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分為兩種,一種凡事都自認中立,另一種則不相信有中立這回事。白曉紅是後面這一種記者,我也是。

任何有血性的人,看完《隱形生產線》新書後都會掩卷嘆息,深受震撼。隨著書中人物國華、小玲、李然、婷婷、阿貞等人的命運起伏,對於中國移工在英倫遭受的多重壓迫,讀者感同身受。在全球化的大旗下,增加的財富進了極少數資本家口袋,跨國移工的悲慘際遇,被「先進國家」推擠到社會最陰暗的角落獨自哭泣。

然而,這不是小說,而是活生生的現場重建。來自台灣的英國《衛報》記者白曉紅,連「彷彿在現場」都無法接受,她希望建構的真實社會圖像,只有透過「確實在現場」才能夠還原。

就像轟動一時的港片《無間道》一樣,如果梁朝偉不去黑道大哥身邊臥底,警方就查不到最關鍵的毒品交易時地;反之,若黑道大哥不派劉德華滲入警界高層,也無法掌握機密情資趨吉避凶。

現場感,永遠是新聞工作的最大挑戰。問題是:一位優秀的記者,願意為了現場感付出多少代價?以及,這些代價值不值得?

答案,往往埋藏在記者的年輕歲月之中。

1987年,台灣宣布解除戒嚴那一年,白曉紅考上輔大,開始感染方興未艾的學運氛圍。當時的學運訴求,充分反應了民間社會對於國民黨威權體制的憤怒與反彈,白曉紅跟同學們四處散發傳單,並參加1990年野百合學運。年輕的她,已經對老人政治、軍人組閣等政經結構累積了強大的不滿。

與其他同儕相較,白曉紅的叛逆更為特殊,因為她的父親是後來出任台北市副市長的白秀雄(馬英九總統擔任台北市長時的副手)。成長於國民黨官員家庭,並未妨礙白曉紅積極擁抱台灣民間社會力。

在負笈英倫並成為記者之前,白曉紅這段成長歷程,我非常熟悉。我比她早兩年進入台大校園感染學運氛圍,大學時代深受陳映真創辦的《人間》雜誌影響。1991年當上記者之後,我還採訪過當時的台北市社會局長白秀雄,對於白秀雄溫和保守但具包容性的從政風格(他的家庭教育似乎具有相同特質)有一定的了解。

我相信,解嚴前後台灣社會力百花齊放的滋養,讓野百合學運世代的內心深處,就此埋下理想主義與人道關懷的種子。我們之中(學運活躍份子及學運氛圍感染者)若干人後來從事新聞工作時,便自然而然成為不相信有中立這回事的記者。

而白曉紅的獨特之處,在於她2001年進入《衛報》後,從2004年起長期採取臥底方式進行報導。

台灣不是沒有臥底報導,但絕大多數是喬裝病人進入整型診所,踢爆「黑心醫師」之類的短期爆料新聞,未曾聽聞像白曉紅這樣,長時間進入「血汗工廠」甚至性工業場域臥底,進而在主流大報發表重要調查報導作品。

這個過程不但嚴重考驗專業倫理,更需要無比的真誠與勇氣。

記者臥底必然面對三層挑戰:一、道德正當性(本質上是欺騙),二、報導客觀性(由觀察者變成參與者),三、行動危險性(女性在性工業場域尤其危險)。白曉紅並未以「過來人」的姿態,宣稱自己早有準備,或是只要以公眾利益為名,所有臥底難題都會迎刃而解。

相反的,白曉紅自我揭露,除了服膺公眾利益(揭露中國移工的真實處境)之外,她的臥底歷經巨大轉折,不但從觀察者成為參與者(這顯示她一開始並未預設自己是參與者),更在性工業環境中承受難以克制的情緒低潮(這顯示她原本低估了臥底可能具有的危險性)。

說起來有些弔詭,在從事臥底採訪這項欺騙行徑時,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圓謊,而是發自內心的真誠。欺騙與真誠看似衝突矛盾,卻很可能是臥底採訪時必要互補的一體兩面。

因此,白曉紅在臥底結束後主動告知身分,仍能獲得其他移工的信賴與保持連繫;走出工作場所的那一刻,她更警覺反省其他移工無法自由移動的深沈困境。帶著這樣的真誠與勇氣,白曉紅才可能將第一手體驗化為對體制最強力的控訴,而不是以知的權利為名,讓已經被嚴重剝削的跨國移工再度遭到文化消費。

整體而言,這是一本「學運世代記者之臥底日記」。台灣學運世代的背景,讓白曉紅成為一位拒絕維持中立的記者;因為不相信有中立這回事,白曉紅決定採取臥底的非常手段;而透過這種體驗式報導,白曉紅在英國質報寫出了自認中立記者一輩子都無法完成的傑出作品。

學運之必要,臥底之必要,真誠之必要。年少時對於威權體制的強烈不滿,及長後轉化為對社會底層大眾、跨國移工移民的深刻關懷。白曉紅令人動容的臥底報導,何嘗不是在回應她自己一路走來的生命召喚?

※本文為《隱形生產線》書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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