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初，貝尤斯（Kevin Bales，1952～）仍於倫敦政經學院讀博士時，已在大學教了好多年關於人權的課程，也做了十幾年的義務及專業人權工作，表現備受肯定。有一天，在某人權活動場合，他拿到一張傳單，上面寫著：「現今世界上還有數百萬奴隸。」他很訝異，心高氣傲的想，怎麼會呢？假使存在這麼多奴隸，熟悉人權事務的他，哪可能不曉得？一定是傳單寫錯了。
好奇之餘，貝尤斯做了一點搜索，當時電腦資訊尚未發達，他找到3,000筆關於「奴隸」的資訊，都關於奴隸歷史，僅有2筆是當代的奴隸，而且內容荒誕無比，是傳說軼事而非報導或調查。這開啟了貝尤斯研究奴隸的事業。
說「事業」絕非誇張，貝尤斯現在是反奴隸國際（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的監事，也是聯合國「人口販運全球計畫」（Global Program on Trafficking of Human Beings）的顧問，曾為美國、英國、愛爾蘭、挪威及尼泊爾等國，針對人口販運政策做諮商，他還替聯合國建立了反人口販運的工具包，以及與柏克萊加大的人權中心合作，出版了美國本土強制勞動的專題報告。
貝尤斯與同好創辦了解放奴隸組織（Free The Slaves），正逐漸成為全球協助奴隸脫離困境的關鍵團體。他是霍爾大學（University of Hull）威伯福斯中心（the Wilberforc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lavery and Emancipation，簡稱WISE）的教授，並擁有一個募款公司（Pell & Bales Ltd.），光是在2011年，他們就募了16億美元給英國的醫療慈善團體、人權團體及英國勞工黨等。
目前只要講到當代奴隸的相關問題，很少人不認為貝尤斯是權威學者。他除了講學還著述，縱觀全球學界，在以奴隸為主題的論述中，仍以他的著作討論範圍最廣泛且深入。他追蹤奴隸現狀的足跡遍布五大洲，正試圖透過影音記錄，讓更多人來參與營救奴隸的人權工作。
茅利塔尼亞的悲哀
貝尤斯教授拿到那張呼籲解放奴隸的傳單近30年之後，我們隨便上網搜尋一下，就跳出成千上萬條關於當代奴隸的資訊。這裡有個故事：
史琪拉是茅利塔尼亞（Mauritania）脫逃的奴隸，她從小每天的工作就是取水、照管牲畜、燒飯和打掃。事情沒完沒了，她往往必須整天勞動，做到手腳發軟；一旦沒有事情了，主人便把她綁起來。他們從來沒給過她一分錢。因為母親是奴隸，史琪拉生來就是奴隸，他們像對待畜牲那樣對待她，她的膝上及腳底都有主人家的所有權烙印。白天做苦工，晚上被綁著睡覺，夜深人靜時，那些男人就來了，她根本無法反抗，「我第一個兒子的父親是我的主人，我第二個兒子的父親是我主人的兒子，我生下的第三個孩子是女的，她的父親是我主人的外甥。我發誓不要讓我女兒重覆我的遭遇。」
史琪拉一次又一次的被強暴，也一次又一次的逃跑，每被抓回，便換來更嚴厲的鞭打。最後她終於成功了。
莫罕默德也來自茅利塔尼亞，他說他只有名沒有姓，本來他連名都沒有，因為奴隸不准有姓、有名。他生來就是奴隸，整個家族都是奴隸，不好好作工，只有挨打的份兒。主人家住在撒哈拉沙漠一個獨立的村落，好不容易有士兵通過，他跑出來討救援。當主人要士兵們交還莫罕默德時，他嘶聲哀求士兵們：「與其你們把我還給他，不如現在就殺了我吧！」如今，他還有八名近親在當奴隸。
你會問，茅利塔尼亞沒有法律嗎？主人虐待家奴無須懲罰嗎？是的，他們有一個1981年的立法，可是那麼多年過去了，直到尼琪拉和莫罕默德逃離苦海，從未見人受罰。茅利塔尼亞人視蓄奴為家常便飯，現今全國400多萬人口，粗估仍有4%是奴隸，也就是大約16萬人。國際人權工作者說，他們看過一些國家的人口市場，那些被腳鐐手銬的奴隸，還知道自己是奴隸，遇到機會仍會逃，最慘的就是茅利塔尼亞的奴隸，很少綑綁，被像家畜那樣被趕著來市場，靜悄悄的，懂得逃的是非常少數人。
茅利塔尼亞很窮，平均每人每天只需1.25美元即可度日。它是個西瀕大西洋的非洲回教國家，面積有台灣30倍大（103萬平方公里），但70%的國土是沙漠，水域僅占總國土0.03％，且政爭不斷，完全符合貝尤斯教授所陳述的、當代奴隸的生成條件。
奴隸，或幾乎是奴隸的強迫勞工……
貝尤斯教授在TED的演講中說：「我現在講的是真的奴隸，不是一般人掛在嘴上的『唉，我嫁錯人了，只好作牛作馬！』或是『我選錯行了，一輩子都要當人家奴隸。』的那種奴隸，而是必須不眠不休工作，不幹活就有鞭子伺候，想逃逃不掉，而且薪水很少，甚至拿不到半毛錢的、像歷史上那樣的奴隸。」
茅利塔尼亞的奴隸雖多，至多是奴隸人數占全國人數比例的全球第一名（見上黃表），至於奴隸人數最多的排行，印度、中國、巴基斯坦是前三名（見上表），這三個國家也分占全球人口最多的第二位、第一位、第六位。過去半世紀，全球人口從20億人膨脹為70億人，要如何餵飽所有的人，確實是挑戰。然而誠如貝尤斯教授所說：「一個國家生育眾多，並不見得就會有人必須賣身求存，但如果加上內戰、種族紛爭、爛政府、瘟疫、災荒……加上人權狀態惡劣，那麼奴隸便產生了。」
貝尤斯教授提及，他走遍全世界，訪問那些自己逃出來或被救出來的奴隸，說法都大同小異，並非一開始是人家把槍架在他們脖子上，這樣眼睜睜的被人帶走。起初總是有人到村子裡來問：「有人要工作嗎？我在幫一家什麼什麼公司徵人，待遇不錯，他們管吃管住，如何又如何……」要知道，現今世界有10億人是每天餓著肚子上床睡覺的，他們身處的社會毫無工作機會，其中許多適齡的勞工上有高堂、下有妻女，都在等著吃上一口飯。
可以想見，肚子都顧不上，這些人哪裡可能受過教育，被這樣三兜兩兜，動心的便跟著走了。
以下有兩則台灣人看似熟悉的例子：
殷鵬是柬埔寨的農夫，34歲（2014），他和同鄉約1,000人左右，都是透過一家叫做「巨洋」的仲介機構，引進給台灣人所擁有的漁船作工（2009）。這些漁工被帶到非洲、日本、斐濟、卡達及馬來西亞等國的海域，船家承諾給每人每月美金150元薪資，可是後來只拿到一半。據殷鵬說，他不但沒有拿到全薪，還被迫整天工作，如果他身體不舒服，不能工作或做工速度慢下來，船長就揍他。在船上他根本吃不飽，航海2年，船只靠岸兩次，一次卡達，一次塞內加爾，都是2012年，乘坐接駁船上了岸。
「回家嗎？我想都不敢想。當時船在海上捕魚，我們看到的除了海水就是海水。我無法和家人通訊。我跟奴隸差不多。」
在塞內加爾，殷鵬終於打了電話給他哥哥，哥哥要他聯絡LSCW，一個提供小孩與婦女法律協助的柬埔寨民間團體，他們通知了國際移民局（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for Migration）。船長發現殷鵬這麼做了之後，准許他離船。據LSCW的人員表示，他們已知200多名柬埔寨漁工有類似狀況，如果他們想逃，只好跳入深不可測的大海，凶多吉少。
台灣是頂尖的漁貨出口國家，每年銷售到海外各國的漁貨淨值20億美元。柬埔寨漁工殷鵬所屬的巨洋公司負責人林玉欣（Lin Yu-shin，音譯），因為將數百名柬埔寨人載送到遠洋捕魚，並把漁工當成奴隸對待，2013年在柬埔寨遭逮捕。2014年4月，柬埔寨法院將林玉欣判刑10年，巨洋公司必須賠償150個受害者每人1,750～15,900美元的賠償金（新台幣5.1萬～47萬元）。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調查，世界各國像殷鵬這樣淪為強迫勞工的人數，估計有2,100萬人，其中1,170萬人工作地點是亞洲，漁工的處境尤其令人同情，因為他們被孤立在海上，與外界聯絡很困難或完全不可能。
台灣漁船是亞洲海上漁工的主要僱主之一，估計約24,000名菲律賓、印尼及越南人為其效力，除了合於本國法的管道，台灣漁船也透過非正常管道，招聘到柬埔寨及緬甸等地的漁工。以下為菲律賓漁工塔塔的一段經歷自述：
我今年34歲，來自菲律賓一個窮苦人家，和台灣漁船簽約當漁工。契約上明明寫著「每天工作8小時」，一旦上了船，才發現不是這麼回事。我們早上6點起床，除了早、中、晚餐各休息20分鐘，就是不停的工作，晚上只能睡5、6個小時。
一天又一天，我們必須跳下海水，在船隻依然前行的狀態下，拉起重達25公斤的撈網，網裡是珊瑚斷片。這些珊瑚是用來做高級飾品，賣給台灣的觀光客。根據台灣法律，勞工不得連續工作超過12小時，或超過2週合計的84小時，我們卻天天超時工作。我的月薪是台灣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634美元，但是第一年會被仲介公司扣除一半，再逐年遞減扣除額。實在很不公平，不過因為找不到其他工作，我們只好忍受。
國際勞工組織認為台灣對於台灣漁船的監督是「漫無規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以上述的巨洋公司為例，高雄的檢調單位聲稱他們無法跨洋進行調查，要求民間組織提供受害者證詞，事實上他們上網搜尋，就可以找到受害者的說法。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2010年的資料，全球從事海上捕魚工作的總人數是5,480萬人，其中有87%在亞洲籍的漁船上工作，而地球上無論近、遠洋漁業，有73%是亞洲籍漁船。因此台灣綠色和平組織以「一桌的海鮮料理比外籍漁工的月薪還高」發表新聞稿時，絲毫沒有誇張，我們吃到的海水魚，大多是「海上的奴隸」拚死拚活，才捕捉來的。
近年來坊間流傳多部台灣外籍漁工及外籍看護工的訪談紀錄片，皆有人抱怨「我很想吃飯，但不夠飯吃，吃不飽呀……」，實在令人汗顏。台灣不是魚米之鄉嗎？政府年年收購的米不是堆在倉庫裡長蟲嗎？蔬菜、水果、肉多得發爛……政府放任台灣人身為當代奴隸的「奴隸主」，已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當代奴隸中，超過一半是婦女與孩子……
更令人為之憤慨的是，2,100萬當代的奴隸中，1,140萬人是婦女及小孩。根據調查，1,900萬名被迫勞工是在私人企業中工作，200萬人在政府機構或者反抗軍中工作。在私人企業中的被迫勞工，則有450萬人是在賣淫。
台灣已出版一本書，書名是《這是自由的一天：我走遍世界，尋找被騙的女孩》（Slave Hunter：One Man's Global Quest to Free Victims of Human Trafficking，Aaron Cohen、 Christine Buckley，李宥樓譯，啟示出版，2010），作者是目前仍活躍的人權工作者，專事救援被迫賣淫的婦女（其實之中很多是小女孩）。他告訴讀者，這種賣淫的被迫勞工如何在全球性的黑社會集團操縱下，過著非人的生活，那些地方不僅是火坑，根本是地獄。
貝尤斯教授對公眾演講時，常常強調「奴隸簡直供過於求」，當今世界「最火熱的投資項目之一就是販運人口」，半個世紀膨脹出來的50億人口，尤其在非洲、印度、南美洲、東歐、東南亞等，都是人口販子蜂擁而入之地。
根據貝尤斯教授的調查，歷史上的奴隸比現在值錢的多，過去要買一個奴隸，大概平均折合現在的4萬美元，所費不貲，因而是暴利，使人口販子絡繹於途。可是當代的奴隸便宜到你無法相信，有些地方，你90美元便可以買到一個奴隸。「過去的奴隸你要養他們一輩子，現在就跟免洗杯一樣，用過即扔。」
貝尤斯教授說，他去尼泊爾調查，當地很多工地，地勢很高，沒有路也沒有交通工具，他看到尼泊爾的少年揹負和他們體重相去不遠的石塊，上上下下喜瑪拉雅山。有一名少年的母親告訴貝尤斯：「我們在這裡活不下去，卻似乎也死不掉。」然而飄零在世界各地的強迫勞工，卻可以為奴隸主創造1,500億美元的產值。聞名於西班牙語新聞界及政界、做過世界銀行執行董事的委內瑞拉人奈姆（Moises Naim）在名著《誰劫走了全球經濟》（Illicit：How Smugglers, Traffickers, and Copycats are Hijacking the Global Economy，吳國卿譯，時報出版，2006）中不也說：
橫渡大西洋的貿易，400年才把1,200萬名非洲奴隸進口到新世界。1,200萬是不少的人口，但看看東南亞，據估計10年來已有3,000萬名女性和兒童被走私到別處。人口走私並非獲利最高的非法交易（獲利最高的是毒品走私），但無疑是成長最快的一部分。──〈為什麼奴隸盛行於21世紀？〉
解救奴隸，人人有責
那麼，我們如何解救他們呢？
貝尤斯教授認為，要靠立法及執法來解救奴隸，可能緩不濟急。雖然把奴隸贖回來，有些人也覺得太便宜了奴隸主，「但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什麼辦法能夠最快的使他們回復自主、重拾有尊嚴的生活呢？」贖回當今的奴隸並不貴，在印度，人權團體以150美元便贖回了一家三代，他們的奴隸身份是世襲的。在蓋亞納，贖回奴隸一人約400美元，全球的平均價錢大致如此。贖回美國的奴隸價錢最高，約3萬美元。
稍微加總計算一下，贖回當今奴隸的總價，大約是108億美元。貝尤斯教授說，108億美元看來是天價，實際上只等於美國人每年吃洋芋片及蝴蝶結餅乾的錢，或是買牛仔衣褲的錢。國際互聯網（Intel）一季的所得差不多是108億美元。大家會問，難道別無他途嗎？不是去了舊的奴隸，新的奴隸馬上又補回去了？
問題是，我們要眼睜睜的生活在一個充滿奴隸的世界嗎？除了不斷拿錢贖回他們，還有更立竿見影的方法嗎？
當代的奴隸遍布於每個角落，例如台灣受僱主虐待的外傭，就是我們親眼看得到的例子。契約上講明了照顧一名阿公或阿嬤，卻必須服侍一大家人，甚至要到工廠、到辦公室打掃，到田裡助割等等，一年365日，像7-eleven一樣全年無休。或是那些鷹架上的外籍勞工，我們知道他們承擔的工作量及危險性嗎？報上常常報導，外傭、外勞「逃」走了，我們知道他們為何要逃？
豈不是因為他們自覺是個奴隸，不想再繼續做奴隸了嗎？
（本文引用數據，來自國際勞工組織與貝尤斯教授公開發表當代奴隸人數。根據以澳洲為基地的Global Slavery Index，2016年全球的奴隸已達4,500多萬人。）
延伸閱讀：
貝尤斯演講：「如何抗制當代奴隸？」
台灣綠色和平組織曾發表一部7分鐘的記錄片，訪問100位漁工，談他們在台灣漁船上的工作經驗。
民視異言堂訪談：我是移工不是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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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我們的寶島，他們的牢》，張正、廖雲章、白宜君、李岳軒編譯，時報出版，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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