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站在台北市衡陽路與懷寧街口二二八紀念公園的入口處往西望，左側衡陽路二號是作家朱天心在她的作品裡所提到：就讀北一女時會一下課衝來買的「金園號酸梅湯」。這家酸梅湯原只是一部裝載飲料的手推車，顧客來買就用塑膠袋綁橡山皮筋帶走，遇雨則躱進亭仔腳，這一進一出的，後來不知為什麼就擁有了店面，我住台北時也常去，還向老闆討教秘方，大抵甘草、陳梅、桂花、山楂這些防流感的材料不可少，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用可裝500杯量以上的大鍋煮才不會走味，煮好後又得冰鎮，而不是往湯中加冰塊，那反而會沖淡了味道。
這棟仿巴洛克式的牌樓厝地址為衡陽路2號，但日治時期則為榮町1丁目30番地，從文件和老照片裡判斷應是「升川洋服店」，專門販售洋服、軍服、各學校制服等，老闆是升川二三二；旁邊的新公園完工於1908年，為了有別於台1897年完工的第一個大型公園「圓山公園」，因而命名為「新公園」，是台灣第一個承襲歐洲風格的近代都市公園，今為「二二八紀念公園」。
二二八公園循衡陽路延伸到到現在的西門町紅樓前原有一橢圓公園（已拆除），這條帶狀精華街道是日本時代臺北最為繁榮的榮町，一般稱為「銀座」，戰後成了來自中國上海難民的集中地，進駐許多上海布莊、餐館和采芝齋等點心，當然因為緊臨總統府、中山堂等政治中樞，也不難遇見那些將軍、夫人等新權貴階級，而在許多城市書寫裡不只朱天心，對這一帶有著城市共同記憶者我還注意到「都市偵探員」建築教授李清志的描述：
中學時期每天晚上補習下課後，總要走到衡陽路搭公車回家，，在新公園側門口，可以看見兩棟典雅又富人性的建築，各自站在衡陽路轉角兩側街口；其中一棟被塗抺著橘黄色的油漆，大大的招牌寫著「公園號」三個字，附近穿著尊貴綠的衣的第一女高學生，常常在此買酸梅湯喝；而早年二樓上的「田園」西餐廳，聽說是當時臺北城中少數播放古典音樂的西餐廳，許多文人雅士都喜歡在此聚會寫稿，孫越曾經主演的同志電影《孽子》便曾以此地作為拍攝的場景。
榮町的建築形式在1912年的臺北市區改正裡被統一設計與規範，到了戰後初期基本上仍保有其美麗的街景，李清志的年紀還看得到，他說：
另一棟與「公園號」面對面的古典建築是「三葉莊」旅社，這棟建築的立面雕飾設計比起「公園號」更為繁複精巧，特別是紅磚的洗石子材質之間的搭配，更顯出設計者的功力。
李清志所說的「三葉莊」旅社在日本時代係屬アパート，由英文apartment（公寓）而來，大都是小套房隔間的形式，比一般旅館的價格便宜。建築的外觀設計，由當時的台灣總督府土木課技師野村一郎等統一規畫，落成於1912年間。
從懷寧街到重慶南路這一段北側的衡陽路店舖，前後大約曾經開設強調電氣寫真（室內打光）的寫真（照相）館、樂器店、運動用品和江山樓支店。
江山樓是日本時代的四大酒家之首，由吳江山於1917年設立，位於日新町二丁目一八六番（今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保安街、歸綏街與甘州街所圍成的區塊），建物係四層樓紅磚建築，其中有女侍服務，飲酒作樂，以「台灣第一之支那料理」做廣告，吸引臺灣權貴富豪出入，這「江山樓支店」應該是後來的分店了，江山樓在戰後歇業，而這分店則換成了一家豆漿店。
三葉莊旅社在一樓部份曾經是一家Cafe，一度賣起了冰淇淋，這也是李清志母親生活回憶中的一部份，這兩邊相互輝映的街景到了戰後國民黨政府來台還存在，1990年三葉莊旅社一夜之間遭到拆除，李清志評論說：
國民政府來台之後，雖然早期因窮苦困窘，只得窩居在日本人建造的建築中辦公與居住，但是長期以來所灌輸的反日教育及悲慘記憶所帶來的對日仇恨情緒，使得國民政府在處理老舊的日據時期建築顯得十分草率，毫不珍惜。
在國民政府執政幾十年來，台北城內許多的日據時期建築遭到拆除，其中包括火車站、扇形機車廠、神社、醫院、機關等等；這種現象在強權時期，似乎沒有太多人有勇氣提出反對意見，挑戰當年的精神思想口號。
隨著台灣地區政治的日漸開明改革，人們對於城市中歷史建築保存的呼聲也日漸興起，90年代初期台北城的歷史建築正面臨被大規模清除的危機，其中部分原因可能也是因為歷史建築保護的聲浪日漸增高，使得歷史建築業主害怕將來被列為古蹟限建，因此衝動的以最粗暴的方式來對待這些歷史建築。其中最令人震驚的是三葉莊旅店的拆毀，當關懷歷史建築的輿論興起時，三葉莊旅店業主緊急在一夜之間，將衡陽路口這棟典雅的日據時期建築夷為平地，使得衡陽路原本雄踞街口兩轉角的三葉莊和公園號，頓時失去視覺平衡的美感。
現在我把三葉莊旅社紙上作業畫了回來，卻有著一種失落感，我忽然想起公園號喝酸梅湯的朱天心也曾寫下的一段憂心的文字：
我不知道，在女兒的時代，她還能這樣牽著她的孩子繼續四處指指點敘說著城市的身世嗎？還是只能在冰冷無味的教科書中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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