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件菲律賓「政府」必須承擔的錯誤,近日我們的媒體報導、政府發言、民間輿論卻不斷地出現把無辜、手無寸鐵的菲律賓民間/弱勢者作為懲罰、辱罵與洩恨的對象。「菲律賓」成了負面動詞或形容詞,主要暗喻「落後與野蠻」。臉書上也不時看到──好朋友因「菲」事件而決裂,因為其中之一勸對方注意語言、不要傷及無辜,畢竟是「菲律賓政府」做錯事,不是這些弱勢的人民;這樣的理性勸告卻得到「你既然那麼愛菲律賓,乾脆搬到菲律賓那個『野蠻國家』去住好了。」在這些瘋狂與矛盾之中,「誰較野蠻、誰是文明」成了衝突與交鋒的核心。

雖然類似「仇視菲籍人民無助究責 公民團體籲各界勿殃及無辜」的反省之聲正在傳播,其影響力或「效果」有待觀察,但或許更值得我們深究的是,眾多「殃及無辜」的歧視與暴力,來自許許多多循規蹈矩、關懷社會、熱血的好國民──經常透過慷慨捐發票、捐所得、捐血液傳播大愛給四海之內受苦受難的人。然而,面對「菲」人「菲」事,或更多與「東南亞」人/事有關的爭端,好國民往往無法看見事件中真正的「加害者」,卻轉身成了尖刻、暴力、歧視的壓迫者,壓迫那些我們想像中比我們「野蠻」、「落後」的政經弱勢國家與弱勢人民。這是任何一個自許「文明」社會令人挫折、也令人費解的壓迫意識。

或許Charles Taylor對國族主義的見解,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他說:「國族主義根本上是殖民地尊嚴受傷的菁英對殖民國之現代性帶來的威脅與壓力的一種回應,而獨立後國家所推動的『現代化』建設即是對過去征服者之現代性帶來的羞辱,進行具體化或物質化的回應。」就台灣而言,無論是當年日本的殖民統治或者是美國美援對台灣全面性發展的扶助,此一歷史事實,呈現台灣確實「曾經是」某些國際強權「濟/弱/扶/傾」的對象,同時也標誌了自身的經濟、文化落後性。「被統治」、「被援助」的歷史同時把自卑情結注射進入台灣社會的血液之中,當征服者、「援助者」離去後,盡快趕上過去征服者和「援助者」的「文明先進」,成為智識菁英揮之不去的「追趕遲到現代性」的焦慮。

台灣過去的「經濟發展」相當程度緩解了此一焦慮。「十大建設」、「新竹科學園區」、「亞洲四小龍」等「成就」,將台灣經濟由勞力密集帶向知識密集產業,把台灣導入全球高科技產業的國家之林,讓台灣榮耀登上國際舞臺。換句話說,工業現代化與高科技洗去台灣「貧窮、落後」的外貌,扭轉了「弱、傾」的形象,走向物質富裕(「現代/文明」的標誌之一)。這樣的「經濟物質成就」大大提升了台灣在世界的「文明」位階,洗刷了台灣長期背負的「落後」、「不發達」的羞辱,換取了世界眼光的肯定,同時也帶來了「進步」與「文明」的形象與尊嚴。「經濟成就」因而成為人民建構自我認同──「我之所以是我,我是這樣的成為我」──最核心的認同要素。

台灣的經濟奇蹟,讓台灣「差不多」趕上了現代文明,也因此台灣社會普遍有著「絕對不能再度沉淪或被『拖累』」的兢兢業業。然而,台灣經濟快速且高度發展的階段過去了,目睹著昔日自我眼中「文明後段班」的越南、印尼等「東南亞」國家,「竟然」一個接一個成為國際矚目的「新奇蹟」或令大國讚賞(垂涎?)的「金磚」,反顧台灣自身的「倒退」或停滯不前,「再遲到的現代性」的焦慮感澎湃再生。

「反菲」中對無辜弱勢者展開的歧視性暴力語言,絕不是單一而特殊的。記得才不久之前,台灣社會在面對「一波又一波來自東南亞的女性」一個個成為「新台灣之子」的母親的情況,幾近歇斯底里、口無遮攔地疾呼「台灣男人不要再去娶來自『落後國家』的『低素質的』女性」;不斷地以「低劣人口素質」為理由,要「外籍配偶不要生那麼多」。過去常聽到「『連』韓國都超越我們了…」的慨歎,現在我們自身的狀況似乎已失去再使用「『連』韓國都..」的合理性。這種失落再加上「『連』菲律賓都『敢』對我們…」,共同觸動了我們內在「再─遲到現代性的焦慮」。事實上,台灣並非孤單的焦慮者,不久前才聽到一位馬來西亞的知識青年談及馬國的國家發展狀況,悲情地說:「和其他東協國家相比,我們可能只剩下贏寮國、柬埔寨…就是那些聽起來很農業國的國家,…可是我們未必也可以贏泰國,因為泰國旅遊業比我們發達,搞不好泰國以後還趕上我們。」

這些高分貝又激昂的「人口素質論」、「國家輸贏論」,實足以徹底毀滅一個人身為人的自尊,一個國家作為國家的尊嚴。但還是要強調,這些戕害他人尊嚴者,往往是你我周邊再熟悉不過的好國民。何以好國民往往瞬間成為冷冽的歧視者、壓迫者?

「野蠻化」、「低劣化」弱勢者是修補自身受傷的尊嚴最方便、最痛快的「解憂劑」。然而,當藥效退去,一切並沒有因此真的變好,因為我們自身的「受壓迫意識」並不會因為我們成為「壓迫者」而消解。而在那些近乎瘋狂、歇斯底里、決裂的壓迫性話語之中,受害最深的始終是弱勢者的尊嚴與生計。

一位駐守國境大門的朋友曾對台灣與東南亞的跨國婚姻現象感慨地說,「…其實我們不是反對這種婚姻這種移民,…但是大家還是會怕會擔心,現在這種婚姻帶進來的人口及所生的小孩的總數,已非常可觀,已超越原住民人口,…她們多數來自經濟弱勢家庭,多數也是和台灣社經弱勢家庭結婚,未來這樣的人口若繼續成長,台灣的經濟競爭力一定會下降,那台灣還有什麼可以自豪的呢?…不是反對,其實眞的主要是擔心台灣的經濟前景。…」「那台灣還有什麼可以自豪的呢?」一語道盡我們「得以尊重世人」的條件與侷限。

印尼在國家獨立初始,身為當時第三世界不結盟領袖的蘇卡諾總統高昂地說:「我們的國家獨立紀念碑一定要建得像(法國的)艾菲爾鐵塔那樣!」蘇卡諾這句話未言明的痛苦,對有類似被殖民歷史的你我應該都不難體會。「仇視菲籍人民無助究責 公民團體籲各界勿殃及無辜」的呼籲,雖然是一則令人寬慰的訊息,但究竟「無助究責,勿殃及無辜」這些文字是否足以澆熄正肆虐中殃及無辜的反菲沸血,或許有賴我們在重新審視自身的歷史過程中,重建我們的主體性。

然而,從浩瀚的知識探究到人類社會的經驗互動在在顯示,重建主體是一個無比艱鉅的考驗。自我剖析一個矛盾現象,或許可作為主體意識發展的第一步:為什麼在我們許多追討正義的聲音中,一方疾呼政府捍衛國家主權,他方卻又期待美國(武力、經貿強大的大國)「盡快出手」,扮演「公正」的「仲裁者」、「野蠻」的「馴化者」、「文明」的「教化者」?

(作為者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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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及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核心關懷:以後殖民主義視域觀察東南亞國家的制度與文化、婦女與性別、跨國婚姻與移民。在日常教學場域,最樂見學生對權/威的質疑、對壓迫的反省和抵抗;心目中最優秀的學生是可以自然、「無畏」但有禮地說出:「老師,你要去買便當喔?方便順便幫我買一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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