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週外電報導諾貝爾醫學獎得主杜維（Christian de Duve）在比利時選擇合法安樂死而過世，這則新聞在台灣似乎沒有激起任何漣漪。「死亡」和「自殺」在我們的社會，仍然還是個禁忌的話題，即使我們經常聽聞死亡、害怕死亡、電視新聞裡面不斷播報各式各樣不得好死的死亡，但是，我們不願意去多談它。
這學期在政大開設「臨終死亡的倫理與法律議題」，對我或是對全班同學而言，都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上課的過程中雖然不時沈重，甚至有人掉淚，但是也經常出現笑聲──一個大家心中壓抑許久的禁忌話題，如今可以拿出來跟大家大喇喇地談，不少人或許感到了一種「釋放」的感覺。許許多多的笑容，雖然不是平日那種「覺得很好笑」的笑，卻是一種心中的大石頭鬆動了、禁忌的感覺被稍微挪開了的笑。
有學生說：「我回家跟我爸媽說我修了一門關於死亡的課，我爸媽大驚說『你幹嘛去修這種不吉利的課！』」。聽她這樣講，大家都笑了。
杜維是諾貝爾醫學獎得主，他深深明白醫學的極限，也很清楚 "length of life"（生命的長短）不等於 "quality of life"（生命的品質），因此他在身體狀況已惡化的情況下選擇了安樂死，藉由醫師的協助，讓他能夠在家人圍繞下有尊嚴地離開人世。其實不只比利時，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對於瀕臨死亡的末期病人，是允許我國刑法上所謂的「加工自殺」的（不過當然，有若干條件限制）。外電新聞中說比利時是世界上第二個這樣的國家，但是事實上還有第三個、第四個......。如今，廬森堡、瑞士都已經立法，美國的奧瑞岡州、華盛頓州也是。美國蒙大拿州則是法院判例允許。
我國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從允許病人本人預立意願書選擇「不接受心肺復甦術」（DNR），到允許「原已施行的心肺復甦術得予以終止或撤除」，再到把急救以外的「維生醫療」的情形亦予以納入、並放寬事後終止或撤除的條件，整個立法修法的過程歷經十幾年，但是無論如何，仍然謹守「只能消極地不予救治，但不能積極地藉由施予醫藥來促成其死亡」的界限。
但是「積極安樂死」在台灣，真的是一個不能討論的禁忌嗎？醫學的極限，包括安寧照顧（止痛等緩解性、支持性的照護）的極限，是確實存在的。實務上經常見到許多病人即使用了最強的止痛藥，仍然感到難以忍受的痛苦，更不用提他們可能處於大小便失禁等等感覺自我毫無尊嚴的狀態。我不敢說自己已經有清楚的立場要去主張安樂死合法化，但是我覺得：一個社會長期漠視醫療的極限和許多末期病人的痛苦，甚至平日普遍接受讓痛苦的貓狗可以到獸醫院安樂死、形容這樣子做才對貓狗「比較人道」，結果，唯獨面對真正的「人」，我們反而不願討論他們痛苦臥病的「人道」問題──這真的是一個健康的社會嗎？
死亡是每個人從出生開始就逐步邁向的結局，無論我們如何把它當作禁忌，這都是無從逃離也無法改變的現實。或許，我們應該去面對瀕死過程的真相，設法瞭解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福壽雙全的安寧往生。死亡的真相雖然殘酷，但若是我們繼續處在「寧願對貓狗人道」也不願討論「對於末期病人的人道」的社會裡，死亡的禁忌與恐懼就只會更加蠶食我們的心，讓我們永遠無法從「人都必死」的真相中得到釋放和自由。
（作者為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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