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媛媛:瑞典五十年前的歷史教科書──福利政策的反思系列二

2015/05/28

天下資料(楊煥世攝)

我的先生是瑞典高中的歷史和數學老師(在瑞典通常一位高中老師教兩個科目)。有天我先生在家改歷史考卷,突然哈哈大笑了起來。題目是兩段新約聖經裡的關於耶穌治療病人事蹟的記載,一段從馬可福音中擷取,一段則是馬太福音的片段。題目說:「根據研究指出,這兩段記載都是在耶穌受難後完成,而馬太福音又比馬可福音晚了約三十年。現在請以這個研究結果為出發點,用史料分析的『時間原則』來解釋這兩段記述的異同。」如果學生們理解史料分析原則,應該能以歷史記載的時間點來論述這兩段耶穌事蹟的可信度、相互依賴性、和撰寫人的傾向。比方說,比較晚寫成的史料雖然離實際歷史事件較遠,但經常有更仔細或誇大的情況,從此可以判斷出撰寫人的目的傾向等等。而有位天兵同學沒好好聽課,最後大概是急了,在考卷上寫了斗大的幾個字:「耶穌怎麼有時間做那麼多事?!」

我笑完以後,不禁感嘆地說,瑞典的歷史教育大概比台灣進步了一光年有吧。我先生聽了,說我給你看個東西。他翻箱倒櫃,找出了幾本泛黃的歷史教科書。原來那是我婆婆五十年前上高中時用的歷史課本,裡面還夾著幾張考卷。我看了那些課文和考題,一個個帝王偉人和戰事的排列,一道道條約和年代的填充題,和我在台灣學的歷史課風格大同小異。

● 瑞典歷史教育的改革

五零年代後半是瑞典歷史教育改革開始向中學滲透的時期,我婆婆上大學後主修歷史,她記得一次在課堂上,教授一邊發回她們的歷史報告,一邊發火大罵瑞典高中的歷史教育,把瑞典公民教成了愣頭愣腦的書呆子。那是一個青黃不接的時代,學界開始提倡改革,但是接受傳統教育,而且已經使用傳統教學多年的高中教師們還在舒適圈徘徊。那位發火的教授召集了其他學者們自己擬定了一套課綱,還編了一套歷史教科書,那套新的教科書問世後好幾年都沒被歷史教師協會採用。但是這個滲透的力量不容小覷,當新一代的教育決策者和歷史教師慢慢被育成,改革的風氣很快就席捲了瑞典中學,才事隔一代,我先生看著他媽媽學過的歷史課本,都覺得不可置信。

教育是台灣人心中的痛。我永遠忘不了自己青春正盛的那幾年,一天天過著補習考試枯燥的日子,唯一提醒我一週又過去的信號就是抽屜裡又滿出來的考卷。這種教育從我爸媽那一代開始,經過我們,現在眼睜睜看著我們的下一代也排著隊走進這條不歸路,相信為人父母長輩的都為他們感到無奈和心疼。那些為了改善聯考壓力的教改政策,不但沒有改善學生的壓力,甚至更助長了填鴨和補教產業的欣欣向榮。

對於台灣升學壓力的來源和結構,我認為有必要做更深入的分析。其實在歐美的學校裡,那些想要追求學術卓越的孩子們,也承擔了不小的壓力。為了進入競爭較激烈的大學科系,瑞典的高中生也必須挑燈夜讀。我先生說在他工作的學校,每次舉行全國考試,一定至少會有一位學生考到一半開始啜泣,還有一位會吐在考卷上。所以考試壓力,在世界上每一個學校都是不可避免的。而台灣教育的問題癥結,就我個人的淺見,是在於兩點。第一,追求學術卓越的壓力被普遍施加於每一位學生,一個孩子的價值完全被其學術表現所左右。第二,教學內容的僵化和脫節。我想試著以我對瑞典高中教育的一些瞭解,反思臺灣教育的這兩個問題。

首先我想從教學內容談起。現在台灣的教改把重心放在升學制度,對真正應該大改特改的教學內容和方式卻換湯不換藥,導致我們的學子每天花去漫長寶貴的時間來記誦演算,但思辯批判能力仍然低落。其實這點我不是不能理解,在臺灣無論家長、老師、教育決策者都已經在填鴨式教育的舒適圈裡面待了幾個世代,就像五十年前的瑞典歷史老師一樣,要走出來真的不容易。

我在來瑞典以前,只聽說西方的教育和臺灣很不一樣,但是怎麼不一樣,我沒有概念,連描繪一個想像圖都很難。所以我想藉這個機會,給大家說幾個瑞典中等教育有趣的例子,希望能大致呈現思辯性教學從理論到實踐,從實踐到成果的全貌。


天下資料(黃惠如攝)

剛開始在瑞典的大學教中文的時候,學校給我六十個小時上教學法課程。我那時候已經開始教課,心裡想,還不就是照著課本教,有什麼好上的?但這是學校規定,而且上課還可以領薪水,何樂而不為?我和其他同事拿著鉛筆盒和筆記本,又當起了學生。前半部課程我們先站在學習者的角度,去瞭解人類各種學習的機制,後半部課程我們才站在教師的角度,去討論我們在學校課堂的環境裡如何去促進最有效的學習。經過了這門課,我才瞭解教育這個領域的深度,也觀察到瑞典和歐洲同事對教育學的尊重和涉獵。相對於自己對教育學的無知和輕慢,讓我十分汗顏。

在教學法的第一堂課,教授就問我們,什麼是老師?什麼是教育?他問到我的時候,我馬上運用以前背得滾瓜爛熟的韓愈師說回答:「老師就是傳授學問的人。」這時候教授又問我,什麼是學問,學問在哪裡?我搖搖頭,答不上來。

上完這門課,我得到最大的體悟是,在傳統的教學理念中,教學是老師把學問灌輸給學生的過程,老師先把客觀世界都吸收轉化成了特定的知識,然後喂給嗷嗷待哺的學子,目的是讓學生更博學多聞。而啟蒙時代以後的教育理念裡,老師並不是學問的載體,而更像是一個引導人,老師和學生們一起站在客觀世界的前面,引導學生去和世界接觸,產生激盪,藉以養成學生自主探索新事物的習慣,和培養能理性分析資訊的批判力。這個引導的過程看似放任輕鬆,其實需要很強的專業和教育知識為後盾,加上精心的設計和安排才能實現。

我們上最後一堂課的時候,教授說我們來玩個問答遊戲。他開始問我們「挪威的首都在哪裡?」「瑞典最長的河是哪一條?」「歐洲最高峰是哪一座山?」一問一答,大家都搶著在第一時間說出答案。最後他問「為什麼瑞典的首都在斯德哥爾摩?」這時整個教室突然安靜了下來,大家都半張著嘴,腦袋高速運轉著。教授笑著說:

請你們記住現在這個感覺。我們學了很多理論,討論了很多教學法的學術研究,希望你們以後慢慢吸收應用。但是從今天起你們就可以開始落實的,就是記得剛剛那種一時半刻找不到正確答案的感覺,你們要讓學生常常處在那樣的狀態!

那天回到辦公室,我看著自己為中文課做的教案,突然看到了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就這樣,我在自己的課程裡進行了一個小小的教改。

● 台灣教育是最省錢的那種

看到這裡,讀者可能會覺得,引導學生和知識激盪,培養思辯能力的教育,聽起來很棒,但是這種教育在台灣實行的可行度有多大?培養這樣的學生對於台灣社會又有什麼實際的效用呢?

記得有天我和我先生的同事們聊到了不同國家的中學教育,我形容了我在台灣的經歷:一個老師教四十位學生,教學以講課的方式為主,評量則多採取可以快速評分的選擇和填充題。一個瑞典老師聽了以後說:「你們的教育聽起來很便宜,可以替政府省不少錢。」我聽了一愣。我聽過很多描述台灣教育的形容詞,但是「便宜」這個詞,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後來我細想,可不是嗎?原來我們的教育,就是最省錢的那種!我以前曾經認為,注重考試是牽制台灣教育的主因,為了達到考試的公正性,我們不得不採用記憶性的、只有一個正確答案的題目,這也導致了比較死板的教學內容。然而在看了歐洲幾個國家的考試題目以後我發現,思辯性的能力也絕對可以用公正的考題來評量,只是這些考題的設計和批改都要花去十分龐大的資源和精力罷了。當過老師的都知道,出一道記憶性的題目只要二十秒,但是出一道思辨性的題目,可能要花上幾個小時。

台灣一位中學老師要帶近四十個學生,上課時要趕進度,幫學生準備考試,課間還要照顧輔導學生心理、家庭的種種問題,下班以後來自家長的叮嚀更讓他們不堪其擾。在這種條件下,要如何去設計吃力又不討好的教案和考題?


天下資料(楊煥世攝)

瑞典高中每次上課的學生人數大約是二十五人。另外每位老師會分配到大約二十個「導師學生」,導師和學生定期見面,聊聊生活和學習上的種種。在這個過程中如果導師察覺了更深刻的家庭、心理、或學習障礙問題,學校另有專業的青少年心理諮詢師、特教老師提供協助,也和社福機構緊密合作。我先生前一陣子才把一個在家庭方面有很多煩惱的學生,交給了學校那位和藹的諮詢師。他的專業不在心理諮詢,幫不上忙,也沒人覺得他應該幫忙。相反的,他和另一位數學老師,每個禮拜一放學後在教室門口掛上「數學急診室」的布條,照顧那些因為數學而身心受創的孩子。那才是他想做,也真的有能力做的。

除了減低師生比,和讓老師能更專注於各科的教學之外,瑞典各機構也致力於協助老師設計教案和考題。在教案方面,教育部發布的課綱裡仔細羅列了學生在修完一門課以後必須習得的能力,同時也會提供可以達成這些學習目標的示範教案。比方說瑞典高中歷史第一級,有一個學習目標是習得歐洲歷史的幾個重要的時代劃分,如佃農時代,海權時代,啟蒙時代等等,學生必須學習這些時代的特徵,並且理解各時代是用什麼視角去劃分的。最後,學生必須去「質疑」(problematization)一個「時代」概念的形成。就這一點,教育部提供了「維京時代」作為示範教案,建議老師可以問學生,對他們來說「維京」是什麼,他們覺不覺得自己是「維京人」?接著老師可以介紹「維京時代」這個詞彙在十九世紀時出現的時代背景,並請學生想一想,這個詞沒有更早在歷史上出現,有什麼可能的原因?從這個「質疑」的過程中,學生可以去思考歷史知識的人造性,以及歷史和建構「我們」和「他們」這種群體意識的緊密關係。在教育部和各科教師協會的網頁裡,可以找到許多很有趣的教案。如果對教學法研究有興趣,高中老師可以申請成為「第一老師」,學校給「第一老師」很多時間和空間去發展更好的教案,薪水也更高。

在考題方面,瑞典大多高中課程為期一年,每年五月有一個全國統一的期末考試,這些考試題目由教育部授權大學編撰,是許多學者針對各科課綱,傾一年之力設計出來的,考題的品質和公正性都是有目共睹。這幾天剛好就是全國考試,因為這個考試的成績對學生未來升學息息相關,所以必須謹慎行事。我先生拿到一包數學試卷和一本厚厚的「評分指南」,每一題該如何給分,給多少分都解釋得清清楚楚。學生和家長根據評分指南,如果發現批改不公,可要求審議。我先生說數學考題的爭議一般比較少,然而就連以問答和申論為主的瑞典語全國考試,都因為極其詳細的評分標準,很少發生學生或家長不滿得分的狀況。

以上提到的這幾點,無論是協助設計教案和考題,確保小班制促進討論風氣,或是尊重老師的專業,讓老師能專注於各科教學等等作法,都勢必要國家不惜投入資源和經費。我查了一下不同國家在中等教育支出的經費,臺灣中等學校「每生使用教育經費占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之比率」大約比OECD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少了25~30個百分點。台灣絕對不乏優秀的教育學者,願意求新求變的學校教師也不在少數,然而現實是殘酷的。我們總是念著國外教育的好處,想必臺灣的教育者聽了也是很心酸。

台灣的教甄考題裡有一題是這樣的,現在台灣高中一個班級的平均學生人數是多少?答案是,目前公立學校每班平均為三十五個,私立為四十個,而私立學校一班有比較多學生的原因是「更符合成本」。我也看過一個報導說,因為台灣少子化趨勢,將會造成老師市場的緊縮,導致老師失業。少子化在很多國家是步入小班制的契機,在台灣卻變成了老師的危機?說穿了,還是那一句:「要符合成本」。

● 便宜沒好貨,教育也不例外

所以,要促進教學內容的思辯化,提升教育品質,作法細節林林總總,但是最後一定都會回到資金問題來。總歸一句:便宜沒好貨,教育也不例外。那錢從哪裡來呢?經費的分配固然重要,但是在那之前,先讓我們增加台灣那和斯裡蘭卡不相上下,少得可憐的稅基吧!一提到繳稅,想必很多人開始躊躇了。別擔心,台灣目前的稅收之所以會這麼低,問題不是出在我們全體人民繳的稅不夠,而是稅制的不公平。台灣是世界上碩果僅存數一數二優待富人和資方的民主國家,我們不需要把眼光放到瑞典或德國,光是能趕上日韓水準,就是一大進步了。台灣的稅制怎麼會落得這般田地,那是往事已矣,今後積極改善才是正途。大選將近,「稅制改革」這四個字是最好的照妖鏡。在這面照妖鏡的法力下,藍藍綠綠,牛頭馬面,全部都無所遁形。希望為人父母師長的看清楚看仔細,為了台灣的下一代,投下明智的一票。

回到課綱和教案。為了達到學習目標,除了各機關提供的示範教案以外,每個老師也能配合自己設計的教案,用不同的視角去詮釋。比方說在教法國大革命的時候,其中一項學習目標是「理解法國大革命期間法國社會摒棄非理性傳統的風潮。思考這些革新的意義和成敗。」對於這點,一個很普遍的示範教案是讓學生討論傳統節日的存在意義,思考那時在法國為什麼很多人反對過聖誕節。而身為數學老師,我先生則選擇了以公制單位的推行為例,來引導課堂的討論。法國大革命時期,有鑑於各種文化中傳統測量單位的非理性和不統一,法國科學家制定了現在大家熟知的公制單位,這種單位用地球從北極到赤道距離的千萬分之一為一公尺,並以水為基準,把長度計量和容量、重量等連結在一起。這個當時最「理性」「革新」的度量衡單位,除了美國等少數國家以外,幾乎被所有國家採用。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其實那時候法國也推行了時間的十進制單位,一天為十小時,一小時為一百分鐘,但是這個革新在推行期間並沒有真正普及,而且幾年後就廢止了。在課堂上,學生們爭著發言討論為什麼度量衡的革新被採用,時間的革新卻失敗了?有個學生說,一個小時一百分鐘,我光聽就累了。還有學生說,不知道時間的革新對鐘錶業的人來說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天下資料(曾千倚攝)

我自己在聽這些趣味橫生的歷史時,彷彿感受到了兩百多年前法國社會的氣象,對於他們積極審視傳統的那股傻勁,在莞爾的同時,也感到肅然起敬。平平是法國大革命,在瑞典課堂和在台灣課堂裡學到的,竟然可以如此不同。

剛好在數學第一級的課綱裡,也有一個學習目標是「質疑生活周遭數學單位的習慣用法,理解這些單位和歷史和物質環境的關係」。比方說世界上很多文化之所以採用十進位,不是因為十這個數字在數學上有特殊意義,其實就是因為我們有十根手指頭。電腦沒有手指,它們只認得電路,所以我們用二進位或十六進位和它們溝通。法國大革命期間人們覺得源自於腳掌大小或是石塊重量的傳統單位已經不合時宜,運用人類對地球和自然的新知識,整合出一套更簡便、更理性的度量,這個單位現在已經被大多國家的人視為理所當然。但是學生必須理解,所有的度量都是人造的,只是一種約定俗成,我們可以用巴比倫的十二進位,用英呎或是用公尺,那只是演算上的改變,而數學的本質,客觀物體的本質,並不會因此而改變。這個近乎哲理的學習目標,被安排在瑞典最初級的高中數學課綱裡;而我雖然閉著眼睛都能解二次方程式,卻從來沒有思考過這些饒富趣味的問題。

● 瑞典教育強調「質疑」

綜觀瑞典高中的課綱安排,會發現他們每學完什麼,都一定要「質疑」一下,另外,他們傾向把比較抽象的,偏向哲理性的學習目標放在初級的課綱裡。我想這是因為很多科目的中級,高級課程並不是必修的。許多學生可能學不到進階的三角函數和微積分,但是,數學的意義、數學和人類生活的關係,是所有學生都應該試著去咀嚼和領略的。

瑞典高中文史科課綱的柔軟度,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與其規定老師必須要教哪些史實、哪些文學作品,課綱中的學習目標如以上舉的例子,更以培養解讀技能為主,而在細節上,老師可以發揮一定的自由。這除了是那位發火的歷史教授改革的成果以外,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原因──瑞典的課綱,是國會中所有政黨一起審視和妥協而成的。他們瞭解教育,尤其是文史教育,對塑成一個人群體、政治意識有太大的影響力,所以最後妥協的方案,就是所有政黨都不要想主導歷史文化的代言權。取而代之的是授予學生解讀歷史、文本的工具和視角(perspective),讓學生能獨立判斷。因為這一點,瑞典也省得像臺灣一樣,每逢改朝換代之際就要發生「課綱微調」的問題。

到底什麼是課綱?而什麼樣的課綱,是臺灣最需要的呢?這就又回到了另一個主題:「我們不惜投入資源經費,讓引導式、思辯性的教育成為可能,到底對臺灣社會能達到什麼實際影響和效用?」

另外,在台灣教育體系還偏僵化的現實下,身為現場教育者,可以開始做些什麼?台灣社會期待每一個孩子都去追求學術卓越的心理根源是什麼?又能如何改變呢?礙於篇幅,留待下次繼續。

【繼續閱讀】
吳媛媛:我們都把課綱想簡單了?──福利政策的反思系列二(中)
吳媛媛:翻轉教育,從翻轉社會開始──福利政策的反思系列二(下)

【編輯推薦延伸】
吳媛媛:我的瑞典工會初體驗(本文反思系列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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