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8/15清晨6點,一位21歲的年輕人驟死於浴室。小夥子來自德國,暑假在美林證券倫敦分公司見習8週,只剩一週便要回家。他經常待在辦公室通宵加班,死前72小時沒闔眼,早晨匆忙趕回住處洗澡換衣,還讓計程車等在樓下,準備趕回辦公室,繼續工作。

北京,5/13深夜,從奧美廣告公司抬出一位臉色蠟黃的年輕人,他心臟病突發,急救無效,才24歲,死前一個月連續加班,每天到晚上11點。

過勞死原是日本現象,現在似乎已經全球化,而且從慢性轉為急性,死者的年紀也越來越輕。

這是現代社會的弔詭之一。科技日新月異,電腦、智慧手機、電郵、網路,絕大多數ICT的發明全為了節省時間,提高生產力,增進人類的福祉,創造美好的未來。但現代人的工作時間有增無減,甚至侵入私人生活領域。

農業時代想必沒有標準工時的觀念,農忙農閒,完全根據季節、天氣和農作物的生長週期。工業革命開始後,從英國到世界各個角落,工廠林立,工作從戶外移至戶內,不受天候限制,加上工廠主與勞工的利益對立,才建立了每天劃一的標準工作時間。

19世紀初期,歐洲工廠的工人每週工作長達60小時,工作條件極為惡劣,甚至僱用大量童工,直到政府介入後工時才逐漸降低。工時能夠減少,科技的進步當然是重要的助力,否則降低工時與提高工資兩者無法同時發生。到了1920年代,大部分歐洲工廠每週工時已降至40小時。

在這樣科技萬能希望無窮的時代背景下,凱因斯在1930年寫了一篇文章“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文中充滿樂觀的展望。他預測人類在一百年間,也就是離今天只有17年的2030年,所有的經濟問題都獲得解決,人類的經濟水平有8倍之高,一個人每週只要工作15個小時,就能滿足「老亞當」(old Adam, 凱因斯的用語)的生存基本需要。

凱因斯顯然錯了,而且錯得離譜。當今全世界法定工作時間最短的法國,每週都還要工作35個小時,遠超過凱因斯預測的一倍。不過經濟學者的預測本來不必當真,他們不是一向這樣自我解嘲:預測人人會做,只有經濟學者能解釋為何預測沒有成真。

英國學者Robert 及Edward Skidelsky父子在2012年出版的《How Much Is Enough?》這本書便嘗試提供一個解釋。他們認為有兩個因素,阻擋了凱因斯的預測成為事實。

一是凱因斯假設人的生理、心理需要有個上限,抵達了上限,人便感覺滿足,不必繼續用消費來餵養人的需要。在這個前提下,生產力提高,工作時間自然減少。凱因斯顯然不是心理學者,他不知道人的心理因素──例如羨慕、嫉妒和恐懼──擁有取之不盡的加速度,永遠會跑在物質的進步之前。

另一個原因則是經濟體系各個個體(個人、公司、國家)彼此間無可避免的互動關係(Skidelsky用的字眼是 power relationships)。

不幸的是,這種關係在現代資本主義的現實結構中,越來越以競爭為主調。

可不是嗎?當全球年輕世代的失業率屢創新高,社會新鮮人僥倖獲得一個機會,唯恐從指縫間流逝,誰敢不賣命表現?

當科技逐漸鯨吞蠶食人的工作機會,景氣雖然復甦,失業率仍然令人觸目驚心,哪個職場人不戒慎恐懼,努力證明自己任勞任怨、性價比不遜於機器人,制約反應般地自動加班?

當停滯不前的工資趕不上物價指數,房價卻仍然不斷飆高,薪水階級增加工作時間是不是別無選擇的選擇?

當職場的升遷機會越來越少,升遷後的回報卻越來越高(例如1970年美國CEO的薪資是一般工人的30倍,40年後的今天是263倍)。職場如競技場,每個人為大獎所激勵,誰不樂於工作,拼死效命,爭取脫穎而出的機會?

當公司與公司在自由市場上做生死存亡的競爭搏鬥時,數目較少的員工每人工作較長的時間,和相反的多員工短工時,何者更能呈現經營績效?當營業額與員工人數比(revenue per employee)被視為關鍵KPI,經理人是否更義無反顧地賠錢裁員、賺錢也裁員(沒被裁員的員工於是自動延長工作時間),然後心安理得地去領取那隨職位升遷而巨幅放大的獎品?

當先進國家以追求GDP成長、提高生產力為政策指南,政治人物仰仗巨額金錢捐助以挹注龐大的競選經費,開發中國家又各自使出渾身解數、打造優良的投資環境,企圖加速GDP成長,如何能產生有效對策來逆轉非法定的工作時間不斷增長?同時又如何能降低法定工時?

高失業率,M型社會,低階薪資停滯高階收入瘋漲,和不見縮短只見增長的工作時間如是因果循環,環環相套,這是一個全球結構性的問題,越資本主義化的國家,問題越嚴重。

這樣的全球趨勢下,台灣自然不能倖免,不過台灣也有其特殊的本地問題。

台灣產業發展的現狀問題,無論朝野官員學者如何各自解讀,至少有兩個方向鮮有爭議:

1. 台灣必須加速產業轉型,縮短轉型的陣痛。轉移製造業的重心,從低附加價值的製造加工,盡速升級為高附加價值的技術及設計創新。

2. 同時調整產業結構,增加服務業比重。豐富服務業的內容,從民生型服務經濟提升至經驗型服務經濟。

若同意這種以創新為引擎、以價值為目標的思維,員工工作時間的長短不是重點,創造價值才是真正的員工績效指標。然而台灣《勞基法》或《勞動契約法》的立足點卻背道而馳,不免讓人有迷失在時光隧道的幻覺。

很明顯,台灣法律對於人力資源的觀念還侷困在加工出口區經濟、藍領階級為勞動人口主力的時代。例如每兩週工作84小時的奇特規定,舉世罕見。2000年通過後,大陸一邊降低工時,一邊還能提高工資,台灣卻以維持競爭力為理由,13年來原地踏步。如果還在顧忌勞力成本提高便喪失競爭優勢,如何能奢言以創新創價來加速產業轉型呢?

又如美國的勞工法中,有所謂exempt(責任制)和non-exempt(工時制)之分。工時制一如台灣,要求公司制定每日標準工時,超過時間便以加班計算。責任制相當於白領階級,無論工作時間長短,沒有加班費,只有固定薪資。而不少前衛、希望激發員工創意的公司早已放棄僵化的工作時間制度,員工擁有極大彈性,上下班採用彈性時間,在家辦公也無妨,甚至還有公司膽敢採用無上限假期的制度。

反觀台灣法律沒有責任制之分,理論上任何員工工作超過兩週84小時,公司必須發給加班費。換句話說,台灣目前所有聘有白領階級的公司都在法律邊緣遊走。

如果用前瞻性的眼光思考工時問題,其實台灣何妨大膽嘗試依時漸進,逐年縮短工作時間。例如由2014年起,正式施行每週40小時工時,之後每兩年一周減少兩小時,降至36小時後暫時打住,視當時國際潮流再行決定未來方向。如此按時程循序減低工時,也許能夠產生以下的經濟績效:

1. 企業明確了解政策走向,可以預作規劃(會選擇出走的企業,大多仍以勞力成本為競爭手段。)

2. 企業主因預見勞工成本逐年提高,產生迫切感,加速採取升級或轉型的具體措施。

3. 由於工作條件改善,可以刺激台灣勞工不願進入工廠的就業意願。

4. 縮短的工作時間被用於休閒,自然增加各種勞務的需求,加速服務經濟的成長。

5. 交互授粉(cross-pollination)的環境最能滋生創意,休閒活動不只讓員工得到更好的休息,也提供更多交互授粉的機會,提升工作時的創意和創新。

6. 理論上,減少5%的工時,可以增加5%就業率。就業率增加,當然有助於經濟成長。

7. 對員工而言,減少工時維持工資也算是間接加薪。

工作時間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也是一個觸及資本主義靈魂的探測針。真要能改善,釜底抽薪的辦法是減少一些叢林式的競爭,多一點同舟共濟的合作。至於台灣,更該早日拋棄舊包袱,擁抱前瞻性的思維,即時輕裝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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