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會因為有錢就不是生物？
小時候我住在高雄左營，有一次一群比較大的小孩帶著我跑到比較遠而且沒去過的地方去玩。那個地方對我來說有令人驚異的景象，有一條好寬好寬的道路，可是都沒車，遠方有許多閃著銀色光芒的巨大建築。大家到達一個橋下的小河流，河流很清澈，也有許多小生物，於是大家很高興地一起玩水過了一個快樂的午後。因為那個地方我覺得太奇妙了，回程的時候我特別記如何到達那裏的路徑。過了一兩年，我比較大了一點，我找個機會自己想要重遊舊地。憑著模糊的記憶摸索到同樣的地點，一切都不一樣了。好多工程車在那條馬路上疾馳，河流變成墨黑色了，還發生濃濃的惡臭。我逃離了那個地方，很多年後我突然意會到，那裏就是高雄煉油廠開始啟動了。
1970年代，高雄市三多路以南是沒有什麼住家，在那個沒有錄影機、只有無線三台的年代，我會騎腳踏車到鹽埕區的電影院看個二輪電影。有一次我騎著騎著，不知在哪個路口錯過了，道路越來越陌生，路邊的住家越來越少到接近沒有。然後看到了讓我畢生難忘的情景，遠方的工廠所有的煙囪都在冒煙，如果是黑煙或白煙，也是看習慣了，但是每隻煙囪都在冒不同顏色的煙，天空看起來五彩繽紛，從視覺上是美極了，但是我也知道那煙毒到了極點。那個地方我回想起來，應該就是此次發生高雄氣爆之處。以前高雄三多路以南是沒有什麼住家的，現在那些與化工廠緊鄰的住宅，不知道是怎麼規劃的。
所謂的經濟成長就是讓我小時候偶爾逢年過節一小杯黑松汽水喝半天，現在可以每天喝好幾罐可樂。代價呢，身邊的小生物一個一個消失了，蚯蚓、蜻蜓、金龜子、蝌蚪、大肚魚……，最常看到小生物的只剩下小黑蚊跟蟑螂。當我們生態環境惡劣到這些小生物都生存不了，我們人類真的可以好好的活下去？我們為何會天真地認為我們只要有了錢就不是生物了，不再需要充足的陽光、清新的空氣、不受汙染的食物與潔淨的水。
有時候到山上去玩，偶爾我會看到斗大的標語：「青山綠水、藍天綠地留給子孫。」在我看來真是頗為心酸。在我們這一代就已經把青山綠水、藍天綠地全都變為了國民生產毛額。剩下的一點點，不知道還夠不夠蜂擁而來的觀光客糟蹋，我有生之年就要半點不剩了，哪還有什麼可以留給後代子孫？比如說雲林山峰與華山好不容易花了十幾年好不容易復育的螢火蟲，經過六年的螢火蟲觀光季就必須停了，為什麼呢？六年觀光客的破壞又把螢火蟲搞到不見蹤跡。
經濟掛帥下的潛思維
我們的經濟掛帥是一種政府刻意營造的歷史產物，在民眾心中種下一個種子，經濟成長的必須的，否則台灣就會完了。
將經濟成長與恐懼連結，讓許多民眾相信非這樣不可。這個思想來源本質上是來自1950-60年代，當時財政枯竭的國民政府80%財政都仰賴美國援助（1949-1950年間仰賴國府自大陸運來的黃金）。當時台灣人口數不到一千萬人，卻要維持六十萬大軍。所以力推經濟掛帥，主要目的還是要取得足夠資源與大陸共黨進行軍事對抗。台灣經濟掛帥本質上不是增進人民福利的思維，是軍事上的戰略思考。這種經濟與恐懼的掛鉤，讓許多人在政客又說拚經濟的時候，毫不考慮的投下他們的一票。
現在時空變遷，我們竭盡環境與自然資源，現在台灣經濟又是為了誰掛帥？台灣許多工業，對自然環境有非常大且不可逆的破壞，而且消耗了大量的水與電。翻開大股東與董事名冊，動不動就是登記在租稅天堂的英屬維京群島、英屬開曼群島……。以增加就業機會而言，這些產業外勞核配比率起碼都到15%到20%的水準，各公會還一直爭取要到35%甚至40%。台灣經濟掛帥，只成就了台灣頂尖10%，甚至1%的富豪的財富；大多數的民眾飽受低薪之苦與一屋難求的窘境。台灣經濟掛帥所交出的成績單，與民眾的期望真的相距太大。關於經濟發展，我們社會過去為了發展經濟，犧牲了環境生態。現在為了修復環境生態，反而要犧牲更多經濟資源。我們過去的經濟奇蹟，很多部分是透支了明天，當過去的明天變成了今天，已經乾涸的明天沒有資源讓我們再透支了。
我們生存環境正面臨共有地的悲劇
經濟學上有「共有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又有譯為公地悲劇、公有地悲劇）這個名詞。當一個資源是有限的，我們取用會導致其他人能取用的數量減少（經濟術語為這個資源具有敵對性），但是每個人都可以去取用它（經濟術語為這個資源不具有排他性），那會發生什麼結果？大家都會盡力力的搜括這個資源，沒多久資源就會竭盡。如果這個資源是生存的必須，那所有人都會面臨被滅絕的厄運。舉例而言。許多原住民族的魚場或是獵場都是共有的，大家全力補獵的結果，魚場與獵場枯竭了，全族都會滅絕。所以，記取教訓的原住民族會設定一些禁獵禁捕季、或設定補獵標準，來避免這個悲劇。新來的殖民者根本不理會這個傳統，台灣剩下不到三十隻的蘇眉魚，還不是有人照樣把它送上海產店的桌上。
有看過一些環評報告的人，通常會看到一個名詞──「環境承載力」（Carrying Capacity）。也就是環境能承受人類經濟活動或開發行為是有限的。但是，我們無法去阻止別人在自己私有土地的開發行為。也就如果我們把環境承載力視為一種資源來看的話，它的特性正好符合了具敵對性但不具排他性的特質，足以釀成共有地的悲劇。
以大家最熟知的檳榔栽種而言，大家都知道檳榔跟許多經濟作物一樣，並不適於山地栽種。「檳榔對山坡地造成傷害是因它的層次結構不夠多，使雨水打下來時只有一層檳榔葉來緩衝雨水的速度，造成雨水直接沖刷土壤，加上坡度的關係，讓土石被沖刷崩落，進而可能造成土石流。」
然而剛開始在山坡地進行檳榔栽種者，一定有超額利潤，其利潤來源部分來自使用了環境承載力。其他人看到了也加入栽種的行列，越來越多的檳榔林，最後竭盡了環境乘載力，只要稍大的雨勢，山區就傳來重大災害，所有住民一起承擔後果，共有地悲劇於是發生。我們由國道六號進入南投山區，處處可見滿山遍野的檳榔林，有些山坡坡度都已經超過了60度，有些甚至接近於峭壁，一樣都被種得滿滿的。都市人不要以為共有地悲劇與自己毫不相關，檳榔植栽已經進到水源保護區的埔里鯉魚潭與日月潭，土石正淤積我們的水庫，農藥正汙染我們的水源，沒有人可以置身於外。
其實空氣、水、海洋、河流、山岳……到處都可以見到我們多年以來醞釀出來的各種共有地悲劇，開始讓我們的生活品質快速下降。
問題不在政府、經濟制度、在於我們集體意識的覺醒
我不想去批判政府或政黨，因為已經從威權時代進入選舉時代（我不想稱這叫民主時代）。這個悲劇是追求職位最安穩的官僚系統、追求當選的民代系統、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財團系統與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選民系統，四大系統賽局（game）後的結果。有些人會怪罪於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但經濟學開宗明義就說：「人是自利的，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任何經濟制度與學說都建立在這個前提下，我實在很難想像甚麼制度能讓我們真正的福利最大化。
真正的改變是要推翻這個經濟學的前提。我們必須很快的由自利的聰明進化到集體的智慧，才有辦法產生真正讓大家都能永續生存的新制度。有集體智慧的選民，選有集體智慧的民代，有集體智慧的民代支持有集體智慧的官僚，有集體智慧的官僚支持有集體智慧的企業，讓賽局結構徹底改變。我知道這個結論聽來很玄，與貪婪的人性並不符合，但這恐怕是不讓我們自取滅亡唯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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