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消防組喆所於1917年落成，其位址就是今日台北市忠孝西路與重慶南路口的消防大樓（忠孝西路一段86號），當初有座高達120尺（36公尺）的警鐘塔供消防夫（消防人員）登高望遠，日夜輪值看守，注意火災的發生。
二樓有座銅像就是第一任官設消防組組長澤井市造的胸像。澤井市造（1850-1912)從小失去怙恃，寄人籬下，乃養成堅毅不拔的性格，曾當過船員，後來在鐵路工學博士松本莊一郎處工作，習得建造鐵路的本事，參與北海道鐵路建設計畫，1893年加入「有馬組」，1895年以「有馬組」工事部主任隨軍入臺，係軍方御用承包商，初期從事基隆港築港及縱貫線鐵路營造工程等。
日人治臺前，清國政府並無任何消防組織與設備，遇上火燒厝，只能官民合作各提水桶前往打火，日人稱之為「手桶時代」。1898年澤井市造從有馬組獨立出來，另設「澤井組」，後來的臺北支店就是圖畫中右方數來第二樓建築（今之重慶南路一段3號），自立門戶後，臺灣許多早期建設諸如南門新店間輕便鐵路、小粗坑發電所堰堤、以及現在的台灣菸酒公司本來的公賣局大樓、監察院及自來水博物館等，都是他督工建造。
澤井在1898年被公推為私設台北消防組的頭取（隊長），從組長、組頭、小頭到消防夫約五十餘人，因為救災工作急需擅於攀爬功夫的人員，澤井因擁有建築方面的充沛人脈而眾望所歸，所以早期私設消防組也大抵由建築工人兼差；1902年2月，臺北廳籌建官設消防組，便請澤井出任第一任組長（相當於如今的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局長），救災範圍擴及臺北城內、大稻埕及艋舺等區域，值至1912年逝世於臺北，任內強化救災技能與設備，整合組織人力及挹注經費等，貢獻良多，只是個性強悍，如1909年利用供水道在武德會廣場實行水泵實驗，邀請各界參觀，隔日見諸報端，《臺灣日日新報》的評價很負面，澤井氣憤不已，堅持要報社刊載訂正啟事且需提出一張謝罪書來，最後連廳長也出面緩頰，這才息事寧人。
然而澤井氏的功績令人懷念，所以每逢消防界的重大節慶，眾人都會去參拜他的銅像。第二任的船越倉吉（1866-1930)是澤井的義子，21歲投身土木營造，舉凡關西線、山陽線、北陸線、幡但線的鐵道工事皆曾參與，伴隨澤井入台，他又因為是「太田組」的創辦人，人稱「太田倉吉」，1914年11月7日的淩晨3點發生了「日之丸」（日の丸）旅館大災，這場火災一發不可收捨，在東北季風的助燃下，火勢更為猛烈，雖然各單位全力救災，卻仍歷經兩個小時才完全滅火，造成房屋延燒86間，合計損失約21萬圓的重大損失，於是各方開始認真探討救災制度等問題，所謂官設消防組其實是官督民辦，應朝增設專業常備消防手的方向思考，1919年田健治郎上任總督，發表內地延長主義政策的施政主軸，1921年廢「三一法」制定「法三號」從此日本國內之法律也適用於臺灣，5月10日中央公布勅令第206號「臺灣消防組規則」 ，臺灣總督府旋即於同月19日發布「臺灣消防組施行規則」 ，比照日本內地成為消防組織成立之標準，1922年1月，北市協議會在該年度預算書中「社會事業費」下編列消防預算，是為臺灣常備消防組織之伊始。
所以在澤井市造和船越倉吉前後兩任的接棒努力下，使台灣邁向消防制度的現代化，船越其實也有銅像在圓山公園內，但和澤井銅像的境遇一般，早就不知去向。這讓我想起台南奇美實業的創辦人許文龍先生曾經親手重塑打造烏山頭水庫與嘉南大圳的八田與一與台灣水道水之父濱野彌四郎的銅像贈予各界紀念，表彰他們對台灣的卓越貢獻；長期研究台灣史的莊永明寫了一本《正港台灣人》，臚列屬於英國籍者有5人，加拿大和德國各一、日本人則有13位，開宗明義說：
本書以「正港台灣人」做為命題，是因書中所介紹的20位「非台灣人」，雖然血緣不是台灣人，籍貫不是台灣人，但是他們可都是比台灣人更「台灣」的人。
不論是隨著西方資本主義侵入而來的傳教士或探險者，或者是跟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而來的日本學者或技術官僚，他們心繫台灣、研究台灣、建設台灣，奉獻給台灣的不只是一生之中最美好的歲月，他們為台灣人服務、為台灣鄉土盡心盡力，任勞任怨、無怨無悔，以「正港台灣人」稱之，應是名正言順。
澤井市造辭世後，交待大體火化後要埋骨台灣，與卒於1919年的總督明石元二郎一樣，都葬於三板橋，即今台北14號公園，現在當然都荒塚一堆草沒了，咱們現在到處看得見的蔣介石銅像，身後還在桃園浮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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