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家工廠,一共有60條不同的產品線,少數長銷,多數波動較大,甚至有些逐漸沒落。市場預測本來已經十分困難,生產計劃5年前就必須排定,生產週期又長達4年之久,這家工廠如何能夠應付市場的急速變化?

如果這60條生產線上的產能幾乎無法調整,熱門的產品線很難擴充產能,冷門的也無法裁減,各產品線的工人既難以重新訓練,調配到其他產品線,又擁有常年合約保障無法資遣,這家工廠如何能永續營運?

如果這家工廠進一步採取民主制,廠長由工人選出,實施工人治廠的制度,這家工廠如何能夠有效推動改革?

如果市場上游的重要原料來源日漸減少,所有工廠都面臨產能過剩的問題,家家都有上述動彈不得的苦處,更有甚者,一種嶄新的生產方法正在醞釀之中,風雨作勢欲來,這樣的產業如何自我調整,迎接未來?

還好,現實世界裡這樣的工廠並不存在。

不過,以上的素描是否很接近台灣大學教育現況的寫照?

大學的重要性不必花太多時間論述。雖然美國有兩位科技界金童,微軟的比爾蓋茲和臉書的祖科伯都從哈佛大學中輟,21世紀矽谷天使投資教父Peter Thiel甚至於提供一人10萬美元的獎金,鼓勵大學生休學兩年,追求創業的夢想,但他們都不否定大學的功能,只是從機會成本的角度主張:如果一位大學生有一個偉大的創意,能夠改變世界,為什麼要再等兩年,非拿到大學文憑不可?

大學與中小學教育最大的不同是它是現代人漫長的教育過程中最後一個階段,大學畢業的那一天,便必須離開相對封閉、備受保護的校園,進入沒有圍牆的茫茫人海。因此大學雖然不是工廠,但從人才供需的觀點,大學無可迴避的責任之一便是一面為社會提供所需的人才,一面為學生提供進入社會的充分準備。

●高教超容問題比資訊業更嚴峻

台灣高等教育面臨最嚴峻的問題是人口急速降低,1995年台灣新生人口(今年正好到達大學入學年齡)為33萬人,2000年(2018年入學)30萬人,2005年(2023年入學)大幅降到20萬,2010年(2028年入學)繼續跌落為17萬人。換句話說,即使目前大學滿載(其實入學錄取率已經超過100%),15年後仍將超容50%。

假使教育是一個企業,台灣164所大學就像這家企業擁有的164家工廠,50%的產能閒置的嚴重性實在難以想像,比當前資訊產業的處境更為艱困,如果現在還不趕緊採取行動,15年後只有面臨破產的命運。

從表面上看,超容的問題可以透過關閉後半段的私校,招收大陸和外籍學生,甚至於12年國教等各種方式緩和。但關校牽涉到招生素質的常態曲線分佈,台成清交若不適度縮編,各校的學生平均素質必然下降。以陸生或外籍學生填補學校產能,其實等於目前資訊業的OEM代工模式,如果沒有妥善的移民政策相應搭配,不過是為人作嫁,有違高等教育為社會培育人才的任務。

至於如何為社會培育人才,也是一個沒有簡單答案的問題。如果過度強調為某一產業或企業量身打造,雖然大學生畢業後可以即時就業,但難免犧牲未來發展的潛力。如果全然重視厚積薄發,畢業生難免跟瞬息萬變的現實狀況有所隔閡。這樣的兩難是全世界高等教育面臨的共同問題,只不過越優秀的大學,越能設計出各種創新的制度,與企業緊密,通才與專業齊頭並進。

●學而優何妨為商?

可惜在台灣,高等教育和企業的距離似乎十分遙遠,國家以爭取世界大學排名為政策目標,各大名校也以此為自我期許,大學教授以發表論文爭取SCI積分為KPI,至於如何跟企業需求接軌,似乎是等而下之的問題。

也許因為傳統士農工商的排序仍然隱約作怪,能夠在台灣一流大學任教的教授多是當年在學校排名前5%的優秀學生,從小睥睨同儕,養成好學生的優越感,加上常年棲身士林,孤高不群也是常態,與企業界有縫便鑽、摸著石子過河的操作實務本來格格不入。雙方心態上存在不少相互猜忌和不以為然,真正遇到需要合作時,制度設計更以防弊(確實也曾發生不少弊端)為出發點,自然雙方越行越遠。

三個月前,我曾經在《從馬太效應思考台灣的科技發展》這篇文章中指出,台灣難以期望在前沿科技領域中有所斬獲,不如將有限科技資源投入應用,與產業界的需要緊密結合。國科會在2012年底大力推動的產學大聯盟、小聯盟,正是這樣一個鼓勵產學合作的計劃,這個創新、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其效果令人期待。

●從需求構建高教及產學關係

但若提高視角的高度,針對台灣高教界15年後將面臨50%超容的困境,產業界普遍創新能量不足的現況,以及學術界關在象牙塔中寫論文的現象,政府和民間公私兩部門可能需要由點而線而面,全方位思考如何一面為台灣的高等教育謀求出路,一面為產業升級。

1. 目前學術單位研究專案多由技術供給面產生(supply-side generated),教授從文獻資料或研討會獲得靈感,然後提出計劃,申請經費招兵買馬,但對全球競爭趨勢並不熟悉,也未能與台灣本地業界現狀連結。應該設計制度鼓勵需求面產生(demand-side generated)的研發專案,例如學校和企業聯合提出的專案在國科會可以獲得優先考慮,甚至於仿照英國或紐澳採用的研發兌換券(R&D vouchers)辦法,由企業提出研發需要,政府批准後,交由有相關技術的學校進行開發。

2. 因超容而過剩的教授很可能是產業界迫切需要的高級技術人才。其實企業界薪資遠比學界優渥,只是教授生涯安全穩定,學而優雖可以為仕,從商則被視為斯文掃地。因此應以政策宣導利誘,用協助轉業的概念,採用各種獎勵制度鼓勵教授進入企業服務,甚至制定旋轉門政策,推動產學人才交流。當交流活絡起來,社會對學與商的價值落差自然會逐漸改變。

3. 最大的人才資源還是在學生。產業界不妨用參與代替批評,與其抱怨大學教育不能勝任職場需要,不如實際參與設計課程,影響學生的學習方向。大公司可以各自推薦核心學程,修習完成的學生有被優先錄用的機會。大學亦可與企業聯合,推出建教合作計劃,將公司實習列入可以取得學分的正式課程。例如美國Drexel University以此聞名,百年來成效可觀,1/3參加實習的學生畢業後立即被公司聘用。至於提供大量暑期實習的機會,更是美國許多大公司的慣例,因為這不僅是招聘人才的最佳途徑,也同時得以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

其實若將台灣想像為Taiwan Inc.,產業界相當於生產與行銷部門,高教界便扮演人力資源和研發的角色。規模不大的Taiwan Inc.,兩者本來應該彼此依存、密切配合,只可惜多年來雙方少有往來,各行其是。這種怪異現象若能矯正,台灣的學術界才有希望,產業界才能真正享受國家投資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的利益,50%超容的問題或許也因此能夠稍微舒緩。

瀏覽次數:99+

延伸閱讀

「獨立評論@天下」提醒您:
1.本欄位提供網路意見交流平台,專欄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2.發言時彼此尊重,若涉及個人隱私、人身攻擊、族群歧視等狀況,本站將移除留言。
3.轉載文圖請註明出處;一文多貼將隱藏資訊;廣告垃圾留言一律移除。
4.本留言板所有言論不代表天下雜誌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