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明輝:名目所得與明星企業的迷思

2015/09/07

天下資料,劉國泰攝影。

韓國的明星企業越來越多,且規模越來越大,人均名目所得(nominal GDP)也已經高達台灣的1.24倍,讓許多台灣人為此感到鬱悶。但是,過去二十年來韓國的物價漲幅也超過台灣,以致於實質所得的成長率並沒有比台灣高──1997年時台灣的購買力所得(GD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簡稱GDP PPP)是韓國的的1.27倍,2014年時擴大為1.30倍。

不過,購買力所得也不盡然能忠實反映一國的經濟實力。2014年台灣的人均購買力所得高達45,854美元,是美國的84.0%,只輸德國0.03%,比英國和日本分別高出16%與23%,高得實在讓人很難相信。

根據一些間接證據來判斷,如果用「0.3×名目所得+0.7×購買力所得」來衡量一國的經濟實力,會比前兩者更適切。根據這個指標和輔佐證據,台灣的國家代表隊雖然輸給了韓國;但韓國卻是大頭小身體,中小企業與服務業的生產力遠低於我們,因此實質所得還是明顯地輸給我們。不只這樣,我們的實質人均所得甚至已經超過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而緊隨在英國和法國之後。

其實,名目所得、經濟奇蹟、日本失落的二十年,和明星企業的超高利潤率都可能是被嚴重誇大的表象;而我們對經濟成長的焦慮,很可能是杞人憂天。此外,我們過去只重視出口和GDP成長率而忽略生活品質,這很可能是錯誤的發展模式。

● 名目所得的幻覺

名目GDP是根據匯率算出來的,它會因為政府和金融市場的匯率干預與炒作而被高估或低估,而且無法反映各國的在地物價水準。因此,用它來當做跨國的所得比較時有可能會產生很嚴重的誤判。

經濟學上的慣例是把各國以美金計價的名目所得除以當地物價水準,換算成以購買力來計算的所得(GDP PPP),並以此來衡量各國的所得與消費水準。根據購買力所得的理論,因為台灣的人均購買力所得比韓國多出30%,所以台灣人可以享受到的貨品和服務是韓國的1.3倍。

但是,這個答案也並非永遠可靠。如果台灣人和韓國人把所得全都用來購買進口貨和出國觀光、留學,韓國人的享受將會是台灣的1.24倍──正比於兩國的名目所得。

除了出國的消費之外,韓國人和台灣人必須付出幾乎相同的美金才能換取同一件鑽石、工業設備、高單價進口貨,這些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全球差異極小,叫做可貿易財(tradable goods and service)。但是,酒吧內一杯啤酒的價格各國差異極大,甚至連倫敦市中心和倫敦附近小鎮的價格都差距極大,被稱為非貿易財(non-tradable goods)。一國對非貿易財的消費能力,取決於購買力所得;但是對貿易財的消費能力,取決於以美金計價的名目所得,不受國內物價影響。

一般而言,高所得國家的消費大約有三成是可貿易財,七成是非貿易財,因此各國的消費能力應該會接近「0.3×名目所得+0.7×購買力所得」,本文稱它為「加權所得」或「加權產值」。 

表一列出了三種所得的跨國比較,它們顯示亞洲國家都是購買力所得高於名目所得,意味著他們的物價比美國便宜。歐陸國家的購買力所得都低於名目所得,意味著他們的物價比美國貴。

不過,大部分國家的名目所得和購買力所得的差異都在15%以內,表示這些國家的匯率大致上有在反映各國物價的差異。只有台灣的購買力所得比名目所得低了51%,而瑞典的購買力所得比名目所得高出27%。這是因為台灣的工資與物價被刻意壓低,因而名目所得看起來偏低;反之,瑞典的工資偏高,所以物價也跟著上漲而使得名目所得偏高。

如果我們改成從C項的加權所得來做比較,台灣比韓國高出17.5%,比日本多出約5%,而只落後英國約7%左右。

但是,這樣的結論合理嗎?讓我們來看韓國與日本的其他佐證。

● 明星產業的代價與迷思

韓國的頂尖企業近年來耀眼國際舞台,受注目的程度有如1980年代的日本。尤其在IT產業上攻城略地,汽車產業也逐漸站上國際舞台,流行文化更風靡亞洲與美國,漸有亞洲創意中心的姿態。但是,很少人看見她外強中乾的一面。

三星2012年的營業利潤率是29.1%,遠高於Panasonic的1.6%,Sony的1.5%和Sharp的-1.8%。拜韓國積極簽訂FTA之助,三星在2005-2011期間的產量擴大一倍,但是員工人數只增加25%,因為它把許多零組件移到國外去生產,以便提高利潤率。可是在同一段時間裡,韓國其他中小企業卻因為FTA的市場開放而被國外低價產品壓迫,而利潤下降。更惡劣的是,有些韓國大企業委託國內中小企業接單生產,卻用進口貨的價格壓迫國內中小企業,來增加自己的利潤而壓低韓國中小企業的利潤。這種直接的剝削更加引發國內輿論的指責。[1]

結果,在就業人口持續增加的過程中,大企業職缺擴張的速度太低,許多人只好屈就就業條件越來越差的中小企業,以致於1987-2011年期間中小企業提供的就業人口比從總就業數的66.8%增長到85.6%。即便如此,在大企業的競爭下,即便是首爾數位產業園區內的中小企業都聘不到人,2010年有21.6%的職缺找不到合適的應徵者。[2] 

根據國際貿易基本原理,市場開放的結果,一定是強勢產業受惠而弱勢產業受害。因此政府必須以配套措施來緩和或解決弱勢產業的衝擊,包括所得重分配、轉業輔導、再就業訓練,以及失業救濟等。但是韓國政府並沒有認真去做,以致於失業或找不到工作的人只好到低薪且效率低的零售部門去工作,或自己開店經營小生意。

在這樣嚴重失衡的發展條件下,服務業與中小規模的製造業都陷入生產力難以提升或甚至倒退的情況。可以說,1997年以來除了大企業從市場開放與經濟成長中獲利之外,其他企業都沒得到好處,甚至受害。

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本來就比製造業低,這是各國的常態。不過韓國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只有製造業的56%,遠低於OECD國家的平均比值(93%)。此外,1984-2002期間交通部門、批發、零售與公共服務部門的總體要素生產力是下降的。由於服務業對韓國GDP的貢獻約60%,從業人員佔總就業人口約70%,因此服務業生產效率的偏低拖垮了韓國實質所得的成長。零售業的店家有超過一半是因為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而勉強開店,所以生產力偏低。 [3]  

此外,韓國製造業裡的中小企業也面臨生產力無法提升的困境。2000年時歐盟中小規模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是大企業的80%,但是韓國卻從1988年的60%左右降到2009年的33.2%,以致於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工資差距從1990年的1.48倍擴大為2009年的1.89倍。[4-5] 

台灣號稱1,500家上市櫃公司中有24%是僵屍企業(獲利低於銀行利息),但是台灣的企業往往有三本帳,很難講說其中有多少是真的僵屍企業。韓國號稱有三分之一的中小企業是僵屍企業,表面上似乎比台灣好,但是其他更可靠的統計數據卻會讓台灣人看了難以置信。

在工資漲幅趕不上物價漲幅的狀況下,韓國中等收入家庭竟有50%入不敷出,全國家庭債務已經高達可支配所得的164%。經濟與競爭的壓力大到讓人受不了,以致於韓國的自殺率高居OECD國家第一位,生育率敬陪OECD末座,而離婚率在20年內增加兩倍。因此,麥肯錫顧問公司警告韓國:除非積極改善家庭債務以及中小企業和服務業的生產力,否則目前的發展模式很可能會面臨消費萎縮與經濟負成長。[6-7] 

從國家總體發展的角度來看,韓國過去二十年來發展模式不但不值得效法,甚至根本就該引以為戒:台韓的購買力所得差距拉得更遠,加權所得只是略微縮小,但是獲利者集中在少數財團,受害者卻包括全國86.4%的中小企業和中產階級。這樣的代價真的太大。

韓國的人口只有日本的39%,美國的16%,卻硬要榨乾全國的資源去跟日本、美國拼輸贏,結果必然導致頭重腳輕,產業與經濟發展嚴重失衡。不過,即便日本的人口高達美國的40%,國家指導下的產業發展策略與程序足堪當作發展經濟學的典範案例,以國家的力量去揠苗助長就是不會有太好的後果。[8]

● 日本經濟的奇蹟與幻覺

日本經濟的發展是二次大戰之後全球最重要的經濟奇蹟之一,她在戰前的工資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汽車工業比歐美晚起步三十年,卻可以在1957年把第一輛汽車給賣到美國,並在1967年取代德國而變成全球產量第一位的國家。1980年日本汽車在美國的佔有率高達24%,導致美國汽車公司連年擴大虧損。日本以低估日圓的方式持續擴大日美貿易逆差來帶動自己的經濟成長,最後導致美日關係惡化,日圓在1985年的廣場協議裡被迫巨幅升值,而湧入大量套匯的熱錢,並推動股市和房市的炒作,日本名目所得一舉大幅超過歐美所有先進國家,並引發美國人「日本將買下美國」的恐慌。

但是這一股泡沫經濟在1995年被戳破,先是引發經濟衰退,之後持續二十年人均名目所得近乎零成長,以致於2014年的人均名目所得還低於1995年(見圖一)。這二十年被稱為日本「失去的二十年」。

不過,如果從購買力所得來看這一個階段的各國經濟成長(見圖二),就會發現日本在1985~1995年的急遽成長是個假象,這一段期間的購買力所得並沒有像名目所得成長得那麼快;而後來的經濟發展停滯也不是真的,因為1995~2014期間的購買力所得還是持續在成長,只是成長速度較慢而已。

假如購買力所得遠比名目所得更能反映一國絕大多數百姓的實質生活水準,經濟與產業政策的良窳,以及經濟成長的快慢可能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嚴重。

但是,不管日本的經濟成長有多遲緩,她的科技水準都遙遙領先台灣,怎麼有可能會搞到人均所得跟台灣差不多?

客觀的證據是過去二十年來日本的生產力成長遲緩,而且是競爭力較強的出口部門生產力持續在成長,而非出口部門(主要是服務業)的生產力卻成長遲緩,甚至接近於零。尤其是服務業對GDP的貢獻達七成,但是2000年時生產力的成長率卻降到0.9%,最是嚴重。此外,金融機構的貸款主要是流向生產效率低的建築業和其他內需產業,甚至各種僵屍企業,反而競爭力較強的出口產業所佔的貸款比例卻明顯下降。因此,資本配置嚴重錯誤也是導致經濟成長遲滯的關鍵原因。[9] 

如果是看日本和美國的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比值(美國為100%),日本製造業在1991達到美國製造業的73%,然後震盪下降,到金融風暴前已經只剩60%;而服務業(不含政府部門)則從1991年的最高點(48%)一路降到低於45%。[10] 

大家都同意上述兩個客觀的事實是問題的關鍵,但是該如何解釋其成因呢?各家說法殊異,仍無明顯共識。

辜朝明的解釋是:日本的房地產泡沫在1995年被戳破後,企業資產普遍地縮水約莫一半,但債務並未跟著縮水,以致企業的淨資產嚴重不足;在這種局勢下,企業每年的盈餘被優先用來增加資產以平衡資產與負債,因此投資不振,導致生產力無法上升。[11] 反對這個說法的人主要理由是過去二十年來日本並不缺資本,而是資本報酬率太低,使投資意願低落,因此資金往外移。[8] 

池田信夫寫了一整本書來談這問題的各種可能成因,但是他也不接受辜朝明的解釋。在他看來,日本戰後經濟的急速成長要歸功於日本政府有一群傑出的官僚在領導整個產業的發展,並且確實掌握到極為傑出的發展策略;但是1990年以後日本的經濟跟全球局勢都遠比戰後初期複雜,已經超出政府官僚所能掌握的複雜度,但是許多企業卻因為過去太倚賴政府決策而沒有培養出自主決策能力,因此政府一但在IT產業發展方向上錯誤(往超大型電腦發展),整個國家的產業方向就一起賠上去。此外,日本太相信人治而不相信法制,可惜戰後初期官商一體的協同作戰優勢卻在後來變成官商勾結,以及企業集團內相互包庇來掩護僵屍企業。[12] 在美國任教的日本學者Terutomo Ozawa也認同這種「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看法,他認為造成日本戰後經濟奇蹟的金融體系運作機制,恰恰也是過去二十年來資源配置錯誤與無效率的根源。[8] 

此外,深尾京司的研究指出兩個很重要的現象:(1)1991年以後美國、韓國和台灣的製造業與服務業普遍地積極投資和發展ICT產業,並因而提升生產力。但是日本ICT產業之外的製造業和服務業卻普遍地不積極投資ICT設備和相關應用,因而妨礙其生產力的增長速度;尤其是因為日本大企業的決策階層年紀偏大,接受ICT技術的速度較慢,而年輕一代參與決策的機會又偏小,因而使得問題益發嚴重。(2)1985年日本被迫將日圓升值後,日本大企業開始加速將零組件的生產基地從國內移往國外,過去仰賴大企業的外溢效應來提升技術水準的中小企業跟大企業失去了聯結,他們的生產力也因此停滯不前;因此,雖然大企業的生產力在過去二十年內持續強勁地提升,但是全國總體生產力的提升速度卻被中小企業拖跨。[8]

日本的產業發展政策是規劃最嚴密,配套最完整,而且順利地從進口取代過渡到出口導向,從勞力密集的輕工業過度到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的產業,從低附加價值率到高附加價值率,甚至從後進國的學習與模仿到超越先進國的創新,而建立起從品牌、研發、設計、製造到全球行銷的完整產業鏈,成為不折不扣的先進國家。

但是,當製造業發展太快而金融業只能跟在後頭當僕從時,就註定了資本市場的資源配置遲早要出問題;當大企業發展速度太快時,其他中小企業就註定會跟不上它們的發展速度;當創新與發展的決策控制在日本官府和少數大企業手裡時,就註定決策失敗的代價會非常地慘重。

● 結語

看著日本和韓國的經濟發展歷程,我們這些觀眾該學到什麼教訓?一個國家的總體經濟成效是所有產業部門的集合表現,任何一個產業部門或企業若脫了隊,都有可能在未來變成經濟發展的絆腳石。而任何一種揠苗助長的經濟發展模式,都難免會使產業的發展失去均衡,政府刻意培養的明星產業更可能會讓社會付出慘痛的代價。

因此,我們對於過去偏重出口而抑制內需,偏重明星產業而漠視中小企業,過分看重製造業而輕忽服務業,這種發展模式是該認真檢討了。從購買力所得的角度來看,與其因為製造業出口成長10%而換來3%的GDP成長率和2%的物價上漲,還不如因為餐飲與休閒服務業的品質與效率提升而換來1.5%的GDP成長率,0%的物價上漲和更好的服務品質。

畢竟,名目所得的提升頂多只不過是個手段,實質生活品質的提升才是經濟發展的真正目的。

【參考文獻】

[1] Haeran Lim, 2013,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olarization of LEs-SMEs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Korea,” Korean Social Sciences Review, vol. 3, no. 1, pp. 223-254.
[2] Soonae Park, Byung-Yeon Kim, Wonchang Jang, and Kyung-Min Nam, 2014, “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labor market bias against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Korean case,”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vol. 43, no. 3, pp 725-741.
[3] IMF, 2006, “Republic of Korea: Selected Issues,” IMF Country Report No. 06/381. 
[4] Yeonseung Chung, 2008, “On the convergence of productivity between large enterprises and SMEs,” The Korean Economic Review, vol. 24, no. 2, pp. 459-475.
[5] Joo-hoon Kim, 2012, “An analysisof corporation-SME polarization,” KDI FOCUS.
[6] OECD, 2014, “OECD Economic Surveys-KOREA.” 
[7] Wonsik Choi, et. al., 2013, “Beyond Korean style: Shaping a new growth formula,”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8] Terutomo Ozawa, 2001, “The ‘hidden’ side of the ‘flying-geese’ catch-up model: Japan’s dirigiste institutionalsetup and a deepening financial moras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vol. 12, no. 4, pp. 471–491.
[9] Alan G. Ahearne and Naoki Shinada, 2005, “Zombie Firms and Economic Stagnation in Japan,” Int.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vol. 2, no. 4, pp 363-381.
[10] FUKAO Kyoji, 2013, “Explaining Japan’s unproductive two decades,”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vol. 8, no. 2, pp. 193–213.
[11] Richard Koo, 2011, “The world in balance sheet recession: causes, cure, and politics,” 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 no. 58, pp.19-37.
[12] 池田信夫着,胡文静译,2012,《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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