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文泰:彈性加薪、玉山計畫有用嗎?談台灣學術研究的「資源錯置」

2017/11/10

天下資料,王建棟攝。

經濟學研究的主題之一是資源分配。資源錯置(resource misallocation),即是一種資源配置不理想的狀態。也就說,在這種狀態下,可以透過資源重分配達到更高的效益。如果可以改善,而沒有去做,就是一種浪費。我在這裡要談的,是台灣學術研究(與高等教育)的資源錯置。也兼論「彈性加薪制」與「玉山學者」的問題。

▍改善現狀,其實不需要增加經費

去年,因為前中研院長翁啟惠關於浩鼎股票的案件,引發社會廣泛的討論。我不談此事件中的道德是非細節。但在不少的言論中,常可看到對學者的道德期待。有篇《天下雜誌》的報導拿蔡元培與胡適來跟翁啟惠比,充斥著越清貧越有德的想像。該報導寫到:「胡適死後,發現除了書籍、文稿、信件外,胡適生前留下的錢財,只有135美元。胡適說,『金錢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撐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學識,便是很富有的人了。』」

這種對學者仙風道骨的期待,卻恰恰是與台灣的學術研究的人才困境緊緊綁在一起的。以我熟悉的經濟學界而言,現在中國的十多個重點大學,對助理教授開出的薪水,多在40萬人民幣上下,折合台幣大約月薪17萬。台灣的助理教授起薪大概7萬,而正教授薪水在10~12萬之間,差別只在年資,不分科系,也不分研究或教學能力。台灣的學者薪水,平均來說,大約是韓國的一半、日本與中國的1/3、香港與新加坡的1/4~1/5。中國的情況比較複雜,大學很多,重點大學裡也有「海歸」(海外歸國)跟非海歸的區別。我這裡比較的,是以海歸而言。

我跟朋友談起這件事情,他說:「重點是台灣政府沒有錢。要台灣政府的財政改善,你的期望才能達到。」然而,台灣的學術研究乃至高等教育的環境,其實有嚴重的資源錯置,並不需要增加教育部與科技部的經費,就可以大幅改善現狀,解決人才外流的困境。

▍薪資與研究經費之間的配置

我們必須先區分不同學科對研究經費的依賴性。有的學科非常倚賴器材做實驗或大規模的資料收集。這些我們可以稱之為「實驗室學科」(laboratory science),而其他的則稱為「非實驗室學科」(non-laboratory science)。經濟學研究經常要處理資料,有時也需要大量的電腦運算,但是基本上不能算是實驗室學科。以下我先從非實驗室學科談起,這些學門包含廣泛:法律、商學、包含經濟學在內的所有社會科學、還有種種的人文學科,甚至還有數學。

就非實驗室學科而言,台灣學術研究的最大資源錯置在於薪水與研究經費之間的分配。台灣政府為了提升學術研究與高等教育而搞出來的「五年五百億」、「頂尖大學計畫」,在薪水上面,只能杯水車薪,卻把這些錢豪擲在研究經費上。我在新加坡管理大學任教,個人手上現有的研究經費,算一算差不多一個月的薪水,但已經很夠用。而台灣的老師(以我所熟識的台大與中研院的老師而言),手上的研究經費,少的將近逼近自己的年薪,多的高達2倍。我自己沒有專任的研究助理,只有一些兼任的。但是台灣的老師們拿科技部經費的,人人都有專任研究助理。坦白說,真的人人都需要專任的研究助理嗎?

台灣研究助理之浮濫,基本上已經變成秘書,還且是滿閒的秘書。在新加坡,如果你要專任的研究助理,你可以額外申請研究經費,但這競爭很激烈。在香港,教授個人專任的研究助理也是不常見的現象。當然,從教授的角度來說,有人幫你處理很多雜事也很好,特別是台灣的行政程序繁文縟節,把時間花在這些行政程序上,確是人力資源的浪費。但是從爭取人才的角度來說,是薪水高還是研究經費高比較有效?台灣學者的薪水問題,其實單單從「減少研究經費、增加薪水」這樣的資源重分配就可以解決,並不需要增加經費。

在實驗室學科方面,對一個必須倚賴大量經費支持才能作實驗的年輕科學家來說,薪水與研究經費之間的取捨跟上述情況不同。美國物理學助理教授的薪水雖然有很大的變異,但平均在6萬美金左右,這個數字遠低於經濟學的10萬美金。但是雇用一個實驗物理學家卻不給研究經費,基本上等於沒有雇用一樣。研究經費對倚賴實驗的人來說是生存的基礎。而雇用一個實驗物理學家的整個花費,可能不下於一個經濟學家。

台灣的制度只有把薪水定死,在近年的國際競爭壓力之下,台灣只剩下研究經費有彈性。各大學與中研院都是以這些實驗室學科出身的人為主要的決策者。在美國,研究經費的競爭非常激烈,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研究案申請的中獎率,平均來說也只有24%。對於一個年輕的學者而言,台灣的薪水雖然低,但是這個差別沒有商管經濟的來的大。如果台灣能夠提供足夠且穩定的研究經費,那麼即使是名校的畢業生,在研究經費前景不明的情況下,是有可能選擇台灣給的條件。但也因為台灣的主事者經常是實驗室學科出身,而無法體會非實驗室學科在國際競爭上的絕對劣勢。

▍彈性加薪的兩個問題

台灣近年不是已經開始實施彈性加薪了嗎?坦白說,這些彈性加薪有兩個問題。首先,這個加薪的幅度很有限,上限在25%。跟香港比較起來,本來是1:4,現在變成1.25:4。差別很大嗎?沒有。所以,這個彈性只對台灣老師的工作誘因有幫助,對招人幾乎無用。

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請注意,國立是名字的一部份,而不是台灣熟悉的教育部下轄大學的意思)的教授薪水分兩個部分。一個是按既定的規制,就是類似台灣教授薪水的級別與年資;另外一個就是市場價(market-based component)。當一個教授有外校的工作機會(外在選項、outside option)的時候,這個部分就可以彈性調整去與他校競爭。市場價這部分的彈性,才是真正的彈性。所以,在新加坡,每個教授的薪水都不一樣。大家也不知道彼此的薪水,基本上是個人隱私。這是一個市場的運作。台灣要搶人才,卻沒有真正搶人才的彈性。

台灣的某些左派人士常常講大學對教師剝削。但是真正的人才,在國際市場上是大家搶著要的,就不可能是被剝削的對象。反之,一個只著眼於防止剝削的系統,只能讓大家一起吃有限的大鍋飯,是不可能搶得到人才的。

第二個問題是彈性加薪背後的黑暗面。如前所述,彈性加薪並沒有國際上搶人才的作用,唯一的意義在於提供努力研究的誘因,鼓勵表現好的學者。據我所知,台大經濟系與中研院經濟所確實做到了按表現分配的原則。但是很多其他的大學系所並非如此。因為在教授治系的原則下,系上大老控制了這些彈性加薪的資源分配。台灣的大學太多,有些系所的系上大老其實已經沒有什麼研究能量,招了新人,就算新人表現優秀,也拿不到這些彈性加薪的錢。這個制度,美其名說是要增加台灣教授薪水的國際競爭力,但其實不僅競爭力沒有增加,反而被扭曲為自肥的工具。

這樣的弊病為什麼會發生?因為本來彈性加薪是依表現衡量(performance based)的觀念,但執行彈性加薪的人能夠自己制訂表現的標準,整個制度卻無法去衡量這些掌握系所行政資源的人的表現。你只要夠資深、掌握的人脈夠穩固、有選票,就能繼續掌握行政資源,可以完全跟表現脫勾。台大經濟系跟中研院經濟所為何沒有這個問題?因為這是兩個少數研究能夠跟國際接軌的地方,自尊心強、競爭的壓力大,面臨人才斷層的危機感也非常強。

台灣需要做的,就是在制度上鬆綁,允許「市場價」。一般的教師就按表定的薪資走,有校外選項的人才用市場價去加薪。因為有競爭力的人才其實只有一部分,所以這麼做不會增加太多經費,挪一些已經浮濫的研究經費就做得到。這種作法的另一個好處是:與其自己亂訂標準,亂漲薪水,不如讓市場說話。

台灣需要加薪到多少才有吸引力?這裡我先做個澄清。很多人羨慕香港與新加坡(之後簡稱港新)的薪資。但是這裡面有高估的部分。第一,港新的退休金其實很少,跟台灣的不能比。雖然台灣勢必要做年金改革,但再怎麼改也不會比港新少。就終生所得(life time income)而言,當然台灣還是沒得比,但是至少不能把這兩個地方的薪水直接當作必須跟上的標的。第二,港新薪資明顯高過亞洲其他地方。所以,我的同事裡面各國的人都有。從錢的角度而言,搶人都搶不贏這兩個地方。然而,這畢竟只是兩個都市,能夠容納的人也有限。所以,台灣要解決人才問題,並不需要以港新為目標。只要能夠以市場價去面對日本、韓國與中國的薪資就可以了。重點是我們的制度是否能夠容許這樣的彈性。

▍玉山學者可行嗎?

最近政府有所謂「玉山學者」計畫。相對於彈性加薪的可笑幅度,玉山學者計畫算是比較有「競爭力」的方案。很多人批評,這些玉山學者將淪為「大咖」的禁臠。以台灣的學術生態而言,這是合理的懷疑。所以,玉山學者如何評選,就是關乎此計畫成敗的環節。簡單的說,正確的作法,應該是讓市場說話,以候選人的外在選項來計價。否則的話,很多人在台灣像是個大山頭,佔地為王,實際上沒有任何國外學校對其有興趣。對這種人的計價,會變成只是學界裡的分贓,有可能重覆彈性加薪制的弊病。

玉山學者計畫還有兩個更根本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發起者與評選者還是教育部,各校沒有自主空間。但這個牽涉到大學還沒有法人化,全台灣相當於只有一所「教育部大學」。第二個問題是這是一期3年的計畫。雖說可以「續約」,但如果玉山學者計畫是真的要「深耕」的話,3年就顯得非常短線。你要一個大咖有能量的學者從國外回來培養後進,你要他長期待著,還是要他3年過一下水就走?很多的這些有能量的學者,在國外都已經是「長聘」(tenured)的狀態,就是領類似玉山學者的薪水,但是不用經過「續約」的程序就可以領到退休的。但如果要能夠讓台灣的大學在長聘制(tenure system)之下,能夠彈性給薪到玉山學者的水準,那麼整個大學體制就必須有相當的改革。

▍薪資缺乏彈性,來自於制度缺乏彈性

台灣的學術與高教的制度僵化,其背景與原因相當複雜。我將在另一篇文章中談我對這件事的理解。在那之前,一個重點的提要是:台灣的制度在公立大學的面向,因為等同公務員的保障,於是不能管結果,很難以教授的表現論薪水、福利與任用,於是等於隔絕競爭。既然不能管結果,於是整個制度都在規管過程。但是過程難以窮盡、導致繁瑣僵化。另一方面,台灣的高等教育為了保護公立大學,在制度上也壓抑私立大學。美國最優秀的大學幾乎都是私立的。台灣沒有比台大好的私立大學。這件事本身就很耐人尋味。

謝詞:本文受益於許多學界朋友的寶貴意見。在此感謝以下諸位老師:王平(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講座教授、中研院院士)、王道一(台大經濟系教授)、林明仁(台大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車嘉華(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黃伯瑞(荷蘭 Technische Universiteit Eindhoven助理教授)與彭正浩(輔仁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特別是與王道一老師的討論,大幅改進了本文的論點。他們不代表本文的所有觀點,文責也由作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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