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塔哲（Thomas Starzl，1926～2017）曾告訴同僚：「知道我成功的秘訣嗎？就是我從來不躲避子彈。不要管多少人反對你，你必須把所有精神集中在你的創造力！」而普立茲獎得主David McCullough論及史塔哲時這樣說：「歷史不該侷限於政治與戰爭。各行各業都有他們的光輝歲月，有他們各自的歷史，史塔哲無疑是現代醫學史上的大英雄。」
人稱「器官移植之父」的史塔哲醫師2017年3月去世時，美國各大報都刊載了他的悼文，有的嚴肅、有的詼諧。熟悉他的朋友說他有14種個性。他對病人及朋友和藹體諒，是個意理分明的醫學教授，是個令人肅然起敬的醫界領袖，晚年還是個善體人意的丈夫，然而在手術室裡，卻始終是個獨斷獨行的暴君，著急起來經常口出穢言，如：「我操你媽的去死！」
文章前面這張美聯社的照片，不時被拿來做為佐證。照片上中年的史塔哲在手術前，臉上冷冷酷酷，一副要去跟人打架的狠勁兒。了解器官移植現場的人，尤其是早期的肝臟移植，病患腹腔往往湧現大量鮮血，弄得手術衣胸前都是血，有時還會流到醫師們的褲子裡，滲進鞋子，然後淌在地上。那裡，是如假包換的「戰場」，
史塔哲醫師承認，雖然有些手術在狗身上做過幾百遍，又已在人身上做過不知多少遍，他仍然不放心，術前會一次又一次的查書，確定筋脈位置，心中複習所有可能發生的情形，直到下第一刀，緊張壓力才鬆弛下來。遇到棘手的手術，病患快不行了時，當然最不肯放棄的也是他，每每纏鬧著其他醫師努力再努力，這時他會低吼出這句流傳已久的史塔哲名言：「不相信生命的人通通給我滾！」
台灣讀者有幸在2007年讀到史塔哲的回憶錄《拼圖人：一個器官移植外科醫生的回憶錄》（The Puzzle People：Memoirs of a Transplant Surgeon，1992）。史醫師在聲名鼎盛的65歲宣布退休，因為他前一年心臟病差一點掛了，退休後立刻著手寫這本書，將他個人的生命史併合器官移植發展史（他本身就是確立腎臟以及後來肝臟移植手術標準流程的醫師），原原本本地記錄下來。而剛從實務退休的小兒手術權威林哲男醫師，亦毫不猶豫地在退休後馬上著手翻譯這本書（望春風，2007）。英文原著與中文譯本的出版日期是15年之隔。
更幸運的是，2017年3月史醫生去世時，另一本大量側寫史塔哲醫生的《站在器官移植前線》（Last Night in the OR，Bud Shaw，柯清心譯，木馬）出版了。這本書與《拼圖人》的寫作風格完全不同，前者是蕭柏德醫師流暢、幽默且充滿哲思的精采散文，後者是史醫師鞭辟入裡、鉅細靡遺的報導文字，兩者合併閱讀，不但能夠更立體地了解史塔哲醫師及器官移植專業，也帶領我們深思，為何他會說：「不相信生命的通通給我滾！」
介紹史塔哲醫師一生成就的紀錄片《Burden of Genius》於2018年問世。
這裡只有一個老闆、一個老大
這麼說好了，如果閱讀《拼圖人》像是上了一整學期紮紮實實的現代器官移植史，那麼閱讀《站在器官移植前線》就是學期結束後，大夥兒在小酒館裡歡樂聚餐，眾人對偉大的醫學導師史塔哲致敬之餘，開始講些他的閒話，也雜夾小小的批判與捉狹。
《站在器官移植前線》作者蕭柏德醫師（全名Byers Shaw，「柏德」是他的小名及筆名），雖然僅在史塔哲麾下3年，卻是史醫師最稱讚的年輕輩醫師之一，甚至讓他擔任訓練其他資淺手術醫師的重責。器重蕭醫師的程度，從史塔哲官網刊載的一封推薦信可看出：
柏德在我們這裡表現簡直太優異了。柏德在技能與學識上所具備的能力，使他迅速成為超級的外科醫師，他可以獨立操作最棘手的移植手術。在我們最近做的15至20台肝臟移植手術中，他只有2、3台沒有參與，而有他在的手術全都表現良好。在他前幾年輪值動刀的腎臟移植手術中，他也同樣的傑出。
到目前為止，柏德對於手術科學的知識深厚，而更重要的，為求學術生涯更上層樓，他一週中有兩天在實驗室裡，和Bart Griffith協力研發非肝素的心導管技術。柏德個人及與他人已發表18篇論文，刊載在重要的醫學刊物。柏德是本院主管們所尊敬的導師，而且儘管他在醫學院授課機會不多，我也聽到不少對他教學的讚賞。
儘管史塔哲是個心性平和的人，在手術房裡卻常因為求好心切，對於前來匹茲堡大學教學醫院學習肝臟移植的新手醫師嚴厲到近乎挑剔。雖然柏德後來得到史醫師人前人後的讚不絕口，剛到時可是受盡語言暴力，有的人還會挨史老大的肘子。
「我認為史塔哲醫師向來知道他想怎麼處理問題，可是他對我們或者不願意講，或者講不清楚，於是便叨念我們不用心、礙手礙腳、注意力渙散、無能，直到終於有人把事做對。」柏德這麼寫道。而日裔美籍的尚恩（Shun Iwatsuki，岩月舜三郎）醫師是史醫師的最佳拍檔，知道怎麼收拾史醫師弄壞的情緒殘局，帶領年輕醫師們把手術做完。
不但語言暴力，史醫師規定手術房裡一切的一切，例如血管一定要打4個結才能切掉，不能是3個，「打結用的縫線一定是要較細的4-0或較粗的2-0，絕對不能用中間粗細的3-0。如果你用3-0的線，就犯規了，那樣不但表示你優柔寡斷，更是百分之百的錯誤。」蕭醫師諷刺的寫道。
我一直認為，下腔靜脈是縫合新肝最困難的地方，因為靜脈藏在橫隔膜底處，很難看得到。……但是做第一例肝移植時，我發現竟然出奇好縫。雖然我沒有縫過，但是看過史塔哲做過很多次了，我看自己的雙手模仿史塔哲的動作，連翻動手腕重握針、拉出縫線都如出一轍，就像看到他一樣。我在不斷觀看他的過程裡，學會了手術。（見《站在器官移植前線》）
史塔哲不輕易稱讚人，卻說柏德是「我見過的最厲害的手術醫師」，在手術房內外曾被謂為奇聞。《站在器官移植前線》有一段，柏德描述自己首次聽同僚轉述時，狂喜異常，一路飆著自行車回家還差點撞車。然而史醫師衝著柏德的書呆子氣質，有一次手術故意把一副肝臟掉在地上，讓柏德急著想用優碘來消毒它、挽救它，這時史塔哲及其他人哈哈大笑，把真的新肝臟端出來，柏德才知道上當了，要移植的不是地上這副砸掉的肝臟。
「柏德不但得到同僚的高度敬重，無論是醫院裡的非醫療人員或他的病患，大家都從心底喜歡他。」史塔哲在前述這封給巴德應徵匹茲堡醫學院助理教授的推薦函中這麼說。
柏德在史塔哲指導下度過2年，1983年如願結束他在匹茲堡教學醫院的臨床研究助理工作，轉到匹大醫學院教書，1985年7月又轉到奧馬哈的內布拉斯佳州大學，建立起他的肝臟移植中心，享譽全球，並推動美國器捐的全國登錄分配系統OPTN有功。
史塔哲醫師與蕭醫師相差24歲，卻成為終生諍友。史醫師的《拼圖人》初稿曾寄給柏德，請他不吝批評。柏德閱後，寫了一封信鼓勵史醫師務必忠實自己，寫下一切，不要怕別人怎麼想，不然回憶錄就沒價值了。柏德還說：「如果你不繼續把書寫完，我可要花個一年半載，幫你把它寫完。」
這封信中，柏德也預告了《站在器官移植前線》的出版，他說他希望自己哪一天能夠寫本暢銷書，版稅多到他可以免費給一切需要肝臟移植的人開刀。
嗯，好浪漫的一個醫師啊！
美國醫界曾對肝臟移植冷眼旁觀
1999年，史塔哲醫師73歲，這年夏天的一場慶祝會上，醫界送他一捲錄影帶，其中訪問多人，講述過去他們與史醫師的共事經驗，盛贊的、揶揄的都有。輪到史醫師致詞答謝時，他突然心有所感地說：「要是以前我態度好一點就好了！」大家都笑了，知道他是指自己曾在手術室裡又叫又罵的，或是半夜三更會打電話給同僚，大談他的新構想，或是為了迅速地抵達目的地，時而從人行道超車等等。
關於手術房裡的「教學」，蕭醫師的《站在器官移植前線》有所反映。他在名為〈融入〉的這篇文章，寫到一位來自國外的手術助理亞山，此人在他祖國已是獨當一面的醫生，到美國是為了做住院醫師訓練；柏德醫學院二年級升三年級的暑假，亞山教他許多事情，包括柏德開刀下手太重差點害慘病患時，他如何給柏德一段溫婉的勸說。亞山的態度，和史醫師南轅北轍，前者是容許犯錯的教育，仍然可以達到教誨的目的，後者則不是教育，而是你死我活的真槍實彈。
蕭醫師當然深曉史醫師面臨的各方壓力，他到匹茲堡教學醫院跟隨史塔哲的1981年，美國醫界普遍仍認為肝臟移植終將是沒有結果的鬧劇，甚至曾有人告訴蕭醫師，肝臟移植「只是一場對無藥可醫的病人，進行的死亡前昂貴酷刑」。誠如史醫師在《拼圖人》不斷提到的，雖然順利植入肝臟，病患的預後卻不佳，一批又一批的死亡。那些詳細的數字與死因，實在觸目驚心。
但是更早在1960年代，器官移植的存活率更低。從1954年一對同卵雙胞胎由墨雷醫師（Joseph Murray）器官移植成功之後，到1963年25位器官移植專家在丹佛舉行的「器官研究會議」，腎臟移植的死亡率都還很高，200個病例中僅有10％活超過3個月，6%活超過1年，即使是腎臟移植權威墨雷動的手術，術後以抑彌朗（Imuran，又譯移護寧）做為反器官排斥的免疫抑制劑，也僅一例活超過半年。只有史塔哲醫師以抑彌朗加類固醇做為免疫抑制劑，在30個腎臟移植病例中有80％存活率，以致全世界各地的移植外科醫師紛紛到他服務的柯羅拉多教學醫院取經，開始為期20年的「抑彌朗＋類固醇（強體松）」年代。
然而在肝臟移植的存活率，史塔哲1963年到1967年的成績也很慘澹，雖然他是全球第一位進行肝臟移植的外科醫生，病人就死在手術檯上，再接下來4位病患順利移植，卻都死在術後的出血或感染。為此，他自動停止移植肝臟3年，想從實驗室裡繼續尋找可以讓病患存活更久的方法。
從1970年到1979年的「抑彌朗＋類固醇」年代，史塔哲救活不少肝臟移植病患，但是總存活率仍然不超過50％，因而掀起美國國內的「反肝臟移植運動」，他們說史塔哲根本就是「兇手」，這些病患只是他的「實驗動物」。
一如既往「不躲避子彈」的作風，史塔哲在《拼圖人》中沒有太提到這些反對的力量，而是一五一十的，把和腎臟、肝臟移植史上的有功人士及其貢獻，原原本本的介紹給讀者。若讀者不是醫界人士，《拼圖人》也算是很完整的人體腹腔生理學入門書，因為要解釋器官移植預後的複雜性，史塔哲醫師將膽、腎、肝的交叉功能及免疫反應都講得很清楚。
為尋找對於腎、肝移植後的免疫抑制劑，史塔哲曾有意圖加入各相關研究團隊而被嚴拒的經驗，就像蕭醫師一樣，史醫師對這些前輩專家敢怒不敢言，只不過他不像蕭醫師書中那樣嘻笑怒罵，史醫師認為，反正山不轉路轉，只要繼續嘗試，一定會出現新境界。
環孢素的發現
若沒有抗排斥作用的免疫抑制劑環孢素（Ciclosporin）的發現，無論史塔哲多年發展出來的肝臟移植手術技術再優越，存活率仍令人膽寒。《拼圖人》前面書頁有一張伯烈爾（Jean Borel）的照片，他是環孢素功能的發現者。
1970年，兩個新的真菌物種被瑞士山多士藥廠（現在已併入諾華藥廠）研究人員分離出來，它們分別來自挪威及美國威斯康新州的泥土，都具有環孢素的天然成分。1971年，該藥廠的免疫專家伯烈爾發現，在老鼠的皮膚移植及其他測試系統中，環孢素具有免疫抑制功能，而且證明它只對部分的免疫機制有抑制作用，因為這種較狹隘的免疫抑制作用，在器官移植時可以避免壓抑人體所有的免疫功能，使病患較不致因為避免器官排斥作用而使用免疫抑制劑之後，會染上其他疾症而死亡。
史塔哲與英國的器官移植研究重鎮劍橋大學多年來持續有學術交流，因而得知他們已開始將環孢素運用在腎臟移植的病患身上，遂尾隨運用在匹茲堡的肝臟移植病患，兩邊都發現，環孢素加類固醇可提高病患的術後存活率。
環孢素從實驗到成功發展為器官移植用藥，並得到醫療保險全額給付，是史塔哲回憶錄的高潮。史醫師不厭其煩地敘述所有參與者及促成者的種種投入與折衝，因為醫界一般而言對新藥的接受度不高，在1980年代初，器官移植界已普遍認為，「抑彌朗＋類固醇」（加上短期ALG）足夠用就可以了，唯有少數有遠見的器官移植界領袖，如劍橋的甘恩（Roy Calne，1930～）及匹茲堡大學醫學院的史塔哲，仍在為提高腎臟與肝臟移植病患的存活率而奮鬥不懈。
史塔哲認為，器官移植的光明大道上有兩塊必須移開的巨石，一是缺乏較有效的免疫抑制劑，在1983年因環孢素問世已確定移開了。另一個巨石是組織配對可能對器官移植的將來有重大影響，這點也因最權威的主張者寺崎一郎（Paul Terasaki）承認錯誤，而打開親屬間捐贈的限制，大大增加器官移植的數量。《拼圖人》第11章中，史塔哲醫師推崇寺崎的學術良心，是全書中最精采的部分之一。
後來很多人訪問史塔哲，他常說最感謝的是實驗室裡的狗，為了精進人類器官移植手術，他犧牲了數百隻狗。晚年身邊常有狗作伴的史醫師說，如果年輕時對於狗性情的了解更深，他絕對無法以狗做實驗了，那麼，現代的器官移植史可能必須改寫。此外就是早年那些病患，願意信賴他做器官移植，若不是以他們活生生、血淋淋的案例為基礎，改進再改進，今天的腎臟或肝臟甚至多重器官移植，恐怕都不會成為醫療上的常規行為。
說到醫療上的常規行為，蕭醫師在《站在器官移植前線》有一章名為〈懷俄明州的煉油工〉，對史塔哲猛烈追求肝臟移植件數，曾提出非常嚴厲的批判。這兩位器官移植名醫，對「生命」的意義考慮不盡然相同，蕭醫師在他成立的移植中心成功後，轉而研究如何妥善照料術後的病患，發展出多套標準軟體，使用者日眾；史塔哲醫師退休後仍介入異種移植研究，希望能把狒狒的器官移植到人體上，以解決目前器官捐贈者太少的問題，但失敗至今。
《站在器官移植前線》與《拼圖人》必須合併閱讀。它們肯定會改變你對生命的思考。
史塔哲醫師說，人家稱他為「器官移植之父」，可能有人會反對，有些人認為自己若不是器官移植之父，至少也是器官移植的「養父」。不過，他很高興的說，他從未拒絕這個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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