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寂了二十年的社會運動，特別是學運與工運，在2012年似乎又有了風雲再起的跡象。
主流媒體對社會運動的報導，通常脫離不了「世代正義與弱勢族群要照顧，但是也不宜或不可傷及經濟發展的基礎，兩者要兼顧與並重」這種四平八穩的說法。很多的投資或是競爭力評等機構，往往也都將環保、勞工運動等等社會力的展現，理所當然地視為經濟展望的負向因素。媒體或是投資機構處理這類問題的方式，大概也接近多數人看待發出不平之鳴的團體或族群的態度—我們雖然同情與理解異議者的處境，但是常態的經濟活動還是更為重要的。
這種思維背後，有個隱性的邏輯是說，讓經濟的歸經濟，政治的歸政治，對經濟發展最有利，商業活動以外的社會力展現，則一律被視為是對經濟行為的干擾與阻礙。這種想法對不對呢？即使先把公平正義的追求放在一邊，這樣的想法恐怕也禁不起考驗，最多也只能算是：有時正確，有時不正確。
法老王要蓋彼時最宏偉的金字塔，郭台銘要建全世界最具規模經濟的生產基地，那樣的時代、那樣的生產模式，對「效率」的追求者來說，將所有的異議者都當成是「來亂的」，雖然政治上不正確，但在管理與經濟上卻可能是有道理的。
但在另外一邊我們也看到，沒有上個世紀六零年代的民權運動與嬉皮文化，就不會有後來產值驚人、居美國文化輸出大宗的搖滾樂；沒有對社群主義與平等精神如此堅持的網路駭客，就不會有在世紀之交撼動全世界的網路產業；沒有黑人對於白人種族中心的憤怒與批判，就不會有風靡青少年的嘻哈音樂與街頭潮文化。
這並不是巧合。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說，資本主義前進的動力是「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過去我們對於這種破壞的欲望，總是將焦點集中在逐利的動機，而且視為天經地義，捨此無他。但是很明顯的，這是對於「破壞的欲望」的過度窄化。人類的破壞欲望，也有可能是源自對既有體制的不滿，對於一個更好的世界的想望。在社會學家韋伯眼中，資本主義世界的形成，跟基督新教信徒榮耀上帝、以求來生的欲望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非逐利的動機，卻有著開展經濟新局的意外結果，從來就不是一件新鮮事。
承平時刻，產業典範沒有巨幅變動的年代，逐利欲望的企業家，能夠降低成本、開拓有效的市場區隔，或許就足以引領台灣的經濟邁步向前。但是這樣的模式，顯然無法拉拔台灣走出當前的經濟困境。新世紀的消費者，期待的是價值的創造者跟定義者，而不再只是市場空缺的填補者，或是製造出最便宜產品的廠商。而無法提出有效的價值主張，正是台灣產業走向茫茫然的關鍵因素。
台灣的社會運動沈寂了二十年，至少可以證明，這十多年來台灣的經濟困頓跟社會有不同的聲音沒有多大關連。既然如此，媒體或這些研究機構如果要說這一波的「社會動盪」會危及經濟的成長，也就是一件沒有立論基礎的事情。
非常有可能的反倒是，台灣過去一二十年的異質性不足，才是台灣產業轉型失利的關鍵因素之一。我們當然不能很天真地說，所有的社會異質性都有利於產業發展，社會上的不同聲音，的確不利於特定產業的發展；有些反叛的聲音，可能還要負嵎頑抗主流與商業體制的吸納收編。但有一點是確定的：一個畏懼不同意見的社會，無法滋養出以價值創新為導向的產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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