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夏勒（George Schaller，1933～）是1985年進入羌塘地區的。此後直到今天，他幾乎每年都要在羌塘待上2、3個月，比留在美國康乃迪克州自己的家還久一些。不妨說，對於這位全世界頂尖的野外動物調查生物學家說來，近20年來，他主要的研究重點就在羌塘，調查藏羚、牦牛、雪豹、岩羊、野驢等的生態，且促成了中國政府在羌塘設置國家自然保護區。
羌塘是高寒生態體系，位於中國西藏自治區的北部，崑崙山、可可西里山以南，崗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以北，總面積為24.712萬平方公里，2002年成立的自然保護區，是中國第二大自然保護區。「羌塘」泛指藏北高原內流水系的連片地域，面積約為70萬平方公里，是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5,000公尺，在高山環伺下，地勢平緩開闊，湖泊星羅棋布，冰川四處可見，自古因交通不便，人跡罕見。
夏勒少年時代便知道「羌塘」的存在，他從瑞典冒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書上看來的：「我們向未知世界越行越深，把一串又一串的山脈拋在身後。每穿過一個山口，一片新的景觀就會展現在我面前，流露它的野性。荒蕪的遠景，直至那神秘的地平線。」赫定三度早訪羌塘地區，最後一次是1906至1908年間。
在一篇文章中，夏勒告訴西方讀者，羌塘地區大約義大利加上法國那麼大（30萬平方公里加上64萬平方公里），這數字遠超過中國官方公布的70萬平方公里。他說，2006年冬天他和一群漢人研究者在羌塘北部考察，車隊走了1,000英哩（約1,600公里），相當於從紐約到芝加哥，沒碰到半個人。
究竟夏勒為何迷上羌塘？他這麼寫道：「我了解到，羌塘的野生動物的確需要有人替牠們說話。過去多半是生物遭到殘殺、棲息地被吞噬之後，或者物種已無法挽救成為幻影時，針對危機，保護工作才得以展開。然而羌塘給人們提供了一個非常罕有的機會，來研究、保護及管理一個尚未遭受破壞的、完整的生態系統。」
羌塘的神秘地平線
1980年，夏勒是中國批准到四川研究貓熊的第一人，也是第一個獲准進入羌塘地區做野生動物調查的西方科學家。他從事野外動物調查，前後60年，功績彪炳，例如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研究山地大猩猩，在蒙古研究雪豹，在巴西研究美洲豹、在中東研究獵豹、在中國研究貓熊、在印度研究老虎、在坦桑尼亞研究獅子……包括羌塘地區在內，全球至少有15個大面積的自然保護區或國家公園，都由他直接或間接促成。可是，從未有任何一個地方像羌塘一樣，吸引他連續多年到訪。
羌塘地區給夏勒一種殊異的歷史感：「大約18,000年前，冰川從阿魯山脈遠遠的滑進了盆地。近千年來，隨著夏季變暖，冬季變冷，降雪減少，冰川融化，水面上升，盆地變得不適宜動物生存。但之後天氣開始變乾，湖裡的水在強烈陽光照射下蒸發，湖面縮小，為野氂牛和藏羚羊闢出新的棲息地。我是這更新世遺址的一個見證人。」
夏勒舉的這個例子是阿魯盆地，他將之類比為坦桑尼亞的塞倫蓋提，說「（羌塘的）野牦牛相當於那裡的斑馬，藏羚羊相當於遷徙的黑尾牛羚，藏原羚相當於那裡的湯姆森瞪羚。兩地的動物都隨處可見，時時觸動著你的精神和心靈。」（見夏勒，《西藏生靈》，〈1990年7～8月〉）
經過近30趟羌塘地區考察，夏勒終於目睹全球暖化與人口遷入對於生態之迫害。羌塘的氣候一年比一年極端，沙塵暴規模較大且劇烈，由於永凍層的融化，過去的春天與濕地都消失了，冰川在消退中，平均氣溫比1970年代升高3個攝氏度，原來稀少的植被面積更形減縮。這一切，加上道路開通了，礦區建立了，移入的牧業人口增加（從1950年代的100萬人，增加到1990年代的200多萬人），牲口無止盡的嚼食草地，以及商業狩獵的興旺等，都使野生動物更難有立足之地。
藏羚羊就是個最好的例子。夏勒以及在羌塘做調察的研究人員發現，整個1990年代，大約有30萬隻藏羚羊被獵殺，肉拿來吃，盜獵者主要的目標，其實是牠身上的羊絨──沙圖什（Shahtoosh，意為毛絨之王，直徑只有人髮的1/5），被稱為「軟黃金」，6隻藏羚羊才能製作出一張沙圖什披肩。盜獵人經由特定管道，將藏羚羊的毛絨運送到印度加工，再轉運歐美國家。一張藏羚羊的皮可賣得人民幣約200元，加工後的最終售價，是這個價錢的50至100倍，而幫忙剝皮的老百姓所在多有，處理一張皮可拿到5元人民幣。
每年6月起，雌的藏羚羊有一習性，就是在妊娠期集體遷移到數百公里外生產，這時，盜獵者大量以機關槍掃射在旅途中的母羊，剝皮棄胎，對於種群的滅絕更是雪上加霜。
藏羚羊保育困局的啟示
過去，沙圖什的販賣者對西方消費者編造了許多謊言，說是藏羚羊會在灌木林中脫毛，他們收集脫落的羊毛進行加工等等。夏勒揭發藏羚羊的生態真相，西方媒體廣為週知以後，才逐漸促使中國官方開始採行保育措施，在1998年12月發布了《中國藏羚羊保護白皮書》，呼籲國際社會共同保育藏羚羊。
雖然盜獵藏羚羊刑期可達15年，至今盜獵藏羚羊仍是羌塘自然保護區的大挑戰。藏羚羊的種群從1990年代的7萬隻，已回彈到21世紀第一個10年的10至11萬隻。個別的盜獵案件仍然查緝困難，但至少大規模的槍殺母藏羚羊集體剝皮的案例，已不再多見。
電影《可可西里》（2004）描述的就是1993到1996年之間，藏羚羊遭到巨量屠殺的真實故事。當時地方上雖已有巡山隊，卻沒錢、沒槍、沒人，光靠少數愛家鄉、愛動物的藏人弟兄自力救濟，為了查緝盜獵，多年下來死傷無數；說來諷刺，有時候他們必須把沒收的藏羚羊皮毛拿去販售，才能籌點錢發給工作人員薪水，以及添購器材，繼續對藏羚羊的保護工作。
實際上盜獵藏羚羊是從1985年便開始了，當時中國開始富起來，地方人士與外國聯繫較自由，也較有資金裝備盜獵行動。夏勒曾自歎天真，只曉得壯遊羌塘，享受野地之美，悠悠的進行野生動物觀察，太遲才警覺事態嚴重。羌塘太大了，從沒有人真正去估計藏羚羊的數量，更不知道牠在急遽消失中；牠是偶蹄目牛科的動物，不像大型的貓科動物如美洲豹、獵豹、獅子或老虎那麼壯觀，那麼容易喚起保育的決心；牠也不像熊貓與大猩猩那麼特別，宣傳不易，因此容易遭忽略。如果不是中國政府及時決定進行保護，極可能在世人完全不知道藏羚羊在羌塘生態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前，牠就已迅速滅絕。
夏勒生性木訥，但是為了動物保育，經常必須斗膽寫文章、受訪問。他說他只能這樣從旁協力，親身做保育工作的必須是另一批人，尤其是當地人；生態系統的健全，必須有明確的政策，以及當地住民樂意配合。可是他也警告：
「曾經有人提出，所有荒野地區，包括保護區，都應該一股腦兒交給當地人，他們浪漫地誤認為，當地人會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然而正如考古記錄所示，當地人往往濫用自己的資源。」（見夏勒，《與獸同在》）
藏羚羊、牦牛、岩羊、野驢等流動性大，不似非洲盧安達可以向遊客收取昂貴的門票，讓他們現場直擊大猩猩在棲地的固定作息。500美元一張門票，盧安達曾有一年逼近20萬名觀光人次的記錄，近億美元的收益，使該國躍過了研究者戴安佛西（Dian Fossey，1932～1985）必須自組武裝部隊與盜獵者對抗的保育階段，甚至在他們內戰時，反抗軍亦懂得這是生財之道，願意對大猩猩高抬貴手。
藏羚羊也不似熊貓數量極其稀少，中國可以高價租借給外國動物園展出，若生育子嗣，還可回送本國野放或圈養等。熊貓一度是世界保育動物的超級巨星，有「吸睛」及「吸金」之效，加上夏勒那本名著《最後的貓熊》適度破解貓熊生存之謎，終使牠脫離滅絕的命運。
在《西藏生靈》一書，夏勒提到1992年在羌塘地區借住一戶人家，他獻給主人一張卡片，一面是西藏最有名的聖者密勒日巴的畫像，畫中他被一群安靜平和的動物和一個跪著的獵人環繞著，獵人永遠的放下手中武器，即一把劍、一張弓和一袋箭，卡片的另一面，則是藏文的佛陀教誨：一個人不該殺戮，也不該引起殺戮。主人敬謹的以前額輕觸卡片，並放置卡片於佛桌上達賴喇嘛的照片旁。
但是主人後來承認，他把家族遷移到阿魯盆地，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捕殺藏羚羊，吃藏羚羊肉可使他不必宰殺自己飼養的牲口，藏羚羊的毛可以換到豐厚現金，他靠此已賺到一台卡車，而卡車又需要大筆錢來保養及購買汽油。事實上，卡車昨天才剛開出去，載著50張藏羚羊的皮毛去換汽油了。
夏勒也寫道，考察隊伍走到哪裡，都有藏民來抱怨為何不准殺藏羚羊。他們生活艱困異常，認為藏羚羊是老天賜給的禮物，不懂為何羌塘地區需要保育動物。經過幾十年的思考，他的結論是：開放狩獵不能做為一種生態保育政策，「你的一顆子彈，牠的一條命。」他常這麼說，原住民狩獵或是因為傳統如此，但人有能力可以改變族群的傳統，「傳統」亦並非永遠代表「智慧」。
甚至有一次被印度學界問及，夏勒對於拿活羊做為誘引大型貓科動物以觀察其行為，有什麼看法？他承認一生做過兩次，現在覺得錯了，替代的方法應該很多。
生態保育必須從你開始
夏勒的行事風格，在彼得馬修森（Peter Matthiessen）寫的《雪豹》中可略窺梗概。如果說「木訥」是他的缺點，「剛毅」絕對是他的優點。他曾說，如果沒有達到目的，那一定是走得不夠遠的緣故。他亦曾說，現在大家都在實驗室裡研究生物分子，拚命往微觀的世界鑽，事實上，「自然史仍是保育運動的基礎，必須人到現場，提出問題，觀察生物，聆聽、做筆記，不把鞋子弄髒是不行的」，不懂鉅觀的世界，如何談保育生物、保護生態？
沒有夏勒的努力，當今世人對野生動物的理解可能會減半。他的16本著作是最好的證明。也直到古稀之年後，他才逐漸透露了自己的身世之謎。
夏勒的父親是德國人，派駐芝加哥做外交領事，與他的美國母親結識相戀，婚後搬回德國。1933年他生於德國柏林，二次大戰時，全家隨著父親移居丹麥任職，混血兒的身份，隨著德、美開戰而日趨尷尬，「我很早就在內心自我放逐了，變得與人保持距離，事事保持沉默」。戰後雙親離婚，母親帶著他在1947年回到美國。回憶起大戰結束剛回德國時，他常必須等在美軍駐防營區外的垃圾筒旁，檢拾他們棄置的派餅、麵包及其他殘羹剩飯，好帶回給家人做為餐點。因此，他徹骨了解何謂「匱乏」、「瀕危」及「滅絕」的滋味
做為一個野外調查的生物學家，夏勒選對了大學，當年的阿拉斯加大學是北極保育運動的大本營，他結識了莫瑞夫婦（Olaus and Margaret Murie），並積極參與北極自然保護區的籌設，遂決意以自然保育為終生職志。1955年從威斯康辛州立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後，他多半時間在保育團體任職，也兼及大學教課，在野生生物保護學會（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的長期工作（1979～1988），使他有機會替許多國家的官方機構做保育工作諮商。1960年代初期對於山地大猩猩的研究《山地大猩猩：生態及行為》（The Mountain Gorilla：Ecology and Behavior，1963）為他奠定生物學界的地位，這本書，據戴安佛西的回憶，是啟發她走上田野工作的經典之作。
夏勒常說，假如他去世，會希望世人記得的他，就是一個曾經啟發後進，讓他們源源不絕走入野外實地做野生動物研究的學者，沒別的。生態保育不是一次性的功業，不是成立了什麼保護區或國家公園，就算大功告成；大自然永遠在動態中，野生動植物避得過人禍，亦不見得躲得了天災，例如山地大猩猩，雖然盧安達政府保育建效，在1990年代仍數以千計的死於伊波拉病毒。
「保育工作必須植根在每個地球人的意識裡，你按下電燈開關的那一剎那，你吞嚥某種食物的那一刻，你開車加了汽油，你寫文章用了紙張，你去海邊山林遊玩後願不願把自己所製造的垃圾帶回家等等。」夏勒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夏勒說，全球真心想做生態保育的國家，並不十分多，許多政府只是虛應故事，把保育政策做為一種政治酬庸，所以重要的還是我們自己，每個人必須要有保育生態的覺醒，時時對大自然抱著飲水思源的感恩之情，願意持之以恆的以行動來回報大自然，如此才可能有效的監督政府，擬定、調整較符合保育需要政策。
他引用了甘地的一句名言：「要改變世界，必先改變自己。」
延伸閱讀：
夏勒，《西藏生靈》（Tibet’s Hidden Wildness），張翼飛譯，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
夏勒，《與獸同在》（A Naturalist and Other Beasts），焦曉菊譯，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
夏勒，《最後的貓熊》（The Last Panda），張定綺譯，天下文化出版社，1994。
黃怡，《綠色先行者：生態運動關鍵十二人》，水牛文化，2013。
夏勒，Everyones’s Environment，India Forbes，June 1，2010。
《可可西里》，陸川編劇、導演，中國影集團，2004。
簡介夏勒終生成就的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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