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陳湘琪(上)──獨立時代20年後,細數天邊一朵雲的高潮與挫敗

陳湘琪在蔡明亮導演的《郊遊》中,片尾一場與李康生長達14分鐘的長鏡頭,已經註定成為影史經典。而在錢翔導演的《迴光奏鳴曲》中,她飾演獨居家中的玲子,面對青春的流逝、肉體的凋敝,再度以片尾最後一場一鏡到底的長鏡頭演出,讓全片結束在一個最有力量的片刻。那一個狠狠撞門的長鏡頭,竟也成了她現實生活中的寫照,讓她終於一肩撞開了封閉的生命。她說:「在《迴光》裡推那個門對我自己來說是很重要的過程。一般人不知道,那個門是玲子的,也是陳湘琪的。」

張:《迴光奏鳴曲》裡的角色玲子,乍看可能會讓很多觀眾聯想到蔡明亮電影裡的許多女性角色,妳在剛接到這個劇本時怎樣去詮釋出與蔡明亮電影不同的一種演出方式?

陳:其實原來的劇本情節比較多,跟阿亮不太一樣,也有相對的一些對話和關係,只是最後剪接版本剪出來後話變得很少了。蔡明亮的招牌就是話少,我自己本身又一直出現在蔡明亮電影裡,再加上最後一場戲比較長的一顆鏡頭,就會造成這個印象。但是我覺得玲子的狀態比較有「角色」,是有一個脈絡可走的,有內在的流動,不是表象我們可以看到的情節起伏,比較是內心世界的浮動和壓抑。可是蔡明亮的女角比較少脈絡,因為脈絡應該比較多座落在李康生的身上,女角比較是支援性的,而且可能沒頭沒尾,有點半功能性。

張:《郊遊》的女角尤其最「沒頭沒尾」。

陳:對。《郊遊》本來都是由陸姐(陸弈靜)演的嘛,可是後來真的要拍前兩個月,蔡導就很不安,一定要我們都進來,可是那時候我沒有想演戲,包含《迴光》我都婉拒了。我跟導演說我真的沒有辦法,我說身心狀況不佳,只會影響大家,而且我提不起勁來創作。導演跟我談了很多次,反正他說他就是最後一部,他就覺得所有他合作過的女角都要上來。我覺得導演那時候身體狀況也不好,我也不好,大家都不好。他那時候真的身體很不好,很容易血壓一高就頭暈,就跟我後來想要跟錢翔工作的心境是一樣的,就是看到錢翔要起步,我可以看到他的熱情,和要完成這件事要付這麼大的代價;我也看到蔡明亮所有影片一路走來,他真的苦行僧,他要用他的方式光著腳一步一步在烈日下,太陽很大,他心力交瘁,現在身體又不好。所以我覺得無論是要開始的錢翔,或是說要結束的蔡明亮,我如果還可以的話,我都願意幫忙。我就跟導演說我不能拍夜戲,因為我身體狀況不行了,而他又是個夜貓子,他說沒有問題,他就是十一、二點一定讓我收工,他就把戲份再縮減,我只拍幾天就可以完成。其實我一直看著他身體這麼的不好,那時候心裡很難過,可能我也面臨別離了,已經經歷了你所愛的人離開,看到他身體這麼不好我就覺得,如果我還能為他作即便是一點點,如果他認為那是重要的,那我也認為那是重要的。

張:而在這樣的狀況下,都還是完成了《郊遊》最後那顆很神奇的14分鐘的長鏡頭。當時那眼淚究竟是怎麼流下來的?

陳:那個鏡頭其實在本來劇本不是最後一場戲,可是因為它的份量和張力,它就是要鎮尾了。後來是在剪接台上他才告訴我說,這一顆他就是要放ending,因為本來劇本軸線的排列順序是先陸弈靜,然後我接中段,然後是楊貴媚,後來剪接時就是必須重排了。那場戲其實就是很單純,就是有那樣的一個景(廢墟裡由藝術家高俊宏創作的壁畫),然後蔡明亮給我的指令就一直都很簡單,因為他是要你自己去面對你所看到的事情,你自己去發生你跟它的回應,但他會給一個東西就是時間,他會給一段時間。這很像有一次我們在金門碉堡藝術節的時候,他就拿攝影機拍我跟小康,叫我們坐在碉堡的一個窗口看著那窗外,就是坐著,然後你什麼都不用作,他就拍,拍很長耶。他沒有要拍給誰,他就是拍給他自己,他就對著我們的臉,我們就坐著看著窗外。一開始你都還好,可是人經過一段非常安靜的時間之後,有一些波濤的東西,一些生命歷練或刻痕,它就會浮上來。平常就是吵鬧的生活,快速忙碌,很多生命的刻度就是會壓下去。我覺得他是用時間去抓他在創作上要看見的一種生命刻度。我自己在《郊遊》的時候,就會想到當時的那一顆鏡頭。

拍《郊遊》那場戲的時候,他就是很單純的叫我們看,我說:「就是看嗎?」他說:「對,面無表情的看。」我們就先大概走一下位子,因為要對鏡頭,我們要走到準確的位置,跟攝影機的鏡頭要配合得來,對好這個技術性以後,就先拍了一顆,他說面無表情地看,我就面無表情。原來那場戲也不是那樣子,原來應該是我跟李康生在那邊像兩隻野狗,彼此撕咬,也是性的東西,就是已經像是狗了,很殘暴。我也有點緊張,因為那個場地全是碎掉的石頭,我們一定會受傷,太多流浪狗在那裡,我們也會回到那種流浪狗的本能,不管我跟李康生的角色有多麼大的衝突。後來我覺得也是阿亮也生病了,身體也不太好,你知道年輕的時候對性就比較有力量嘛,他現在也比較沒有力氣了,所以後來就改了,變成看著那幅畫。

拍了一顆之後,因為鏡頭角度不太好,所以再拍一顆,我就再去問阿亮說:「所以再拍這顆,也是面無表情嗎?」他說:「對,面無表情。」我說:「那如果我有感覺怎麼辦?」他想了一下,說:「那妳就面無表情的流淚。」我就覺得更難了,但反正我到時候流不出來也沒關係,反正就面無表情啊。就要去拍的時候,蔡明亮又講了一句最影響我的話,他就把我叫住,說:「作妳想作的。」每次我要上到鏡頭前他就說:「作妳想作的。」因為他知道我知道他,他也夠信任我們,他知道在創作裡不能去設定,他期望我們有一些很真實的感受,不要壓抑也不要否定。但是我還是滿尊重導演的,他說面無表情,那我也無所謂,我只是覺得我抓不準我,因為那個環境會說話,那幅畫的張力有點大,而且放了一段時間去面對一幅畫的時候,心沉澱以後又會被那畫衝擊出一些東西。

果然這個鏡頭他就放得很長,那個畫本身是一個角色,它自己會說話,會攝入到妳的裡面去抓一些東西出來,所以我覺得好像我也沒有刻意要做什麼,也無法禁止什麼,但是我就盡可能要保持平靜。淚來了,然後經過時間,它又乾了,好像它不曾留過痕跡,就像是時間的一種流動,然後也像在跟蔡明亮告別,也是他自己認為的一個告別,就好像是最後的一個儀式吧。

小康在後面他也站不住了,因為我面無表情的流淚,小康覺得導演沒喊卡一定是因為我沒哭,因為我站前面,他看不到我的臉,他想說「怎麼還沒有喊卡呢」,可是其實我眼淚都已經乾了,他都不知道。就是那個時間來了,去了,都已經結束了。他就走上前來,就忽然靠近我,那個溫度一靠近的時候我就受不了了,他一靠近我的時候我就是大哭。可是後來阿亮覺得多了,他要前面那個壓住的。那時我真的是大哭,在那個廢墟裡就聽到很撕裂的哭聲,可能過去的一些心境加上有人靠近,好像我的父母不在對我來說就是沒有溫度了,突然有一個人靠近的那種人的溫度,我就有點激動,就是在那個空間一個人很淒厲的哭泣。然後我哭完以後我就走了。

張:《迴光奏鳴曲》中的東明相本身是聽障,片中又被蒙著眼睛,又躺在床上動彈不得,妳怎樣和東明相發展出片中那些非常迷人的肢體互動?

陳:我跟東明相在開拍前的接觸就是跳探戈,我總是來去匆匆,趕快來跳舞又趕回去學校,所以我們兩個從來沒講過話,但是我們知道彼此要演的角色,我們就上陣在那邊跳啊跳的練腳步,兩個老師在旁邊,一個糾正我,一個糾正他,我們從一開始就不曾有過言語上的溝通。探戈要非常靠近,你必須很放鬆,我覺得在這段過程中,他會比較緊繃,我可以感覺到他每次跳完都是汗水淋漓,我都是在這個跳舞中發現我們的互動。但我們從來不曾彼此討論過,如果我們坐下來講些什麼,他就會馬上跑到外面去,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後來知道原來因為他也不知道怎樣跟我們多講兩句話,還有他不喜歡一直待在冷氣和封閉的空間裡,他喜歡跑到外面。所以拍《迴光》時他有戲他才出現,沒戲時他是不見的,快要到他的時候才把他叫回來,我也不知道他去哪裡。

我跟東明相從一開始就是身體上的摸索和練習靠近彼此,後來我就可以感覺到他慢慢放鬆,他的肌肉和線條也放鬆,慢慢地有自信。我可以感覺那是他身體的變化,很奇妙。我也沒想到後面拍戲時我只是碰碰他的身體,這一段練習就好像呼應了後面我們兩個角色的接觸。他在戲裡不曾講話,你也不知道他的難處是什麼,你也不知道他是為什麼受傷,他的背景什麼都不知道,就是靠近他接近他,然後他慢慢會安靜下來。

我們拍攝過程中其實都距離很遙遠,但不是刻意的。一直到拍這場戲,其實我有點焦慮,因為我知道這不是光靠他能完成,我們兩個一定要在某一個點上要有共鳴,而這個共鳴不一定要是其他人能夠了解的。如果我知道,他知道,這場戲就成立了。所以我覺得一定要打破我們之間沒有對話這件事。那天早上一反常態,剛好我們兩個一起梳化妝,我就主動跟他講話,就從他拍的第一部電影《練習曲》跟他談,我真的很想多靠近他一點,我覺得他也感覺到我的善意,他就更敞開,就反過來問我表演經歷中經歷到的一些狀況,或者他自己的疑問,我也跟他分享我的感受:「阿東,今天要拍情緒很激動的一場戲,你會不會緊張?」其實我是想要讓他知道說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你一個人要用力完成的。他也很可愛帥氣地說:「不會!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我可以感覺到他的身體對我放鬆了,他的心也對我放鬆,我也覺得我比較靠近他。

真的要拍的時候,我請導演他們都出去,跟他兩個人講一些話,我盡可能讓他講,因為我太少聽過他的聲音了,我的心聲就是「我想聽見你」。我是聽得見的人,可是我聽不見他。所以我覺得在那個安靜的片刻,我們有講到一些更深的東西,發現他非常敏感,纖細,而且情感非常豐富,可是他沒有得到一個機會去分享他自己。我們分享了很多生命中的挫折、疑惑或情感,那是最真誠的一刻。後來我就覺得我真的很靠近他,在拍的時候所有的碰觸,都是我們兩個在心靈底層,因為靠近而產生的敲打共鳴。而且我會接收到他感受的我完全知道,我們就利用這個過程完成了那場戲。

完成以後導演又要拍一個他比較近一點的鏡頭,導演擔心那些悸動已經耗盡了,原本導演說沒關係,反正眼罩已經遮著了,可以點眼藥水的。可是我可以感覺到阿東是很真的一個人,他的真實跟我是完全的共鳴,因為面對表演我也只能很真,我不太知道怎麼作假,作假我自己也過不了關,我就覺得因為他的真,沒有什麼是達不到的,我們就不需要假。可是那時候我沒有多說,我就跟導演說再給我們一兩分鐘就可以了,我請導演拿著攝影機stand by,我就跟阿東講一兩句話,其實就是鑰匙,他一下就開了,我才跟他講完,我看到他身體肌肉一點點的變化,我就知道,因為我們一開始都是靠身體的觸摸,所以我都是靠辨識他身體的肌肉變化,我就請導演馬上開機,所以你看到後來那個接近的鏡頭他一直哭,就是那樣完成的。

可是這過程完成之後我還是請劇組都出去,因為就我們演員而言,一定要「去角色化」,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你不能把他打開了,然後丟著就走了,因為以往很多表演的練習都忽略了這一塊,所以很多演員受傷,因為他敞開以後他不知道怎麼保護自己。你還是幫他修復,而且因為他是很深的釋放,那個能量是正面的而不是更慘,你需要引導、幫助他,所以我也花一點時間跟他說,我們演員是演員,角色是角色,他剛剛完成了什麼。要去直逼生命中的受傷很不容易,你看起來是躺在那邊一個受傷的年輕人,但我們真正的傷一定不只是身體上的傷,身體上的傷是不足以形容我捫心靈所受的傷的那個撕裂和痛苦。

張:可是對你自己的角色來說,最後撞門那場戲就是一個身心都受傷的過程。

陳:那個是一個活見證吧。就是我自己的生命跟玲子,事件不見得一致,但是人類的情感很多東西都是相互呼應的。那場戲就是真的用自己生命最真實的經歷跟情感去建立它。因為兩年前我的父母在同一年相隔五個月相繼離世,那個對我的衝擊太大,一下子承受不住,大概是我人生到現在為止最谷底的一段歷程,我是花了兩年時間從那個過程慢慢慢慢往上爬。

張:最後當玲子終於把門撞開那一刻,自己也有覺得跟著那個角色一起把門撞開了嗎?

陳:我覺得有耶,因為那個過程真的就是所謂發生中的表演,因為它不能預期,不能設計。整個過程中反正我的指令就是很單純,就是你要把門打開,就這樣,至於你要怎麼把門打開,就是到時看著辦。拍的時候其實門並沒有真的鎖住,而是門外有三個高壯的大漢擋著那個門,拍完後他們寄門另一邊的工作照片給我看我才知道。我知道有人擋,但不知道有三個,所以我撞不開!我的力氣那麼少,而那個門很厚很重。那時我們只有確認就是如果真的撞開的時候,門後一定不能有人穿幫,因為再來一次我真的沒把握。真的一撞上去的時候,我沒有想到,真的是不可能撞開的,我第一次撞一下我的身體就等於是飛出來,因為太弱太沒有力量,就是軟軟的肉面對一堵鋼鐵,我根本不覺得我打得開。

這個過程它會激起很多悲傷和憤怒,是玲子的也好我的也好,我覺得那時已經分不出了。那是一個很奇怪的節奏,前面剛開始的時候,我真的有一種累積很久的悲傷壓得太深,因為玲子實在太壓抑了,我覺得那種壓抑一直在我裡面,我覺得有一種什麼東西想出來,可是兩三下就整個都沒了,我已經慣性把它壓下去。一直到最後那一個全然釋放出來的時候,我也沒有想到我會真的讓它整個釋放出來,整個人的能量節奏和內在狀態全部改變。通常我們哭完以後是會很累,可是很奇怪我哭完以後我的力量跑上來,我再站起來以後就是他們所謂說「神力女超人」,我好像卜派吃了菠菜還是怎樣,我就覺得我整個身體好像鋼鐵人,堅定的意志告訴我一定要把它打開,這堵門再也不能擋住我,我受夠了。所以我再撞上去的時候光聽聲音就知道已經變了,連身體也變鐵的聲音了,已經從肉碰鐵變成鐵碰鐵。後來他們外面大三個大漢說他們擋不住了,他們覺得怎麼會這樣,裡面那個小小的人忽然變巨人了。副導在旁看了才趕快下指令讓三個大漢一起放。一種很奇怪的身體集結的力量,全都在推開的這扇門上。

張:所以必須要前面先有那個哭泣釋放的過程,才會有後面釋放的這個力量出來。

陳:對。這個真的不是我刻意去設計計算的表演過程,但是我知道我要把這個門打開,我也沒有先上去試撞一下,看到底多重,我們只是要確定所有技術沒問題,然後就是很簡單的要倒垃圾,要開門。我覺得那個過程很「玲子」耶。後來那一顆鏡頭我看回放的時候覺得好怪的節奏,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怪的節奏,可是其實就是因為它很怪,所以更讓我逼近那個真實的人生。人生就是沒有漂亮節奏,人生很多時候就是很奇怪,在一個真實的節奏中。

張:所以你也跟玲子一樣得到了療傷和釋放嗎?

陳:我覺得那個很像儀式。不只是給玲子,也是對我自己,因為在衝撞的過程中那絕對是交融了,很多東西都混在一起,你一定要打開,再不打開你就鎖在裡面了。

張:這代表那兩年後的你也走出來了嗎?

陳:我覺得是。我覺得是。

張:當初也沒有想到接這部片可以完成這樣的過程。

陳:沒有。完全沒有。但是我確實知道,我在走廊上遇到以前的系主任,他有告訴我,因為他知道我什麼戲都不接,什麼都推,是因為我的狀況,還有自我放棄。所以他就是一句話,跟我說「湘琪,妳要move on。」就是妳要繼續往前走,不能這樣一直關在那裡面。我從來沒有這麼關閉自己,也因為這句話我才覺得好像真的時間到了,我應該要吸一口氣起來。我是喜歡表演的,我就覺得要給自己一個機會,再加上導演跟製片保保他們都是很誠懇的人,很用心想試著作一件事,我就想如果我可以做些什麼,去支持這樣的一個團隊,支持他們想要達成的夢想,就在他們身上看到我自己可能小時候那種一股傻勁,那種很想完成一個夢想的心情。

張:所以這樣看來這個台北電影獎來的正是時候。妳的父母在天上他們一定看得到的。

陳:對。他們一定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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