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境中國時總是要面對這個閘口。
和我同行的台灣學生下意識走向外國人的一邊，與認同無直接相關，純粹因為要入境的中國公民實在太多，走另一邊快上很多。在北京當交換學生，旅行的路途上永遠避不開對於身分和認同的追問，常常用我是「南方人」避開可能會延續下去的難解問題。「南方哪裡人？」通常會仔細詢問下去的都是三四十歲以上中、老年人，我們的口音太過明顯，怎樣學都不像當地人，無論如何都無法在北方城市和農村裡不被辨識出來。
但在同一個世代八九零後的學生和年輕人裡，他們幾乎不在乎你從哪裡來，這並不重要。所有的人幾乎都是一胎化政策下每個家庭的獨生子女，旅館裡的家庭房也永遠是一張大床加一張單人床，因為不會有第二個孩子。
這些我在北大清華遇見，從小開始受盡家裡得天獨厚的資源栽培和寵愛的同世代學生，每個人從一入學開始就準備保研(直升研究所)或出國，家境也幾乎都不錯，即使沒有獎學金，所有的人還是會盡可能的想辦法出國。其中也不乏許多官富二代，階層複製的邏輯比起台灣更加地鞏固。在文革後出生的他們，父母輩從小給予的教育，幾乎強調再三唯有努力，拼了命的努力才可以往上爬，在競爭激烈的中國，優秀永遠不少你一個，在龍鳳匯聚的北大清華競爭更加激烈，差零點零幾分可能就保不了研。出國拿教授推薦信，優秀的人太多了，老師不可能幫每個人都寫，於是從入學伊始，每個系裡都有種隱而不宣的競爭氛圍，不是你留下，就是你走。每個人都不想當輸的那一方。
比起關注社會發生了什麼，他們更加關注自身未來的發展和選擇。並付出所有的努力在競爭激烈的環境裡追求自己的人生。這和台灣相對鬆散的學習環境截然不同。
在台灣，媒體永遠聚焦在我們的學生競爭力如何不如人，課堂上有多少人吃便當，事實上和中國相比，台灣無論學習資源和機會都多很多，不是一個零和遊戲你死我活的邏輯，不需要用拼命的方式來競爭一個小小的空缺跟機會。但這並不意味著台灣學生就缺乏競爭力，事實上，離開了島嶼才讓我更加思考，關於島嶼另外一種想像的可能性。
當我的北大同學紛紛早上晨讀晚上熬夜唸GRE，準備申請國外研究所等offer時，我在台灣的同學在即將迫遷的華光社區日夜和居民守在一起，作薛西弗斯式的徒勞抵抗，看著怪手開來把居民住了一輩子的地方瞬間化為塵土。真正暴力的是國家，真正領受暴力的是弱勢者。是學生，和他們站在一起到最後。
從幾年前的樂生、三鶯部落、國光石化到華光社區，永遠都會有學生站出來和弱勢者一起，縱然力量微薄，縱然無能為力，但總天真而執著的相信，的確可以改變些什麼。當野百合世代過去，解嚴後出生在自由民主的空氣土壤裡長大的我們，面對的不再是單一政權的專制統治或對民主自由的渴求，單一的抵抗目標已經不復存在，但社會依舊並不公平正義，取而代之的是更複雜、後資本主義化的台灣社會：既得利益者對弱勢的侵奪、民主品質的不健全、社會分配的不公、年輕世代的難以生存….
如果我們還能感受到這些，感受到對於社會不公平正義的憤怒、失望、悲傷、進而想要貢獻出作為學生的微薄力量，去幫助一些人或改變一點什麼，這就是台灣學生和中國學生最大的不同。
當我問我在北大的同學，你們以後出國，還回來嗎？
他們說不，能留在國外就留在國外，為什麼要回來？
當我在台灣大學裡的教授，當年在國外讀完博士，卻紛紛放棄國外一流大學的教職，回到台灣來擔任教育或研究工作時，在他們身上雖然不明說，但隱隱約約有一種理想：他們要為島嶼的下一個世代，提供更好的學術訓練和視野。
因為島嶼是一個永恆的召喚，島嶼會讓人想回來，必須回來，我們記得它好的地方，想要改變它不好的地方。一如胡德夫歌聲裡的〈美麗島〉：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懷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水牛、稻米、香蕉、玉蘭花
（作者為台大歷史系三年級學生，雙主修政治系國際關係組。2013-2014年為北京大學交換學生、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公費訪問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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