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明輝:台灣是不是選錯了戰場

2015/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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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知道台灣不該再代工了,卻很少人認真想過,台灣是不是一直都選錯了戰場,所以才無法擺脫代工的命運?

富比士2015年的全球兩千大企業顯示,體型不同的國家各有他適合的主打戰場。美國的製造業主打新興科技的消費品市場,歐陸國家主打量大的耐久財和商用、工業用生產設備;而瑞典這種小國則主打量小價高的商用級和工業級產品。只有台灣是不自量力地在主打量大的新興消費品市場,難怪只能被整合到美國的供應鏈裡去代工,並隨時被新興國家取代!

如果再認真去分析富比士2015年全球兩千大企業中德國或瑞典的入榜製造業,就會發現適合台灣的藍海無所不在,只是我們對「利基市場」的想像一直太狹隘而已。    

● 為什麼蘋果不是德國的

最常聽到的是一個荒唐的答案:「因為德國民族性保守,所以不擅長創新。」別忘記:沒有德國人就沒有相對論和量子物理,連量子力學都會只剩一小塊。1918年戰敗的德國,22年後就有能力用40天的時間占領全法國,這絕對不是單憑「工業強大,嚴守紀律」就做得到的。一個會率先在2011年提出工業4.0的國家,更不可能欠缺產業的前瞻性思考。

蘋果不是德國的,因為支撐起蘋果電腦、Google和臉書的許多社會制度都不符合德國戰後的現實條件,也違背了德國在戰後的主流價值(公平競爭,人盡其才的ordolibralism)。

美國會成為全球消費品市場的技術創新領袖,是因為她有戰後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可以主導全球標準的制定和專利的審查,從源頭控制戰略制高點。其次是她有政治、軍事與電影工業共同支撐出來的「高科技」品牌形象。此外美金是國際貨幣兌換基準,可以用它去支撐華爾街高風險高獲利的金融市場──當美國金融體系出亂子時,可以叫全球投資者和消費者一起買單。這些條件與優勢,都是其他國家不可能有的。

另一方面,歐陸國家也不願意在新興消費品市場裡跟美國爭龍頭地位,因為它是建立在不符合歐陸國家社會發展目標的基礎上:嚴重偏袒資方的稅賦與專利制度,以及偏袒少數人的知識經濟;其代價是犧牲中小企業與技術工人的發展空間,以致製造業衰退,底特律破產,很多美國人的生活水準像新興國家或第三世界國家。

矽谷只有一個,全世界不可能有第二個,這不是因為美國人比較聰明,而是因為她有前述全球獨有的條件,以及另外一個附加條件。美國擁有全球最多元的先進產業與武器系統,可以吸納各種天馬行空的創意,將它們變成有市場價值或軍事價值的技術;而其他國家卻只能把這些創意當作沒有市場價值的純學術研究。在前述各種條件下,美國才能夠以充裕的經費支持大學裡千奇百怪的各種研究,並吸引全球最頂尖的人才去留學、工作。

缺了上面任何一個條件,矽谷就沒辦法聚齊全球最頂尖的人才和最豐沛的創投基金,將各種創意與發想一棒接一棒地加工、整合,直到被產業化。因此,以色列矽溪(Silicon Wadi)雖然號稱是全球第二大高科技創新重鎮,實質上也只不過是加州矽谷的海外分部而已。以猶太人的富有和聰明,都只能附屬於加州的矽谷,你就知道高科技創新產業的背後是政治、軍事、經濟與金融的霸權,它根本是一個極端不公平的戰場,絕非只是人才與資金的較量。[2] 而不自量力的代價,絕對是很痛苦的。

芬蘭為了Nokia的豪賭而付出慘痛代價,三星的弊端則讓韓國人痛苦不堪。台灣的兩兆雙星只不過是附屬於美國企業的廉價供應鏈,使得台灣從日據(日治)時期的「香蕉共和國」變成美國經濟殖民下的「蘋果共和國」,每年要繳交巨額的專利授權和更新代工設備,以換取微薄的毛利,技術升級的空間被嚴重地壓縮,隨時有被後進國家取代的危險。

新興消費品市場真的是一條適合台灣走的路嗎?繼續跟隨美國的腳步去發展生物科技產業與穿戴式裝置,下場會不會重蹈Nokia、三星和兩兆雙星的覆轍?

德國很清楚自己的現實條件和社會發展目標,儘管她擁有汽車、錄音機、電視、數位電腦、直升機、阿斯匹靈、口服避孕藥、影像掃瞄器、信用卡晶片、和MP3格式等發明的能力,以及全球最強的製造業出口能力,她還是選擇避開美國專擅的新興消費產品市場,而主攻汽車、工業設備和醫療設備等生產財,以及工業原料、醫藥和商用軟體市場,以便在傳統的技術優勢上添加新的創意,並兼顧研究人員的知識與創新,和技術工人的特長。

其次,德國、瑞士、荷蘭和瑞典的龍頭產業絕大部分跟精密機械脫不了關係,因此公司可以利用上百年累積的專業知識和技術(know how)去提升一般工程師的生產力,整個產業鏈裡的工人也必須要發揮高度的手工技巧,以便配合研發部門做出高精度、高品質、能忍受惡劣環境的產品,這也使得工人的潛能與附加價值一併被提升上去。因此,這些萊茵體系的產業不只是研發與創意密集,也同時是知識密集,和工匠技術密集,從天才、幹才到巧匠都有一展長才的空間。

此外,耐久財與生產財的系統性能是需要零組件和子系統的高度配合,因此不只終端的系統產品是研發導向的高技術、高單價、高附加價值,她的零組件供應商也會被迫必須交出高品質、高技術、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因而帶動整個產業鏈的技術和毛利向上發展,甚至逼得連零組件供應商都必須要轉為研發密集的型態。這使得整條供應鏈都是技術導向而非成本導向,也使得這些企業既有能力忍受較高的勞動力成本,也不會輕易地外移到成本較低的國家。

對比下,消費品市場的價值鏈往往集中在擁有品牌與專利的母公司手中,其他供應商的毛利低且技術層級不高,因而對社會總體生產力的提升貢獻有限,還很容易造成供應鏈的外移,以及產業空洞化。所以,底特律破產了,德國的傳統企業卻持續升級而很難被新興國家取代。

面對歐美產業特質的差異,台灣必須認真思考的是:我們到底該學習條件跟我們有如天壤之別的美國,還是該取法現實條件跟我們相近的歐洲中小型國家?

● 瑞典為什麼那麼強

施振榮曾明確斷言:「小國無法做品牌,沒有內需市場,很難。」台大一位商學院的教授則乾脆主張:小國沒有本錢分散資源,台灣應該要把資源集中在資訊業,才有機會創造一兩個世界級品牌。[1] 

其實,小國有許多高毛利、技術與創意密集的利基市場,只不過我們過去對這世界了解太少,對歐洲更鮮少有較深入的了解。如果仔細看看入榜2015年富比士全球兩千大企業中的瑞典製造業,你將會發現到處都是適合台灣發展的利基市場。

台灣有23家製造業進入富比士2015年的全球兩千大企業,瑞典只有12家;而瑞典最大的製造業在富比士的榜單中只排到第276名,遠遠落後於鴻海(122)和台積電(158)。但是瑞典企業的研發密集與技術密集程度卻遠超過台灣,在全球同業中居於領導地位;她們的產量通常不大,但全球受雇員工卻動輒數萬人。

創立於1876年的Ericsson(276)是瑞典最大的製造業,擁有37,000項專利,全球員工將近12萬人,其中25,300人在從事研發。她的規模遠小於鴻海和台積電,卻是全球最頂尖的通訊系統設備製造商:1950年的全球第一通國際電話是靠她的交換機接通的,2000年時全球3G行動通訊系統的領導者是她,她也在2010年以84Mbps的HSPA技術創新世界紀錄;目前全球40%的手機通訊是靠Ericsson的設備在傳送,英德合資的全球第二大手機服務網Vodafone就是採用她的設備。此外,她曾在1956年參與研發出全球第一隻行動電話,負責提供通訊系統,然後她設立手機部門,在1997年推出全球第一隻智慧型手機Ericsson GS88;後來她被Nokia的廉價優勢壓縮掉市場佔有率,並在2000年發生晶片廠大火後,因不堪虧損而把整個手機部門賣給Sony。

看著Ericsson的成績,很容易理解《經濟學人》為何看不起台積電和鴻海。但是,假如連Ericsson都只能守住電訊設備的利基市場,而從手機的消費市場敗下陣來,我們就更加必須認真思考台灣的戰場到底在哪裡。

創立於1873年的Atlas Copco(525)是瑞典的第二大製造業,專攻高性能礦坑與隧道的挖鑿設備和工業用高壓動力設備。Volvo(559)創立於1927年,最具競爭力的產品是商用遊覽車、貨卡和船舶與飛機的驅動系統,而不是消費市場的家用汽車;成立於1862年的Sandvick(760)是全球最大的超硬合金專業刀具,1930年代成立的Assa Abloy(832)在全球門鎖和保險、保全系統市場佔有率達10%,創立於1907年的SKF(956)是全球精密軸承的代稱,歷史超過60年的Autoliv(1226)為全球著名汽車大廠提供安全氣囊與路況自動辨識等先進的駕駛安全輔助設備,歷史僅23年的Hexagon(1492)專長礦業與衛星地理資訊系統與精密量測設備,創立於1883年的Alfa Laval(1707)全球第二大的重工業關鍵製程設備廠。即將滿90年的SCA(590)兼營運輸包裝與紙尿褲,兩者的共通特性是注重功能性,而非一般的消費品;此外,生產家用電器已近百年的Electrolux Group(1174)同時也是世界最大的商用電器生產商,只有創立於1947年的H&M(473)是專攻低價位的時裝業品牌。

比較這些大企業的屬性,非常地多元,多到出人意料之外。譬如,Assa Abloy從門鎖起家,竟然可以在八十多年內持續創新,針對旅館、企業與金融業的需要而發展出各種旅館與辦公室用的智慧型門鎖、保險櫃與保全系統,成為全球兩千大企業中的第832名。由此可見,只要你願意積極地替客戶著想,做到遠比客戶更了解客戶的需要,任何一個行業都容得下無限的創意、研發和毛利與營運規模的成長空間。

因此,不管先進國家的企業有多少技術壟斷優勢,有心的台灣企業永遠可以靠自己長期累積的智慧去開創新的利基市場。

這些利基市場以專業的客戶為對象,遠比消費性產品市場更適合台灣人重理工而不重人文與創意的特質。她的客戶需求很客觀而明確,只需要拼技術,而不需要揣摩消費者瞬息萬變的心理和各國的文化差異,更不需要解決全球零售通路與行銷的複雜問題。此外,因為客戶有能力客觀地評價產品的品質,並給予合理價格,因此投入研發與技術升級的資源較容易從市場上回收,也較不容易陷入後進國拼殺價格的血戰。這樣的市場,從產品創意、市場預測、研發、設計、製造到行銷,都較容易聚焦,不會像消費品市場那樣地變化莫測,所以風險較低,特別適合像瑞典這樣資源有限的小國,更適合像台灣這種理工掛帥的中型國家。

● 轉型中的台灣產業 

大家都嫌台灣的企業小、其實台灣的企業規模已經明顯超過瑞典,問題出在毛利低,技術層級低,而且多樣性嚴重不足。台灣入圍富比士2015年全球兩千大企業的製造業共有23家,依序是鴻海(全球排名第122),台積電(158),南亞塑膠(662),中鋼(708),廣達(725),聯發科(788),台灣化纖(912),台塑(930),和碩(935),日月光半導體(1000),華碩(1003),群創(1023),台達電(1093),友達(1111),華亞科(1348),仁寶電腦(1412),大立光電(1455),遠東(1479),緯創(1617),可成(1707),南亞科技(1762),英業達(1841),以及正新輪胎(1866)。

這一份名單裡IT相關的代工產業比例高到嚇人,政府斧鑿痕跡之深更是嚇人──曾經名列政府重點產業的將近20家,像台達電、大立光電、可成與正新輪胎這樣始終在科學園區外面自力成長的,算是異數。

不過,在鎂光燈照不到的許多角落裡,台灣一直有人在技術和研發上默默地深耕、茁壯,而他們也在兩兆雙星泡沫化之後逐一浮上檯面。除了台達電、大立光電、可成與正新輪胎之外,精華光學在汐止,川湖在高雄路竹,而「金磚企業」之首的四零四科技則在新店,他們都從沒在科學園區設過廠,四零四科技甚至堅持不上市──他們的崛起都是靠硬底子的技術,而非政府補貼或股市炒作,因此更值得期待。

其次,2015年初每股獲利前15名的製造業不再集中於特定產業,而是分散在尖端科技和傳統產業的所有行業裡:他們都有自己可以完全掌控的獨特核心技術,有適合自己的利基市場,具有跟瑞典、荷蘭頂尖國際企業相似的特質,因此也都有機會在未來進入富比士全球兩千大企業,並發展出全球頂尖的技術。

除了這15家之外,還有經濟部遴選的兩屆隱形冠軍(共20家),以及雜誌精選過的其他隱形冠軍,和許多EPS超過10元或接近10元的製造業。它們的附加價值率都超過代工產業,而他們所創造的就業機會在數量上、多樣性上和技術層級上則遠勝過晶圓代工加兩兆雙星。

台灣正在進行產業結構的轉型,從政府揠苗助長的兩大明星變成自主發展的百家爭鳴,從資本密集與規模優勢轉向深耕技術,從短多長空轉向可長可久。

如果有人看不見台灣的未來,也許是因為他看錯了地方,也許是因為他還在迷戀過去兩兆雙星的假象,而不知道台灣正在朝更健康,更有競爭力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與註解】

[1] 天下雜誌,2013/11/13,〈品牌,台灣還可以做嗎?〉 

[2] 猶太人的聰明程度和他們對當代學術的貢獻有多驚人,恐怕很少人充分了解。沒有猶太人,就沒有精神分析,也不會有相對論和量子力學──26%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都是猶太人,其中絕大多數是德語系的猶太人,連歐本海默和美國人最崇拜的費因曼也都是猶太人。今天的經濟學論戰,幾乎就是猶太社群的論戰──傅利曼、克魯曼和Joseph Stiglitz 都是猶太人,此外還有17個猶太人拿過諾貝爾經濟獎。猶太人撐起古典社會學的三分之二板塊,涂爾幹、馬克思和Georg Simmel都是猶太人,法蘭克福學派要角Theodor Adorno和法國的Raymond Aron(與沙特齊名)也是猶太人。沒有猶太人,當代人類學可能會崩掉三分之一:李維史陀、鮑亞士(Franz Boas)和Clifford Geertz都是猶太人。其他學科恐怕也都是這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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