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沈可尚執導的《築巢人》在今年的台北電影節奪下百萬首獎，沒有人會想到，這部紀錄片會在明年的１月３日在院線上映，因為它沒有任何當前台灣紀錄片賣座的元素：熱血、勵志、溫情或催淚。而它的片長，甚至只有既不是長片又不是短片的尷尬的53分鐘。
沈可尚從沒想過，會有電影公司主動表示願意發行《築巢人》，他很努力地跑宣傳，因為他很不希望讓一片好意的電影公司陪錢。他在宣傳空檔坐下跟我聊了一個小時，對於目前台灣紀錄片在亮麗票房之外的隱憂，坦誠地說出了許多不吐不快的想法，這也許會得罪不少人，但紀錄片工作者要追求的，不就應該是絕不妥協矯飾的真實嗎？
張：台灣紀錄片多年來持續努力在院線上映，今年的票房成績又達到新的高峰。但當許多紀錄片在製作時就已抱定要上院線的計畫或企圖心，這究竟對台灣紀錄片會有多大又多深遠的影響？
沈：我就直接誠實說我的感覺吧。我每一部紀錄片都是自己花錢進戲院去看的。我很想要專注地去看每一部紀錄片。我看楊力州的《拔一條河》的時候我好感動，一直哭，第一個是裡面的人物和他們做的事情讓我感動，第二個是力州徹底地跳進去，徹底地把自己展露出來，他似乎就在參與一個活動。作者變得很誠實。所以他雖然遠遠地跟我認為紀錄片工作者的角色是不一樣的，但是因為他好誠實喔，所以我是看得滿心歡喜，很喜歡。其他的紀錄片賣座的，我就不一定有這麼明顯的喜歡的感覺。當然都各有各的理由，但是對我來說，如果紀錄片一開始就設定好要上院線，這非常非常違背我認為紀錄片扮演的社會角色，因為不管怎樣紀錄片對我來講還是電影媒體的一部分，還是很「作者」的，應該要有一種超越性，超越電視媒體或普羅大眾媒體裡的視角，所以它可能對社會關注的角度是更不普羅的或更少被關注的，你提出一種藝術形式，是可以去讓觀眾覺得「哇！電影是可以這樣去看的，議題是可以這樣去想的。」像麥可穆爾或是誰的紀錄片，不管它再怎麼甜美，它終究還是代表一個作者的態度和觀點。所以紀錄片對我來講，一直就是導演的態度、觀點和他的世界觀，因為我從來沒有把紀錄片當作任何娛樂的可能。雖然我看到很多厲害的紀錄片，得到很多的知識和對生命的學習，但是我的確從來沒有一秒鐘把它當成娛樂看。
但是我認為如果一開始就設定要上院線，那會有一個風險，就是你會不想讓主事者賠錢，你會有一個先入為主的思考，是希望它可以造成社會巨大迴響的，我覺得這對紀錄片工作者的定位來講，是有一點風險的，因為紀錄片工作者應該是有高度的獨立性，就像拍《築巢人》過程中雖然也有基金會想要贊助，我都一概拒絕，你還是必須要非常珍惜你自己眼睛看到、感覺到的東西，而不是要去服務某些出錢的人的意圖或想法。因為你一旦考慮到觀眾、市場，想到上院線幾十個拷貝，你很難在自己真正關心的東西之外假裝那些東西不在。
我認為進電影院的人大多是要離開現實，暫時逃避兩個鐘頭，很少人會願意花錢去戲院看一個比現實更現實的現實。一旦你有對票房和市場的想像力，很多時候我都不大敢確定你能誠實到什麼程度。到底是你真心觀察到的，真心在乎的事情嗎？是你真心覺得這件事情大家沒有注意到，但你想要讓大家知道嗎？還是你只是找到了一個現實的素材，然後它可能變成一個好的劇情片的走向，用來說一個可能有票房的故事，所以你免費地拿取了這些素材，甚至製造了一些行為，好讓這些素材變成一個可以讓大家來花錢觀賞的商品。如果是往這種方向走，我就會充滿非常大的擔憂，因為一直以來紀錄片教育我的是：我從它們得到很多我不知道的、遺忘或忽略的事情，甚至從很多紀錄片中，看到很多人為了讓這個世界更接近他的理想或幸福，而付出太多不可思議的努力，有時是跟他自己的利益一點都沒關係的。當我那麼嚴肅地在紀錄片裡學到了很多，這個世界上很多人很踏實地在作很多事情時，我其實沒有辦法思考紀錄片工作者在已經決定上院線的前提下去開始從事拍攝。因為沒有人會希望票房不好，沒有人會希望告訴出資者說「會陪錢的喔」。一旦先決定了上院線，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大的不健康。
張：這些年來台灣紀錄片愈發走向感人、熱血、勵志的選材，雖然可以明顯看到創作者的善意，或者以糖衣的包裝來傳達需要大眾關注的訊息，但以這些善意之名究竟有權利走到多遠？到什麼樣的程度才算是剝削和扭曲？
沈：我認為，大銀幕其實會讓作者的身影無所遁形，你的一絲一毫的不誠實或操作、操弄，其實是一眼就會被看穿的。對我來講，大銀幕就是這麼的有威力，觀眾就是這麼的明白，只是觀眾選擇明白了之後是否「與我無關」或者「我不在乎」。但紀錄片工作者去看大銀幕時，其實對一絲一毫的操作都會非常警覺，從一顆鏡頭、一個行為、一場聚會、一個字幕或一段配樂，你都會非常警覺現在在幹麼。紀錄片需要作者花很大力氣去釐清自己最後要講的話，這段話是不是你要講的，如果你講不出來，或者你的態度不夠明確，那就表示還沒拍完啊，應該要繼續拍下去。
譬如說如果你關注一個議題，當你觀察到一些現象之後，身為紀錄片工作者不應該把這些現象丟出來給觀眾說「有這些現象喔」，然後用一種含糊其辭的語句。我對紀錄片工作者比較嚴苛一點，你既然有心而且你看到了，你就必須更用力一點，更有所作為一點，讓那作為的成功、失敗、挫折、妥協、氣餒直接表現讓觀眾知道，這樣才會讓觀眾思考，而不是讓觀眾看到一個糖衣式的東西，來講一個好像很有正義的東西。這應該是我對紀錄片工作者的要求太嚴苛。
攝影機有時候真的要對自己有很高很高的質疑，我在作這件事情的同時，我是不是也正在掠奪。譬如說，我看到某一些鏡頭對準了爸爸但忽略了那些孩子，我徹頭徹尾地好想知道那些孩子、那些將死之人怎麼看待他們的生命，我真的好想知道這些孩子的媽媽怎麼看待自己的先生，好想知道這些孩子究竟怎樣思考，他們並不是沒有神智啊，也不是沒有表達能力，從頭到尾為什麼我什麼都聽不到？因為我曾經就是側耳傾聽一個快死的罕病孩子告訴我他的人生觀，他說他不怕死，他最怕的是他死了之後，他的媽媽少了他這個朋友，他是這樣子看待生命的。你不能把人家晾在那邊，然後只去紀錄一個你想要完成的虛幻的夢，我會認為那是虛幻的夢是因為，我看過很多很多努力的家庭，是沒有力氣突然之間要去玩搖滾樂團的。他們每天在受的煎熬，是不會突然之間要去參加海洋音樂祭的，這東西我覺得在被放大的銀幕裡無所遁形。我從頭到尾不知道這部片怎麼操作的，我也沒有細問，在這業界也不想得罪誰，但我自己看的時候，心中對那些孩子和他們的爸爸媽媽們，有一種好難過的感覺就是：攝影機不在乎你們，攝影機在乎的是你練團練得怎麼樣，在乎的是他早就知道你會哭泣或睡不著覺，在乎的是他一定拿得到什麼東西，在乎的是你們會不會練團成功，能不能站上舞台。攝影機不在乎你在過什麼樣的人生。
我對紀錄片有一種需要，紀錄片總是開啟我所不知道的事情，開啟我狹隘的眼光，但是怎麼會台灣紀錄片一部又一部的進入一種自我陶冶，當然我看到有人看到這塊土地會很高興，但是我要更多。我看到社區自己站起來我會感動，我看到這些爸爸努力去完成夢想我也會感動，我也會被音樂弄得很激昂，但是那個真的是很寫實的嗎？就是有太多太多放到大銀幕上對我來說是無所遁形的操作，這件事情是非常不健康的。同樣的我對於字卡的運用，或是攝影機背後的訪問者的指向性或誘導，我到現在都還是有一種抗拒。我非常歡迎這些片都還是存在，因為那會讓台灣觀眾對紀錄片這件事情有友好的感覺，會想要看台灣有這些故事，那是很棒也很讓人感謝的。但是我也深深的害怕這變成一種風氣的話，拍紀錄片可以賺大錢，熱血勵志的故事俯拾皆是，你去台灣一歩一腳印去找有幾百個幾千個，我是不是只要好好去操作一個真實人物的故事，然後把他找出一個行程規劃，他可以在民國幾年幾月幾號完成一個什麼夢想，我知道這個夢想很難達成，阻礙有哪些，又代表人性層面中哪些部分，我只要知道這個，然後用劇情片的方式盡可能地推動，是不是就可能賣錢？那這些人物的真實故事無私地交換在你鏡頭前面，你又不付錢給他，那是什麼意思呢？你的生命難道是用來販賣給人家當作故事的？當然我不會用這樣的態度去想這些每一個已經完成的片子，因為我不認為他們當初知道票房會這麼好。
張：但現在紀錄片從一開始的選材，到後來拍攝過程中他選擇如何去拍攝他的被攝者，以及後來的剪接，和上片前的行銷，每一個環節都有可能影響後來的成品成為如今的樣貌，你所說的當年紀錄片工作者的堅持，現在好像已經成為很小的一部份了。
沈：很不被在乎的一部分。現在越來越少人嚴肅地討論紀錄片的高貴性，或者紀錄片的社會意義與責任、紀錄片作者的倫理。紀錄片在國外大多數主要的管道還是電視和影展，它本來就不是一個商業市場上傳播的東西，所以可以保持某種自覺或中立性吧，至少我看過很多很棒的紀錄片，雖然它們很棒，但我也不覺得票房會多好，但是它們總是很重要。台灣觀眾去看紀錄片的票房我沒有統計過，但我絕對願意片面地認為是全世界CP值最高的，花的錢最少但賺得最多，至少今年看到的幾部紀錄片在比例上來講，我認為是全世界之冠。那個有一點點問題，我指的問題是說，這幾部紀錄片都代表了一個共同狀態就是，台灣人民相信台灣人民自己作的事情，不管是觀察土地的傷痕，或是參與社區的站起來，還是去關注社會底層一些不被注意的人，而他們依然可以去完成一些年輕的夢想，或者他們可以在將死之前勇敢地出去環島，或者透過感化教育的歷程獨輪環島、倒立，任何人民可以展現出他們的勇氣和不放棄的意志，即使資源再窮苦，依然想要得到冠軍，種種都代表著台灣人民好需要好需要一些鼓勵，這些鼓勵都代表，人民可以給人民的鼓勵，比政府可以給人民的鼓勵還要多，所以他們會去參與這個行為，所以我並不會覺得這些票房有什麼問題，因為我覺得台灣人民現在在心理的情感上需要。
但我會覺得，一旦你知道怎麼樣作可以讓觀眾熱血，尤其台灣的觀眾，再加上一旦在拍片時去想到院線的問題，老實講你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企業包場」，有誰會去包《築巢人》啊？頭殼壞去了。人家怎麼上班啊？企業包場就是員工要開開心心地去上班，員工要很有希望地覺得：對，我們的薪水就是比澳門、香港、上海都低很多，我們可憐，但是台灣人民站起來吧，我們不要害怕，我們是有夢的。你只要想到「企業包場」，只要這四個字閃過你念頭，人生都變得簡單了。但是偏偏我認為人生本來就是很複雜的，人性本來就是很複雜的，人的愛也非常非常複雜，愛對我來講是終身命題，把愛簡單化跟把所有事情簡單化，對我來講是無可接受的事。要理解愛沒有那麼容易，要理解愛，可能你還要去理解恨，理解很多的不甘心，理解很多生命的細節，你才可以知道那個愛有多不容易。所以我對這種片面簡單式的詮釋，我自己在看大銀幕時都會有一種焦慮。
※在沈可尚專訪的下篇中，將談到他身為一個父親，在拍攝另一個父親時的情感衝突，以及《築巢人》為什麼堅持只能有不長不短的53分鐘。
專訪下集：《張士達：「逃」與「受」之間的拉扯：專訪《築巢人》導演沈可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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