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是國際勞動節,勞工團體走上街頭,2015年訴求的主題是「縮工時、反過勞、要加薪、禁派遣」,四大訴求息息相關,交織成台灣職場的血汗處境。過勞問題凸顯台灣職場環境的崩壞,長工時與低薪化都是過勞的成因,而欠缺保障的派遣工,往往也是過勞族群的熟面孔。勞動權益不保,過勞文化蔓延,台灣職場環境已經亮起紅燈。

許多人可能認為,「過勞死」是職場罕見的例子,工作辛苦在所難免,就算做牛做馬,怎可能會累到暴斃?

我曾經也是這樣想過,直到最近,我跟工運朋友黃怡翎寫了一本新書《過勞之島:台灣職場過勞實錄與對策》,我更深刻瞭解,過勞文化在職場蔓延,「過勞死」並非遙不可及的話題。

台灣職場過勞問題有多嚴重?

根據勞保給付資料,近四年來核發的過勞案件有315件,其中有137人死亡,平均不到五天就有一名勞工過勞發病,約十天就有一名勞工因過勞而死亡,其中不乏年輕小伙子。

這是令人吃驚的官方數字,儘管勞保給付的趨勢有減緩,但每一條在職場驟逝的生命,背後都是一個家庭的巨大傷慟,更何況,官方數字無法完整呈現職場的過勞現況。因為過勞職業病是以職業引起的腦心血管疾病為主,除了難以納入官方統計的「黑數」外,還有為數難計的爭議案件。過勞給付的案例,也排除了胃病、女性乳癌等病,以及疲勞引起的意外事故風險。

職場過勞的狀況比勞保給付數字來得更嚴重。台灣職場安全亮起紅燈,儼然成為「過勞之島」,除了高科技工程師、醫護、保全、駕駛等過勞高風險行業外,各行各業也都暗藏「過勞死」的危機。

台灣長工時的勞動環境,在國際上鼎鼎有名,始終名列前茅。2001年勞基法歷經修法,法定工時上限從「單週48小時」降至「雙週84小時」,每週工時平均降低了6小時,但台灣並沒有脫離「鐵人國家」的行列,總工時遠超過其他國家。

依照勞動部統計,2012年就業者的平均年總工時仍達2140.8小時,相較於日本1745.2小時、美國1789.9小時、加拿大1710小時、法國1479小時、德國1396.6小時、英國1654小時,台灣勞工的工時遠遠超過其他先進國家,高出了約20%至53%。

此外,勞動部在2013年完成《我國工時狀況與國際比較研析》,報告中指出,2012年在全球30個主要國家中,台灣以年總工時2141小時排名第三,僅次於第一名的新加坡(2402小時),與排居第二的墨西哥(2226小時)。

先進國家的工時普遍皆為減少的趨勢,但台灣十年來降幅極微,工時變化幾乎持平,自2001年法定工時降低之後,至2012年總共也只有減少24小時,降幅只有1.1%。

如今「降工時」的運動再起,也是希望扭轉台灣長工時的過勞困境。公務人員早就實施週休二日「單週40工時」,勞工卻還在「嗡嗡嗡」,苦哈哈辛勤工作,勞基法修法降低為「單週四十工時」勢在必行,也是縮短台灣工時的關鍵環節。

台灣工時長,是國際間的普遍印象,但實際上的勞動情況,恐怕更加惡劣,充斥不同類型的「隱藏性工時」。所謂「上班打卡制,下班責任制」早已是檯面上公開的祕密,甚至還有「通訊加班」的新興工作型態。

由於智慧型手機、行動載具蓬勃發展,各種即時通訊軟體不斷推陳出新,這些科技應用工具為生活帶來便利,卻也成為企業主管的遙控員工的手段。主管們常利用手機通訊軟體、電子郵件等交辦工作,造成勞工半夜也得隨時待命,即刻回覆主管的指令,衍生出「通訊加班」的新興型態,加劇勞工過勞的風險。

「隱藏工時」低估勞工的工作實況,尤有甚者,部分企業還會苛扣休假時數,勞工犧牲休息時間,卻拿不到加班費用,雇主設法偷走「休假日」,這些也是助長職場過勞文化的現象。

一家知名日系化妝品公司就曾以「偷天換日」的手法,變相「偷走」勞工的休假日。按照勞基法,五一勞動節必須休假,若遇到星期天則另行補假一天,但該公司卻逕自公告,將這一天工作8小時,換算成480分鐘,再平均分配到全年約250個工作天,讓員工每天可以提早兩分鐘下班。

看似簡單算數的挪移,但「化整為零」的結果,員工白白損失一天休假日,提早下班的兩分鐘,員工感受不到減輕負擔,也無法達到充分休息的意義,猶如「被偷竊的假日」。被偷走的休假日,層出不窮,過勞的處境愈來愈惡化。到最後,勞工只有自認倒楣,根本追不回來。

勞工面對長工時的壓力,不僅身體疲累,更由於工作時間過長,侵蝕個人的休閒活動、家庭與社交生活,使得心理的疲勞憂悶難以排解,甚至造成家庭功能喪失,導致離婚率高、出生率低,並衍生出孩童或青少年缺乏家庭關注等社會問題。

也許有人會質疑:「為何要做到過勞死?離職就好了呀!」

但勞工真的有選擇的自由嗎?我們觀察發現,看似自由的勞動市場中,卻有一條看不見的鎖鍊,緊緊綑綁勞工。越底層的勞工,越缺乏流動的自由度。其實,勞工在過勞環境下討生活,就像走在鋼索上,稍一不慎,就容易落入無底深淵,爆發過勞疾病。

當前許多青年或新貧族,都面對低薪化的困境,謀職原本就不容易,甚至必須透過加班或兼差,才能有足以溫飽的收入。以保全業為例,本薪很低,根據高雄市產業總工會的調查發現,保全員的薪資偏低,平均月薪為22630元,遠低於一般勞工的平均月薪45508元,大約只有一半──保全員當然都得拚命加班,助長了過勞文化。

在我們訪談案例中,曾有一位29歲的大樓保全人員阿瑋(化名),長時間加班,不眠不休地工作,導致過勞死亡。高中時,阿瑋就讀高職學校冷凍空調科,畢業後,雖然考上科技大學,但眼看家裡承擔經濟壓力,逕自選擇放棄求學之路,直接當兵入伍,等待投入職場賺錢。退伍後,因為家裡急需用錢,因此不敢慢慢挑選自己喜歡的工作,加上欠缺工作經驗,選擇並不多,保全工作便成為最佳就業機會,沒想到,就此一頭鑽入了過勞人生,也踏上了不歸路。

阿瑋剛進公司時,薪水每個月約兩萬五千多元,9年來勤奮工作的結果,只增加了兩千元,仍然無法突破三萬元大關,平均一年調幅約兩百元。然而,他的工時超長,天天工作超過12個小時,每個月大約休6天,如同是「廉價勞工」。窮忙了9年,卻沒錢下葬,他的母親也頓失經濟依靠,戶頭只剩下兩萬多元。

阿瑋生前早就知道雇主要求他們違法超時工作,利用僅有的休假時間,花了將近兩年之久,多次向主管機關檢舉、申訴,卻遭到秋後算帳,主管不給好臉色,不斷責罵。他每天除了承受加班的勞累,還得面對主管百般刁難與惡言相向,在高壓下工作,身心俱疲。儘管勞委會查到保全公司違法事實,但遠水救不了近火,阿瑋苦等不到政府對公司的裁罰,工作環境始終不曾改善,最終在值勤崗位上發病倒地。這難道不是「制度殺人」?

經濟不景氣,工作機會少,勞工無法輕易離開現職,苦撐到底,就易於落入過勞死的陷阱。更何況,國人的工作文化是從小就灌輸「愛拚才會贏」的觀念,拚搏吃苦的職場故事也是激勵勞工付出的典範,卻忽略建構安全健康職業環境的重要性。勤奮是重要的工作價值,但合理與健全的勞動環境,卻是支持勞工就業的重要基礎。這是企業的基本認知,也是政府的責任,更是國家勞動政策的必要方向。

檢討當前政策和制度,政府應該健全預防過勞的法規制度,除了降低法定工時,加強勞動檢查,檢討過勞認定標準與程序,健全現行職災保險補償制度,協助職災勞工與家屬共度職場變故,也協助企業預防過勞事件發生。勞動部也應該針對目前過勞認定的統計結果,加以運用分析,辨識出「過勞高風險族群」,積極勞動檢查,並主動介入建立「健康管理機制」,提供勞工心理協助、健康檢查等」。

過勞是職場環境問題,不是個人問題。勞工要從瞭解自身權益開始,學習爭取發聲,彼此團結聲援,加入工會發揮集體力量,才能與資方協商合理健康的職場環境,扭轉「過勞之島」的命運。

工作究竟是求生?還是找死?這是荒謬的提問,卻是台灣過勞職場的殘酷悲劇。嗟嘆過勞之島的「累痕」,是沈重的控訴,也是尋找行動力量的開始。沉重,是為了用更大的力道來喚醒冷漠的社會,唯有如此,才能在困頓的時代中,尋找希望的曙光,找回人性勞動的尊嚴,找回職場該有的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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