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上旬的指南山下，總能聽見「文化盃」熟悉的合唱聲。這項民國57年創立的系際合唱比賽，是政大歷史最悠久、參與學生人數最多的年度活動，年復一年，蒐藏著將近半世紀的政大記憶。只是誰也沒想到，今年的文化盃，會成為一場學生抗爭行動的主舞台。
「喂，還我創作校歌！」鋼琴伴奏彈出比賽指定曲《政大校歌》的旋律，但舞台上的學生卻緊閉雙唇，高舉著火紅色的字板，噤聲抗議。全場32支隊伍，共有8隊罷唱，總計14隊以舉標語等方式表達訴求。
詭譎的氛圍迴盪在座落於校園正中央的灰色禮堂「四維堂」。令人不禁好奇，這首「創作校歌」是什麼？這場無聲合唱，又究竟想述說什麼呢？
罷唱行動，衝著誰來？
一邊在舞台下方緊盯場內狀況，一邊在場外發放簡易標語，她是現任學生會權益部次長、阿語系二年級的林佩諭，也是罷唱行動中的關鍵人物。
翻開《國立政治大學文化盃合唱比賽實施要點》第七條第一項：「指定曲一首——政大校歌」。林佩諭堅定地說，這項規定就是文化盃罷唱行動的標靶。
林佩諭回憶，去年剛進政大時，她與許多大一新生一樣，懵懵懂懂加入了系上合唱團。只是她從學長姐手中接過歌譜時，上頭「實行三民主義為吾黨的使命」、「建設中華民國是吾黨的責任」等字樣，才讓她發現，原來文化盃的指定曲是政大校歌。
「咦？為什麼校歌會長這樣？」林佩諭的疑問也是許多政大學生的疑問。但真正令她無法釋懷的是，「校歌放在校史室就算了，但為什麼文化盃要逼我們唱它？」為了破解這件事，她加入當時的學生會權益部，與前任權益部長、外交系學生江懷哲一同推動文化盃改革：「我們要解放那一首指定曲！」
「我們的政大，我們的校歌。」當時學生會權益部於5月推出「政大創作校歌比賽」，並經全校學生投稿、投票後，選出了創作校歌《領航》。林佩諭相信，這首《領航》能讓文化盃不一樣，「如果文化盃要唱校歌，那我們就寫一首代表這一代的校歌。」
但計畫趕不上變化。雖然在今年9月的文化盃總召會議上，由各系合唱團領袖通過決議增加一首指定曲，即創作校歌《領航》。但學校始終不願放行《領航》進入比賽規定，副學務長蔡炎龍表示，「這些改變，學校需要時間來反應，與老師、校友們溝通。」但這句話聽在學生耳中，卻只有學校的潛台詞：「唱『校歌』是文化盃的傳統，不是學生說改就改。」
「我們不願意唱有黨意識的校歌，政大人要唱自己的校歌！」籌備多時的《領航》被腰斬，瞬間引爆學生怒火。政治系文化盃團隊10月率先打響罷唱第一砲，激起眾多團隊共鳴，紛紛決定加入抗爭行列，促使第49屆文化盃合唱比賽現場，成了罷唱大會。
但此刻言歸正傳。到底文化盃這首指定曲該改？不該改？在雙方各執一詞時，其實答案正藏在文化盃的歷史裡。
文化盃創辦人現身說法：「第一屆根本沒有指定曲」
「第一屆文化盃根本沒有指定曲，而是兩首自選曲。」說這句話的，是當年文化盃創辦人之一的龐開文。民國55年進入銀行系唸書的他，如今雖是一頭皚皚白髮，但當時創立文化盃的過程，他到今天還是歷歷在目。
民國57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的政大分會，開始在校內推行學生間的歌舞比賽。時任振聲合唱團團長的龐開文說，由於「振聲」是全校最大的社團，「全政大4000名學生，振聲就有100多名社員。」因此課外指導組便邀請他們舉辦一項系際合唱比賽。
「當初辦文化盃就只是合唱很快樂，希望各系都一起來唱歌；不是什麼宣傳政大、宣揚校歌。」龐開文強調。
他回憶，當年政大只有山下校區，各系合唱團皆以四維堂為中心，在周圍的志希樓、果夫樓找地方練唱，「每到中午，整個校園就成了音樂學院，到處擠滿了人在唱歌。」而談到第一屆文化盃比賽現場，龐開文至今仍記憶猶新，「當晩真是萬人空巷，四維堂被不斷湧入的人潮擠爆，各系團員也打扮得花枝招展……」。
龐開文說，第一屆文化盃沒有指定曲，自然也沒人唱校歌。除了合唱比賽外，還有獨唱賽，他本人更是連兩屆獨唱組冠軍，「只是當時學校沒提供什麼資源，沒有獎金、獎盃，也沒有獎狀。」
至於文化盃為何跟校歌扯上關係？那就是民國63年以後的事了。
一首校歌成了文化盃的緊箍咒
民國63年起，文化盃在學校的主導下增訂了指定曲，即政大校歌。原因為何？據學務處行政人員說法是「已不可考」。但一些校友說，由於以前大學還有朝會制度，每週都要早起升旗、唱校歌，但隨著院系擴增、學生增加，朝會的實施越加困難……「猜測可能是學校為了讓校歌維持傳唱度，就在文化盃增加校歌為指定曲吧。」
但不論確切事實為何，自從校歌納入文化盃比賽規定後，一場文化盃比賽，就勢必有一半的曲目是校歌，確實模糊了文化盃與校歌之間的界線，也間接使得每次校歌引起爭議時，文化盃也連帶成為眾矢之地。
民國71年進政大唸書，政大法律系副教授林佳和就回憶，由於入學時間靠近民國76年解嚴，黨國不分的意識形態已經開始在社會上鬆動，校內也陸續有對於校歌的反思。當時大一的他看到文化盃在唱校歌，「就覺得很蠢。去第一次試音後，就索性不再去了。」
校歌對文化盃的影響，還不只是讓一些人「索性不唱」，連唱的人也十分困擾。民國81年進應用數學系就讀的陳育志就說，由於當時台灣已解嚴，時代氛圍大不如前，因此新入學的學弟妹多少對校歌歌詞頗有微詞，也讓身兼應數系指揮的他特別難解釋。
最引發爭議則是民國87年時，應數系為求趣味而改編校歌歌詞，卻被評審委員決議「隔年禁賽」，喧鬧一時。這件事還直接導致文化盃實施要點增列一項，「不得更改（編按：指定曲政大校歌）旋律、歌詞，違反者經評審委員決議，得取消本屆經費補助及下屆參賽資格」。再再顯示學校已將「唱校歌」視為文化盃神聖不可侵犯之帝王法則。
時至今日，政大人早已忘卻當初「沒指定曲」的文化盃時光，而把文化盃和「唱校歌」畫上等號。
去年底學生會所製作的「校歌，你怎麼看？」問卷，就是最好的例子。問卷中第三題「你覺得文化盃有何可改進之處？」洋洋灑灑搜集了整整十五頁的匿名回應，結果填答結果卻「大歪樓」，許多意見避談合唱比賽，僅圍繞在一首校歌，如：「校歌急需改進」、「歌詞嚴重政治意識」……
「文化盃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我忍不住問。但令人意外的是，從畢業快半世紀的校友到在校生，所有人都不約而同地回答：「快樂唱合唱，傳承系上的文化盃精神。」
音樂與傳承精神 才是文化盃的傳統
攤開文化盃半世紀的「榜單」，在49屆中囊括23次冠軍的企管系最受矚目。自民國58年進企管系，到民國62年畢業期間，從未失手過的陳達群現身說法，「沒辦法，企管系就是大系，人多啊！」
陳達群說，文化盃剛成立之初，政大不僅系所不多、學生也不多，「但企管系是最早有兩個班的，而且男女比例相當。」因此合唱團招兵買馬的過程相對順暢許多，光編制上就完勝他系。
「大系」的傳統至今仍在企管系上持續著，如本屆文化盃中，企管系足足有104人上台，是唯一人數破百的隊伍。本屆企管系文化盃總召鄭晴云說，企管系合唱團有個別名叫「錢塘合唱團」，原因就是因為企管系的合唱規模，可與錢塘江滂礡的大潮聲比擬，而錢塘江由上百條支流匯流而成也象徵著企管人們團結一力。
除了兼顧音樂品質與精神傳承的企管系之外，每年「戲不驚人死不休」的應數系雖然不在文化盃唱歌，卻也走出了屬於自己的「破天荒」路線。
民國61年進數學系的黃佳雄回憶，以前早年文化盃各系都只唱中文歌曲，但在第九屆文化盃（民國63年）時，他卻率數學系演唱德國聖誕歌搖〈O Tannenbaum〉，堪稱當年的創舉，「得了第五名，居然還有些系跑去抗議咧！」
除了合唱比賽外，黃佳雄也分享，在以前文化盃還有舞蹈比賽時，數學系也曾經在四維堂搞怪演出，「最後一幕，我們一夥人拿一堆假斧頭往台下扔，同時把場燈全部熄掉，嚇得台下一片慘叫。我們隔天還被教官罵了一頓！」只能說當年的「丟斧頭秀」與今年應數系在舞台上「射紙飛機」實在有異曲同工之妙。
除此之外，過去文化盃常勝軍的中文系，儘管今年選擇罷唱，無緣獲獎，但今年仍如往年般正常練唱，連賽前加練也不例外，「週一到週五，天天按分部練習。」中文系文化盃總召李昀蔚掐指一算。
李昀蔚說，中文系的文化盃精神若用一句話總結，就是「喜歡音樂，喜歡唱歌，更喜歡大家團結一心的感覺。」強調在練唱的過程中，聯繫學長姐、學弟妹之間的情誼，「就算罷唱，也不能犧牲中文系這份傳統。」
唯有改變 文化盃才能再唱50年
「以前的政大給人的印象是黨校，整個校園硬梆梆的；可是自從有了文化盃以後，全校的氣氛突然變得很柔軟。」龐開文引述了幾年前，前政大校長鄭瑞城在一場晚宴上對文化盃的評價。
但在如今已不是黨校的政大校園裡，指定曲制度卻成了一座最堅硬的高牆，遮蔽了文化盃最初的意義與精神，也掩滅了多元、包容的現代價值觀。
「這首校歌和黨校歷史是政大的一部分，但它已經過去了，不需要成為現在學生的框架。」陳達群的一句話，給這次罷唱行動下了最好的註腳。
「國家舉辦音樂比賽，也不會選國歌當指定曲啊。」黃佳雄笑著說道，惹得身旁許多校友都開懷大笑，卻也精準點出文化盃比賽最詭異的一面。問他要換成什麼曲子才好？黃佳雄說，「換成在音樂表現上恰當的曲子，不然就不要指定曲了。」
一陣喧囂後，今年的文化盃賽事也跟著落幕，但此刻，罷唱行動的目的才剛開始發酵。明年，第50屆文化盃會登場時會是一個全新面貌？亦或是在一次引爆罷唱熱潮？人人都在看。
文化盃能否找回半世紀前「快樂合唱」的真諦？能否不再淪為一場宣揚校歌的造勢活動，擺脫校歌的束縛？決定了傳唱半世紀的文化盃，能否唱滿一世紀。
（作者為政大法律／新聞學系學生；獨立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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