藹可親,言談也很風趣,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小資產階級的文人雅客,會發生所謂叛亂案,是因為他太特立獨行了,不黨不私不賣不盲,在極權統治的國家,哪裡容得下這樣的傳播工作者?案發後,台北新聞圈興起一陣移民風,這當然是台灣另類損失。


《白色角落》道盡白色恐怖中新聞界遭整肅的慘狀。

▋戴獨行:《白色角落》

兩蔣統治期間,台灣報業沒有新聞自由,大家都知道,政治新聞只能顛倒過來看,因而社會新聞的重要性大增,也養成了台灣讀者嗜讀社會新聞的胃口。聯合報與徵信新聞(即後來的中國時報)能夠在眾多報紙中脫穎而出,成為1970年代到1990年代獨霸報業市場的兩家最大報,就是因為社會新聞處理得當的關係。

兩蔣對於新聞界的整肅一向不遺餘力,而多年來唯一深入寫過這方面政治案件的,就是聯合報的影劇記者戴獨行(1928~1998)。他是上海人,自己曾在1957年因五二四事件入獄5年,1962年出獄。他寫的《白色角落》(1998,人間出版),是一本經過深入調查的報導,將當年新聞界與政界交互為用的密切關係,從在中國大陸時代開始詳述,而也就是因為這樣糾纏不清,使眾多新聞從業人員在國民黨內部的鬥爭中,特別容易受牽連。

這些整肅新聞界的事件中,以沈嫄璋(1916~1966)事件最受矚目。有一說是1960年代後期,情治單位針對1933年的閩變而大量清查福建人,新生報福建人很多,成為重點對象,因而揭開新生報第二波大整肅的序幕。《白色角落》將前因後果寫得很清楚。

沈嫄璋、姚勇來兩夫婦,過去曾被人檢舉在福建當記者時曾參加過共產黨讀書會,但是調查局副處長李世傑認為不可信而將公文簽結。蔣經國為部署接班,在調查局內先引發整肅鬥爭,沈之岳接任調查局局長後,蔣海溶一派被鬥倒失勢,《新生報》也受連累。調查局為整肅李世傑、蔣海溶,以此為由先逮捕李世傑,指控其為潛伏匪諜,因沈嫄璋夫婦與李、蔣二人是同鄉老友,當時任職於新生報記者及編輯,且沈是公認傑出的新聞業者,遂被調查局抓起來,要他們去「咬」尚沒有非法證據的蔣海溶,沈不肯,被刑求到死。

關於沈嫄璋是自殺或他殺,有不同講法,比較確實的是她在三張犁的調查站受到刑求時,被全身扒光,坐在一根粗麻繩上逼問,以致私處血流如注,最後或是死在留置室,或是不堪其苦、自我了斷。姚勇來則被判刑12年,出獄後在敦化南路頂好市場後面的香江大廈當管理員,兼賣香菸賺點小錢渡日。

戴獨行在書中譏諷說:「陳誠當時有一句名言,如果誰對政府不滿,就把他空投大陸,讓他嚐嚐共產黨的滋味!不過很抱歉,人們先嚐到的是國民黨的滋味。」

▋喊冤與轉型正義

民進黨執政後,台灣史研究成為顯學,而各種類型的政治冤案記錄,又成為其中最迅速膨脹的的一支。如果無法盡讀目前已累積近千萬字的政治冤獄記錄,從上述三本喊冤奇書:《崔小萍獄中記》、《蕃薯仔哀歌》、《白色角落》,多少可以領略為何台灣到現在為止,仍必須強調轉型期正義,甚至將之立為專法,成為政治體制得以正式執行的依據。

任何極權統治所造成的個人悲劇,都是對於民主追求的傷害,對於國族尊嚴的傷害。任何時代的悲劇,並不會隨著時間經過自動消滅,它會存在我們集體的歷史記憶裡,指揮著我們的現實行動。

讀喊冤之書,應是我們如何創造台灣未來的必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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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文化大學法律系財經組。多年來主業為期刊編輯工作,曾擔任《台灣新文化》、《日本文摘》、《牛頓科學》、《人本教育札記》等月刊及《重現台灣史分冊百科》總編輯,《新台灣》週刊編輯顧問等。著有《終生的反對者》、《人類沙文主義者》、《男人女人懂不懂:後性別時代的情欲觀察》等書,整理有《小驢:凱歌堂講臺.周聯華牧師講道集》、《蘇建和案21年生死簿:蘇友辰律師口述歷史》,譯有《漢娜鄂蘭傳》、《李仙得:南台灣踏查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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