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和平獎專題】政治人物無法解決問題,反而是問題的一部分──阿拉伯之春以後,那些被社會排除在外的青年

2017/11/13

2010年12月17日自焚的青年布阿濟吉(Mohamed Bouazizi),卒年26歲。他的頭像高掛在突尼西亞中部城市Sidi Bouzid的街頭。布阿濟吉的死亡引爆了翌年年初的茉莉花革命。圖片來源:林深靖。

[編按]浩然基金會與國立成功大學台文系聯合邀請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突尼西亞全國四方對話」團隊(Le quartet du dialogue national / Tunisian 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來台,本文作者梅沙悟德.荷穆達尼(Messaoud Romdhani)將作為團隊代表出席在台灣的活動。除此之外,摩洛哥組織「另類南方論壇」(FMAS)執行長、阿拉伯世界網路刊物《E-joussour》編輯哈穆達.蘇柏希(Hamouda Soubhi)也將陪同前來。這兩位在「阿拉伯之春」的過程中都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

「突尼西亞全國四方對話」團隊是由「突尼西亞總工會」(Union générale tunisienne du travail)、「突尼西亞工業及貿易與手工業聯合會」(Union tunisienne de l'industrie, du commerce et de l'artisanat)、「突尼西亞人權協會」(Ligue tunisi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突尼西亞律師公會」(Ordre national des avocats de Tunisie)4個公民團體組成。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後,突尼西亞因為政治暗殺與社會動盪瀕臨崩潰,這些團體致力於建立人民與政府溝通的橋梁,促進不同政治組織與宗教團體的對話。他們所提出的替代性和平政治進程,在突尼西亞和平轉型過程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避免該國內戰爆發,陷入民粹政治對立,並因此獲得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

無論是在突尼西亞的泰塔溫(Tataouine,突尼西亞中南部大城)或是摩洛哥的胡賽馬(El-Houceima,摩洛哥北部大城)的青年們,都面臨一樣的問題:長期失業、地方性的貧困、被當權者蓄意邊緣化。政府並未試圖改善惡劣的生活條件,而是以鎮壓或者各種緊急措施來回應諸多抗爭,希望藉此平息人民不斷升高的怒火。但是,這無疑增加了這些都會地區的不穩定性和激進化的可能。

▍青年反抗的,是一個企圖將國家私有化的政權

2012年,在突尼西亞經歷了史上首次自由選舉的幾個月之後,「世俗主義者」(secularists)和「伊斯蘭教主義者」(Islamists)因身分認同、文化理念和伊斯蘭宗教組織產生的衝突趨於白熱化。

我在法國加布里埃爾.佩里(Gabriel Péri)基金會所主持的討論小組中指出(另幾個民間組織也出席了該會議):突尼西亞起義受到人們對民主自由的渴望所驅使,卻不必然是對於宗教壓迫和認同危機的回應,而是青年們在反抗一個企圖以暴力竊國、扼殺政治、將國家私有化且邊緣化社會力量的政權。年輕人更渴望實現社會正義、區域平等和解決就業問題,他們早就抵制本.阿里(Ben Ali,突尼西亞起義前的總統),對他在2011年1月13日——也就是他離開突尼西亞前夕——演講中所做的政治讓步興致缺缺。不過,突尼西亞起義迄今已是6週年,青年仍未找到出路。

根據世界銀行的調查,30歲以下的國民中有2/5處於失業狀態,而這占了總勞動人口的1/3。2010年底率先揭竿而起的內陸地區,經濟發展仍受到邊緣化,苦於貧窮、基礎設施匱乏和失業。舉例來說,此處的失業率(30%)是全國(15.5%)的2倍,更讓人感到難堪的是,這些失業人口多數具有大學學歷。

談及阿拉伯世界的青年,經濟學家表示,他們「苦苦周旋於國內的貧窮、人口外移,或者——在特別極端的情形下——聖戰組織之間」。這確實是馬格里布地區(Maghreb,指非洲西北部地區,阿拉伯語意為「日落之地」,今多代稱摩洛哥、阿爾及利亞與突尼西亞三國)的即景。

可喜的是,多數突尼西亞青年並未陷入絕望的陷阱。他們正和平地爭取「工作的權利」,並要求當局落實2014年憲法載明的「積極性差別待遇」(positive discrimination),儘管續任的政府迄今未能具體施行這些法令。

被邊緣化的南部城市泰塔溫地區就是個實例。社會抗爭始於2017年3月,數百名年輕的失業者(其中多數已取得高中文憑),開始在卡爾穆勒(El Kamour)油田附近靜坐。他們幾乎每天都得到城市中各種示威活動的聲援。政府擺盪於鎮壓與對話之間的「棍棒與胡蘿蔔」兩手策略激化了事態,且維安部隊的暴力衝突導致一位民眾阿諾阿爾.斯克里菲(Anouar Skrefi)被國民警衛隊的車輛輾斃。

摩洛哥的胡賽馬發生了同樣的事。自2016年10月28此地魚販穆加奇.菲克里(Mouhcine Fikri)身亡後(他在試圖從垃圾車中取回被沒收的漁獲時遭到夾斃),胡賽馬這個全摩洛哥最被邊緣化的城市,舉行了一場又一場抗議活動。在本次行動的領導者被捕後,抗議活動可能會延燒至國內其他被邊緣化的地區,進而威脅到摩洛哥全境的穩定。

▍政治人物無法解決問題,反而是問題的一部分

這場社會運動的知名領導人納賽爾.齊菲茲(Nasser Zefzefi)表示,就像在西迪布濟德城(Sidi Bouzid)自焚的布阿濟吉(Mohamed Bouazizi,蔬果小販,在2010年12月17日自焚,成為突尼西亞2011年元月革命的導火線),「穆加奇.菲克里的死,實際上是死於國家多年來的錯誤政策,成了引爆人民不滿的最後一根稻草。」

突尼西亞和摩洛哥爆發抗議的地區,除了長期都被排除在發展藍圖之外,這些抗議在組織、結構和訴求方面,還展現出以下這些驚人的相似性:人們要求改革而非革命。據法新社報導,人們提出的訴求圍繞著「就業、道路交通、大學、醫院和資金挹注。」齊菲茲說:「我們並未要求任何特殊待遇——僅僅是希望我們所在的地區能恢復生機。」泰塔溫的青年也提出了相似的訴求:石油公司的就業配額、環保機關釋出更多就業機會、促進地區發展的投資……。

他們拒絕主要政黨介入。泰塔溫的靜坐抗議拒絕與政黨有所牽扯,也拒絕政治領導人的拜訪。為了劃清界限,抗議者「禁止在靜坐帳篷裡討論政治。」同樣地,由摩洛哥人權運動者和知識份子所組成的「公民倡議」(Civil Initiative)發布報告指出,里夫(Rif,摩洛哥北部地區名,多山,鄰近地中海)地區的抗議活動是人民自發的,無關政黨或工會。

與一些政治人物的指控和媒體的偏頗報導相反,這些抗爭運動似乎沒有地方主義或分離主義的傾向。在泰塔溫的卡爾穆勒油田,人們一旦與政府簽訂了協議,便即刻停止靜坐,恢復石油的正常生產。

總而言之,無論是執政黨或在野黨的政治人物,似乎都無法明白社會運動經歷的改變。這些在地非正式組織以直截了當的具體訴求集結而成,他們不相信政黨政治的效率。有時候(無論這個判斷正確與否),人們甚至懷疑所有的政治人物,不管是左派或右派。年輕人認為政治人物無法解決問題,反而是問題的一部分,因為他們「太功利、太選舉導向,且太渴求權力。」

此外,他們也相信自己不需要一個現成既有的領導者,而重視所有抗議者之間的橫向聯繫。這不表示運動過程中不會出現新的領導關係,但重點在於:這場社會運動與我們企圖實踐、我們所珍惜的社會正義之間,究竟還有多少距離?

(譯者葉宇軒就讀於國立台灣大學中文所、為苦勞網特約翻譯,譯作多為政治、經濟、環境、社會運動相關議題。)

本文作者Messaoud Romdhani的演講

     

諾貝爾和平獎國際論壇:突尼西亞全國四方對話
Nobel Peace Prize International Forum: Tunisian 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

突尼西亞青年:希望與挑戰
Tunisian Youth: Hope and Challenges

時間/地點:
2017年12月20日(三)18:30-21:30(18:00開放入場)
成功大學成杏校區成杏廳

官方網頁:https://www.accupass.com/go/nckunobel2017
Facebook活動網頁請搜尋:諾貝爾和平獎國際論壇:突尼西亞全國四方對話
https://www.facebook.com/TunisianNationalDialogueQuartetNobelPeacePrize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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