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興（1939～2023）的《家變》完稿於1972年7月，1973年4月初版（長春藤文學叢刊），至今超過半世紀，始終佳評如潮。初版的推薦文，與王文興私交甚篤的顏元叔講得最好：「《家變》，就是『真』。」
無論台灣文壇多年來如何從《家變》的結構、文字大做文章，多數捧讀之人，恐怕並不覺得王文興的文學突破很重要，重要的是他所呈現的驚悚經驗。唯其「真」，即使讀者不曾經歷作品坐落的年代，也多半能夠想像其中的兩代衝突。或許每一個家庭親人之間的碰撞力道與內容不盡相同，不致衍生為該書以父親出走的家變終場，但無疑的，《家變》寫的是永恆主題：我為何會生長在這樣一個家裡？我如何在這裡活下去？
《家變》主角范瞱，一個在大學教書的27歲知識份子，以其自小受到嬌縱的激烈個性，霸凌他良心知道是個好人的爸爸、疼愛妻小的爸爸、忍辱負重的爸爸，只因為爸爸行事畏縮、謀生乏力、心智遲鈍、習慣不良，范瞱賤視他，怨恨他無法為家人帶來更好的物質生活，從而找到霸凌他的正當性。父親出走後，《家變》寫道，范瞱與母親才開始過上較為健康的生活。
為何如此？《家變》作者前前後後、意識流般的述事已淋漓盡致。該書雖仍安排有時間縱軸，但主角范曄的念流紛飛雜沓，讀者必須自己去記憶、去分辨，哪些霸凌出自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亦稱戀母情結），哪些出自世俗偏見，哪些出自個人執拗，哪些或許具備些許理性成分，哪些純粹是范瞱為自己人生不順的負面情緒尋找出口。
中華文化常說，人在亙古時代，「但知有母，不知有父」，而人類歷史發展至今，仍公認母親角色的重要，恆大於父親。可是《家變》的另一主角，替范瞱自小把屎把尿的母親，范瞱對她同樣不假辭色。王文興筆下的母親，風聞洗衣婦下個月要漲價了，便誣賴她偷了一條淺綠色的手帕，控訴的嘴臉無比淒厲，使工作向來勤勉的洗衣婦黯然自行辭去。這一切，不過是母親無力負擔洗衣費用，為掩飾自己顏面，特地做給鄰居們看的。
王文興也不厭其詳，兩度描述母親誣賴父親在外面有情婦，大吵大鬧，只因為年華老去，對自己容顏失去自信所致。父親但求不要鬧大事端，委曲賠罪，不惜下跪等等。范瞱對兩者皆不齒。
《家變》中的范曄，雖對自己加諸於父親的忤逆偶有反省，然而長大養家之後，父親因高齡失智，言行更形不堪（例如在蛤蜊湯中加了巨量味精），范瞱對他的霸凌也頻率越高。生計困難下成長的下一代，其人格扭曲的形塑過程，王文興抓牢不放，讓我們看見了中華民國在1950至1970年代下級公務員的世俗窘境，以及因為周遭大人們對應而生的貪婪與虛偽，造就出這位憤世嫉俗的青年范瞱，他的孤獨與惡濁，他的種種隱密於家中的罪行。
在過去的歲月，瞻仰王文興文學成就的人，至多稱《家變》是一本「逆俗之作」，無人膽敢承認他們也是類似范瞱這樣的受害者與加害者，或至少是書內親人之間粗言暴行的見證人。
霸凌本身是權力的鬥爭，一種出自人性的原始宣告，最令人心酸的，多數人往往起於厭拒霸凌、憂懼霸凌，因而勉力使自己充做強者，最後竟成了不折不扣的霸凌者。
哲學家叔本華、羅素的兒女們，這樣回憶父母親
雖則全書鑄型來自大環境，《家變》畢竟只是虛構的小說。我還記得第一次看到哲學家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的自述，他和母親那些劇烈的爭吵，以及怨毒的指控，甚至互毆扭打，最後就是分居兩地，決裂24年互不探訪，直至母親離世。
只要提到叔本華，他與母親的關係必然受到檢視，有些作者（例如寫世界哲學史的威爾杜蘭）還說，他是最孤獨的哲學家，沒有母親、沒有太太、沒有子女、沒有家庭、沒有朋友、沒有國家。
叔本華自己說過，他的性格與意志遺傳自父親，智識遺傳自母親。而一個人，任何人，怎可能如此兇暴的反噬那雙餵養他的雙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在一般人觀念中，母愛是最高尚的人類情感，什麼使叔本華激憤到必須以文字徹底摧毀母親？身為人必然會犯錯，再慈和的母親也會犯錯，究竟是什麼讓叔本華認為母親罪不可逭？
是的，叔本華出自一個父系遺傳有異常精神基因的家族，父親在1805年，即叔本華17歲那年，自殺身亡。母親也是作家，擅長寫羅曼蒂克的小說，當歌德告訴她、恭喜她，說叔本華將成為了不起的作家，她回答：「我從來沒聽說一家會出現兩個天才。」叔本華出版博士論文，母親當眾恥笑他、出他洋相。叔本華卻自傲的告訴她：「你的名字要揚名後世，還得靠我的作品。」
幸好叔本華的父親留下一筆遺產，保證他能夠安心寫下他著名的《意志與表象的世界》。研究叔本華的專家卻說，他作品中所表現的脫俗與平靜的風格，和他的氣質剛好相反。叔本華自小就常感到不安，莫名的焦慮，任何小事都可能讓他驚恐。至今無人知曉，究竟是什麼因素，使他僅願意在絕對的孤獨中度過一生？
後來，我讀到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女兒凱薩玲泰（Katharine Tait，1923～2021）寫到與父親一生相處的經過，才比較能夠理解父母親對於子女的教養，是一種瀰天漫地的壓力，較諸那些受到父母強力抑止起而反抗的子女，反觀備受愛護與關懷而一向順從的子女，當他們個人獨特的生之意志初萌時，或許還加倍痛苦，在面臨親情與理想的切割時，或許還更淒切、更壯烈。
凱薩玲泰寫下的《我的父親羅素》（My Father,Bertrand Russell，李寧譯，水牛出版，1977），是一本從事教育工作者會感到興味的書，可惜已絕版多年。書中大篇幅寫到她和哥哥約翰的父母親所創辦的實驗學校畢肯希爾（Beacon Hill School）：
許多在畢肯希爾的孩子都是問題兒童，他們被送到這裡，是父母們的孤注一擲。他們把自己的悲傷，以及個人生活上的挫折，都發洩在別人身上。他們在家裡已養成的殘忍性情，遠比他們所犯的過失還要不幸。這種小孩是不會給被害者帶來安慰的。畢肯希爾的氣氛，或許多少能幫助他們，但是對我與約翰卻幫不上大忙。
凱薩玲泰的言下之意，無非是她和約翰的父母，被那許多孩子分享了，他們本應該受到的親情關照，被父母的教育理想之實踐給稀釋了：「對我個人來說，畢肯希爾學校是我感情上的一大不幸，因為它搗碎了我孩提時代璀璨的幸福，使我在後來的歲月裡，花了很多時間去尋找一種替代與補償。」
7年的實驗教育結束後，凱薩玲泰與約翰的父母離婚。或許是濡染了多年的羅素教導孩子們的性愛觀，他們與後來的三位繼母們，都保持了相當平靜、尊重與和愛敬的關係，但是凱薩玲泰最終發展出和父親完全背反的宗教觀。
羅素畢生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為什麼我不是基督徒》，解構猶太人與猶太性至今最成功的施羅默桑德（Shlomo Sand）曾數度在演講中談及，他之所以寫作《我為何放棄做猶太人》，正是受了羅素該書的影響。但是凱薩玲泰不然，她不但成為虔誠的基督教徒，還促使她的夫婿放棄在美國國務院穩定的公務員生活，成為宣教士，曾深入非洲散播基督教思想。
凱薩玲泰在《我的父親羅素》中，最精采的是能夠把對於羅素的批判，以無比溫煦的口氣傳達給讀者：
爸媽所賴以成長的宗教，是一種沒有恩典的枯燥道德，是一系列不可能的追求，這苛求使他們沮喪抑鬱。他們為逃避這種痛苦，故喜悅的選擇一種自由的生活，而且確定這種生活對他們是好的，並希望他們的孩子也能如此。……（但是）信仰、寬恕與恩典，對我來說，就好像漫長霪雨之後的朝陽。不管我做什麼，不管我心裡怎麼想，上帝都會在那裡寬恕我，幫助我重新站起來。雖然我無法贏取祂的愛，我也不會失去它。祂的愛是絕對的，無條件的。
被長子解構的索爾貝婁
在撰寫出版《索爾貝婁之心：長子回憶錄》（Saul Bellow’s Heart：A Son’s Memoir，Greg Bellow，朱雲譯，南京大學，2018）之前，格雷格不曾受到媒體關注。他在書中說，索爾貝婁197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已成為美國的公共財產，甚至在父親的去世記者會上，都沒安排家人致辭，他還必須「擠上台」，才能夠代表家族講幾句話。
那麼這表示索爾貝婁不重視家人嗎？非也。他是歷年來諾貝爾文學獎頒獎慶典中，唯一帶著十來個近親參與盛會的文學家，浩浩蕩蕩。索爾貝婁曾說他們糗事做盡，但是大家都很開心（見Norman Manea訪談集）。《索爾貝婁之心》更證實，索爾貝婁一生的眾多小說角色，幾乎每個都是他過從甚密的親友，他們輕易對號入座後，並不是人人高興。沒有這些人物，很可能就不會產生索爾貝婁的小說。
偌大的美國，小說家多如牛毛，當代最傑出小說家前十名的名單中，經常有人將索爾貝婁與威廉福克納並列，一北一南，公認他們是最有代表性的美國小說家，是文學藝術的極致。因此，當格雷格側寫索爾貝婁，將他自青年至老年的情感生活公諸於世時，不僅研究文學的人感興趣，他的書迷也趨之若騖。
格雷格長大後成為心理分析師，或許是比《我的父親羅素》更有力的寫作條件。職業的訓練，使他即使對父親所做所為不以為然，卻能夠基於同理心，把父親的動機、希望、姿態等等，寫得鞭辟入裡。然而，格雷格願意掏心掏肺，自曝生來怯懦，從小深愛父親，一旦父母離婚，就像天塌了那般。他如何逆勢成長，克服種種挫折與父親的反應，成了該書最動人的部分。
格雷格從小渴望父愛而從未得到滿足的痛苦，確實讓讀者感到他自己那顆活蹦蹦的「心」，也比較出格雷格和父親最大的不同，就是父親以其無限的理性，硬下心來，才能夠不受前後五次婚姻的親情羈縻，一步步堅定的踏步向前，拮取他文學上勝利的果實。
換句話說，對於索爾貝婁而言，五任妻子、三兒一女，並不是他人生最重要的情感寄託。他甚至愛朋友遠過於愛親人，包括他原生家庭的父親與手足。格雷格透過回憶錄意在說明，他如何在這樣一個父親的影響下，困頓掙扎的活出自己的人生；格雷格從一而終，只討過一個老婆，想必也是不願意讓他的子女承受父母離婚、頓失依恃的巨大煎熬。
然而比較起索爾貝婁在《抓住這一天》（Seize the Day，鄭臻、袁則難合譯，新風，1971）所摹寫的自己的父親，你還是會感到貝婁比格雷格厚道。貝婁的父親是個動不動對三個兒子們賞以巴掌的老爸，貝婁是老么，若非疼愛他的媽媽堅持給他最優質的早期教育，貝婁最可能的下場，是到老爸經營的煤炭公司做夥計。媽媽早逝，是貝婁永遠的痛。
格雷格在《索爾貝婁之心》中分析父親多次婚姻，是因為想尋回他心中那個對他無條件疼愛的母親，似乎也失之簡略。貝婁的學思歷程相當複雜，每位夫人對應的是他該時期的實際生活需求，這方面，反而是兒子把他浪漫化了。
正由於《索爾貝婁之心》的聲色俱足，使我感到恐怖：索爾貝婁往矣，死了的人不能替自己辯護，而這樣的、來自子女的回憶錄，與其說是一種追念，還不如說是另一種霸凌，一種更永恆的霸凌。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