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馬丁路德金恩博士紀念館,看著50年前的照片,我知道不前進將無法改變。
Marching for Change
台灣的教育這幾年來一直處於變動狀況。變動當然代表有一種亟需改變的力量,在我還沒到山區學校前,我並沒有真正去關注任何教育議題,只知道教室是我的王國;到山上後,才知道一個學校的經營跟政策與學校文化息息相關,尤其這幾年,裁併校與教育品質問題一直是處於漩渦中,加上社會貧富差距、族群撕裂等問題無法短暫時間解決,追根究柢當然是公民成熟度不足,也因此,跨世代教育革新已不得不面對問題。而當前的教育型態是否可以培養跨世代能解決社會問題的公民,我其實憂心忡忡。
到山上任教的十年間,我開始著手小校轉型計畫,期間曾經有機會到體制外或其他型態的學校服務,但我婉轉拒絕,因為我有一個夢想:我想留在體制內學校打拚,如果學校有機會翻轉,那這翻轉經驗是否可以影響其他學校,讓整個體制因此鬆動,也就是往上提升?
今年,誠致教育基金會方新舟董事長問我,幾年下來這努力有沒有辦法讓其他學校仿傚?我很誠懇的跟方董說:「以生命影響生命做得到,但學校影響學校非常困難!」原因是,組織的文化很難複製,因為那是長時間一群共同生活的累積。
這二年我一直在思索一個問題,台灣可以一直這樣下去嗎?當我看到教育的沉痾,同時也看到台灣有一群人不斷在教育現場努力,這股力量逐漸匯整,而有向上翻轉的力道,但可惜的是,一回到學校系統,力量總是若隱若現。這讓我很擔心,這些點燃的薪火,會不會被僵化的洪流澆熄?如果會,那有甚麼方法可以讓教育能量逐步提升?

公辦民營學校的可能
去年我到英國參訪,訝異的是,英國新工黨與保守黨對教育有一個一致的政策,就是支持公辦民營學校的成立。因此在2015年英國有75%的公辦民營學校,而他們也統計出,公辦民營學校普遍績效比較好,這也促成英國願意繼續往公辦民營方向邁進。
同年,方董事長邀約我到美國去參加KIPP學校年會,一方面學校事務繁忙,加上我對於公辦民營系統尚未有深度認識,因此婉拒方董事長的邀約。
台灣在前年通過實驗三法,這二年開始發酵,讓我覺得奇怪的是,為什麼是公部門在主導地方實驗教育?但也可以看出政府與民間力量開始匯集。不同的是,政府想利用實驗教育解決小校問題,而民間則是想開創新的教育型態。
不管如何,就教育的發展而言,多元實驗教育本來就是社會趨勢,不同基因與不同生長環境的孩子,當然就需要多樣性的教育型態來引導。況且越開放越民主的國家,就越不可能單一、封閉的教育型態。
於是今年,我決定接受誠致與公益平台基金會的邀請,動身前往美國去參加美國最大的特許學校:KIPP(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公辦民營學校年會。

我們都致力成為更好的人
KIPP是全美最大、最成功的理念學校體系,也是美國公辦民營特許學校的標竿。他們進駐公立學校已經無法應付、資源特別缺乏的弱勢學區,這些學校多數設在充滿犯罪、破敗的都市邊陲,家長絕大多數是低收入戶,學區孩子中輟率高,念大學更是稀有夢想。
然而這樣的學校是由兩位創辦人從德州休士頓一所公立中學的一間教室開始改變,22年來,已在全美20州,成立200所KIPP中小學和高中,幫助了數萬個低收入家庭學生(9成以上是非洲裔、拉丁美洲裔),9成3的KIPP畢業生進入大學。
2016年KIPP的夏季高峰會選在美國亞特蘭大(Atlanta)舉辦,這裡剛好是小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的故鄉,他主張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法爭取非裔美國人的基本權利,最終促使美國通過了民權法案,並在1964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
KIPP學校以努力學習,友善待人作為他們的精神口號。高期待、高倡導的經營策略,整個貫穿學校文化的就是「愛」。有愛的基礎,才能不斷要求家庭與學生往既定目標前進。學校以四個核心要素(自我與他人、教室文化、教學循環、知識)構成卓越教學體系,其中的教師都有一個使命:就是透過KIPP的信念與品格,持續致力成為更好的人,一如他們支持學生追求同樣的目標。教師們了解,自己的信念和品格影響了自己的為人處事、對他人的態度與人際關係、教室環境、教學方式,以及所知道的事物。
說穿了,這群老師有熱忱與信念並以身作則,我參加的年會中有3,000個成員,每個人都能清楚說出學校核心價值的存在。
同樣是教學現場,KIPP學校重視細節與每個步驟,每間教室有不同文化,但從課程計畫到設計、評鑑,每個環節緊緊相扣,實事求是,重視數據,也因為KIPP學校是要把學生送進大學而後畢業,沒有紮實的學習成就,就無法撼動全美的關注,也無法在短短20年之間,席捲全美。
讓辦學校成為社會運動
就這樣,我開始想:好的人格加上高學習成就,這不是台灣公立學校要追求的目標嗎?但台灣有可能做得到嗎?
KIPP學校內充滿任務與使命文化,最重要的是正向鼓勵與支持,讓孩子明白錯誤也是教育的一部分,而且沒有做不到的事情。整個學校就像一家人的感覺,老師的付出滲入家庭,直透到孩子的每個心裡。
這樣的文化,在台灣不容易達成,因為長久以來,家庭與學校相互拉扯,已逐漸喪失教育原本該具有的價值與熱忱。當學校開始功利化時,要回過頭來重拾這樣的精神,幾乎不可能了。
於是,我想到只有公辦民營才能達成這樣的目標。
如果將KIPP的精神在地化的引入台灣,應該說是把台灣失去的精神找回來,台灣的教育才能向上提升,公辦民營才可以找合適的人來做事。因此建立一個新的學校型態,讓對的人進來這體制,現行台灣除非是私校,就要靠公辦民營。
一個好的公辦民營學校,可以提升教育的品質,如果有15%的好學校(含公辦公營)往上提升,中間學校自然往上位移。看了英國與美國公辦民營學校以後,才知道他們是把這當作社會運動來進行,因為國家最根本的就是教育,而好的教育才能厚植國力,解決未來的問題。
因此,我看到KIPP學校時開始感到興奮,除了有一大群熱血教師外,紮實的教學品質更是吸引我的主因。台灣偏鄉正是需要這樣的教育文化,有好的教育品質,才能解決當前的社會問題。
金恩說過:「一個偉大的國家必然是充滿愛心的國家,一個不關心弱勢群體的人不可能成為偉人,而一個不關心貧困人群的國家也不可能成為偉大的國家。」台灣是一個家庭,必須擴展自己的視野,以恢宏的氣度來接受彼此,以正向的思維與語言投入教育,從教育培養成熟的公民。
如果我們必須接受失望,要記住它是有限的;但千萬不可失去希望,因為它是無限的。而前進才有希望,也只有前進才能改變。
(作者為雲林縣樟湖和華南國小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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