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怡:武漢大旅社冤案──台灣歷史上纏訴最久的政治迫害案(三)

2017/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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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請見:

武漢大旅社冤案:台灣歷史上纏訴最久的政治迫害案(一)

武漢大旅社冤案:台灣歷史上纏訴最久的政治迫害案(二)

▋匪諜加身.任人擺佈

1960年3月2日姚嘉荐命案開庭後,除陳華洲外,全部被告都翻供了,而且當庭控訴刑求。

陳華洲和黃學文同鄉,是福建長汀人,當時54歲,任教於台大,是化工系系主任。陳華洲在庭上承認曾以農藥巴拉松十餘西西及橡膠手套兩副,交給黃學文使用,黃學文說要拿去殺蟲。陳華洲又說,黃學文離去時,還搖了搖藥瓶說:「這個姚老頭太可惡,一定要幹掉他!」(1960年3月4日,聯合報3版)

這些話在歷年歷次審判,都被採為最重要的證詞,儘管陳華洲後來一直否認,說是在逼得走投無路時才照吩咐講的。

「陳華洲死的前一天,我去看他,」何祚歆律師說:「他還說,我這一輩子沒看過巴拉松,沒研究過巴拉松,沒想到被巴拉松害得那麼苦!」(1984年1月31日口頭訪問,何祚歆談話)

何祚歆律師回憶道,當年他為了辦這案子,曾花了5、6個月研究巴拉松,調查局在移送給法院的書面文件中,一直誤指陳華洲是台大農化系主任,這是因為巴拉松不能隨便買到,而事實上,農化系實驗室確有巴拉松,但化工系實驗室自從成立後就沒有進過巴拉松,負責採買的人也到庭作過證。陳華洲是化工系主任,根本接觸不到巴拉松。(同前引,何祚歆談話)

在調查局移送的黃學文口供中,有一段說:「陳華洲供給巴拉松農藥時,曾囑此農藥有劇毒,使用時應戴手套,以免觸及皮膚。」而事實上,巴拉松的原液根本不會刺激皮膚。(同前引,呼冤書)

而且,蕭道應法醫對巴拉松有無反應所做的三種試驗中(一般反應、敏感反應、遲鈍反應),只有遲鈍反應有「疑陽」反應。「法院以此為最後的審判證據,我認為太草率,」何祚歆律師表示:「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接任何刑事案子了,我對中國的法官失去了信心。」(同前引)

關於陳華洲為何在一審承認交點巴拉松,還有一段內幕。「我們後來碰到陳華洲,他告訴我們,在案發前幾年,他曾經從警總保過一個學生,也姓陳,後來投匪了,調查局拿這事威脅他,說他如果當庭不承認巴拉松的事,以後要以匪諜辦他!」游全球說。(1984年1月31日錄音訪問,游全球談話)

一直到陳華洲去世,還是以共同殺人罪被判無期徒刑。承認巴拉松對他的自由並沒有什麼大幫助,可是在他的價值天秤上,顯然做個「殺人犯」還是比做個「匪諜」要安全些。

▋判決理由.洋洋灑灑

姚嘉荐命案自從鑑定他殺和巴拉松的證詞出現後,大有一瀉千里之勢,到1960年3月24日,法院宣佈判決:黃學文、林祖簪、游全球、王藹雲,共同殺人罪,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吳亮、陳華洲,共同殺人罪,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楊薰春,共同殺人及偽造文書,有期徒刑16年,褫奪公權10年。法院判決理由是這樣寫的:

本件被告黃學文於45年間,以其妻楊薰春名義,與被告陳華洲及案外人張聰明合作,由楊薰春出名,向台產公司租得台產大樓,經營武漢旅社。

及其所投資之款,係由陳華洲出具支票,向陳德深借來,嗣以陳德深迫債甚急,極欲再行招股,始經柯賢習、柯炤之介,以楊薰春名義,與歸國華僑姚嘉荐合作。

嗣又與楊薰春共謀私刻姚嘉荐印章,另行偽造楊薰春、姚嘉荐合作契約,將取得姚嘉荐所交資金中之10萬元予陳華洲償債後,即不履行合約,且從中阻撓,折換旅社太平門,縱容三樓公寓住客使用旅社浴室,指使旅社住客不付房金,並與被告楊薰春唆使被告林祖簪盜取姚嘉荐保管之帳簿,將旅社收入自行扣抵租金,致雙方提起訴訟。種種糾紛,以致引起對姚嘉荐之異常嫉恨。

在先,被告楊董春被台產公司訴請返還台產大樓,在地方法院提出前項偽造之合作契約,獲得勝訴,及至48年7月16日上午,姚嘉荐到台灣高等法院作證,乃指明其夫婦偽造文書,將陷彼等身敗名裂,因起殺機,即於當日下午4時許,前往陳華洲處,告知姚嘉荐在高院作證情形,陳華洲亦不願姚嘉荐生存,遂與之共謀殺死姚嘉荐,並予以毒藥巴拉松。

同月17日上午9時許,復召集被告林祖簪、游全球、王藹雲、吳亮共同參加,及決定殺害時間、分配殺害工作後,再囑林祖簪購買麻繩。

當日上午10時,又赴陳華洲處,告知殺害姚嘉荐布置情形,陳華洲並給予膠質手套兩副,於返家途中,復購得棉質手套二副帶回。又囑由被告林祖簪購買酒菜,準備於18日凌晨在218號房間飲酒壯膽。以及於飲酒後,分配手套進入姚嘉荐臥房,由其與林祖簪、游全球、王藹雲同時動手,吳亮在外把風。由王藹雲在腹部注射巴拉松,約20分鐘後,將姚嘉荐屍體懸吊,偽裝自殺。

上面這段是黃學文部份的判決理由,以後每次的判決書,都以此為大綱,只有些微的變更情節。這個「殺人故事」,乍看之下,似乎振振有詞,其實是漏洞百出。

▋人證物證.付諸闕如

先談人證,除了姚案的6名所謂「兇嫌」(陳華洲不在場)之外,沒有一個人能夠證明此案是這6個人幹的,但這6個人又無一承認自已或自已之外的其他5人曾做過案,所以,姚案人證方面的證據證明力是非常薄弱的。

關於事證方面,歷次開庭,對楊薰春偽造文書部分都調查甚詳,因為這似乎是黃學文主謀殺人之動機的唯一合理解釋。但是前面也提過,黃、姚之間確有金錢方面的過節,可是足不足以構成殺人動機,尚為疑問;而且,即使黃氏夫婦和陳華洲有殺人的強烈動機,與林祖簪等其他四人又有何關?他們為何甘冒危險,共同或幫助殺人?

因此石美瑜律師曾對庭上說,你們拿偽造文書案來做為姚案的主要事由,就好像要一節「小火車頭」來接一大節車廂,是令人匪夷所思的。(1984年1月28日口頭訪問,楊薰春談話)


林祖簪入獄時家境小康,出獄時已家破人亡。黃怡攝。

至於物證一:裝巴拉松的瓶子,因為調查局到永和林祖簪住宅附近挖了很久,只挖出一個裝「灰錳氧」的小瓶子,便不了了之。

物證二:注射巴拉松的針管,調查局口供中,黃學文承認:「係三樓房客洪玉樹所供給。」但洪玉樹是一個做貿易的商人,案發後去了香港,從未到案說明。

調查局所謂「在林祖簪住宅旁乾糞池中挖出針管」,乃1960年1月5日辦案人員押解林祖簪去挖,周圍事先佈置了不讓閒人觀看,強迫林指認埋在該處,挖數小時後,一無所獲,又將林押回調查局,過了不久,說找到了,再把林押去,更強迫林拿著針管,任人拍攝現場照片。

開庭時證明看見針管挖出的林祖簪鄰居吳財發,在第一次傳證時,是否認看到該針管的。而且按常理推斷,像針管那麼小的物件,台北市那麼大,隨處垃圾箱一丟或隨地一踩碎就行了,何須勞費工夫,挖地藏埋?

物證三:手套,調查局聲稱已被永和的一次大水沖走。

物證四:繩索,林祖簪在調查局承認是他買的,開庭時傳三光行的女老闆林陳卻來作證,林陳卻說她不曾看過這人。(1960年3月5日,聯合報3版)

如此這般昭明的事實,為什麼還產生偏差的判決呢?

「那時我們做律師的都知道,推事們對調查局移送的案子,多半審理的較鬆。」何祚歆律師表示:「家父是民國以來的第一輩律師,後來也參與過國家的司法事務,他常告訴我,學法的人固然要具備豐富的法律知識,但道德和擔當更重要。姚案的誤判一直未得平反,我認為和法官個人的法律素養無關,問題是出在『道德』和『擔當』。」(1984年1月31日口頭訪問,何祚歆談話)

▋上訴上訴.上訴上訴

自從1960年3月24日一審判決後,被判死刑的黃學文、林祖簪、王藹雲、游全球,全部給銬上腳鐐。已經4個死判了,可是檢察官唐錫蔩仍不服,還要提起上訴。二審維持原判,被告不服上訴,三審判決將該案發回原審法院,原判撒銷。

1962年9月7日第一次發回更審的判決是:黃學文死判,林祖簪、王譪雲、游全球、陳華洲無期徒刑,吳亮15年,楊薰春10年。林、王、游三人減刑的理由是:

林祖簪、游全球、王藹雲與已死姚嘉荐,原無深仇大恨,實被黃學文利用,煽動參加,並謂將姚嘉荐殺死,當供給金錢及工作,不殺姚嘉荐,則影響各人職業前途,既被威脅利誘,而聽邀參加殺人行為,其犯罪情節,均較主謀之黃學文為輕。(51年度判字第5469號,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前後共兩年半的兩次審判,判決的基礎事實完全一樣,而一審判決是這樣寫的:

被告林祖簪、游全球、王譪雲,與姚嘉荐原無深仇大恨,竟因黃學文之煽動,而在公共場所之旅館,共同殺人,粗暴殘忍,窮兇極惡,應一併處以極刑。

兩相比較之下,就不能不讓人感覺法官們實在是大權在握,被告的生與死,根本就在他一念之間。

關於1962年的判決,還有一段插曲:有一天,姚案的整個案卷失蹤了,法院找不到,等到找時,台灣衛生試驗所的一份覆核報告不見了。這份報告是有利於被告的,也是當年兩份覆核報告(另一份是台大農學院陳玉麟不利於被告的報告)之一。

接著的兩次更審都維持第一次更審的判決。在這期間,發生過一個小故事:八里鄉血案(1962年5月23日案發)的兇手李文修,在臨刑前說:「報告檢察官,姚嘉荐命案的被告是冤枉的,請你主持正義!」這段話成為李文修的遺言,他曾和游全球共囚一室,了解姚案的大部分案情,而聽到這話的劉馨德,後來果真為7名被告提出起訴以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有利上訴。(1984年1月27日、1月28日,游全球、王藹雲談話)

1965年12月18日第4次更審判快,黃學文、林祖簪、王藹雲、游全球仍維持第一次更審判決,這時陳華洲已經死了,吳亮減刑,判12年,楊薰春也減刑,判7年半。(54年判字第6480號,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在這一審期間,陳思永庭長准許楊薰春保外就醫,她總共坐了5年多牢。

原來在一審時,被告的辯護律師就開始要求,必須將葉法醫及蕭法醫的兩份不同鑑定報告,送往發明巴拉松的日本做最後鑑定。於是司法行政部請託外交部,外交部請託日本政府,這樣輾轉反覆,任憑一紙公文旅行十幾年,終在中日斷交後正式下落不明。

在第5次更審時,有一次開庭,王藹雲很生氣地對推事劉鴻儒說:「在我們這案中,檢察官只是調查局的狗。」劉推事說:「你怎麼罵人呢?」王藹雲反問:「為什麼不可以?為什麼只准冤枉人,不准罵人?」被告對冤獄的憤怒之情,已溢於言表。(1984年1月27日、1月28日,王藹雲談話)

到第6次更審,已經是1970年,吳亮在這年保外就醫,而林祖簪也早在2、3年前羈押7年多後,保外就醫。牢裡頭,就剩下黃學文、王藹雲和游全球3個人。


保有最多武漢大旅社審判文件的王藹雲。黃怡攝。

第6次更審時,黎志強推事審理了一庭就調走了,依照法律規定,更換推事應該更新審判程序(刑事訴訟法第292條),否則判決為違法(第379條第1項第9款),但是換上呂有文推事後,隔一天就繼續審理了。(同前引,王藹雲談話)

王藹雲曾向呂有文推事抱怨道:「我們在調查局時,就好像跟姚嘉荐打官司,在地方法院時,就好像跟調查局打官司,在高等法院時,就好像跟地方法院打官司。依據法律,偵查審判機關應該就對被告有利及不利部分加以調查,但我們一直受不到偵查和前審不利判決理由的影響,始終翻不了身。」

呂有文推事回答道:「這是法律的漏洞,不是法院對你們有成見。」王藹雲反問說:「一審採獨議制,如果法官疏忽,還說得過去。二審以後採合議制,3、4個法官,如果還疏忽,說法律有漏洞,我們的冤枉又怎麼辦?」(同前引,王藹雲談話)

據說呂有文推事還講過一句話:「我又不是包公,我有什麼辦法?」(1984年1月27日,游全球談話)

第6次更審還是維持前判。第7次更審期間,黃學文的精神狀況大有問題,庭上只得讓他保外就醫。直到今天,黃學文仍必須在家人的時時照拂下,才不致精神崩潰。

第7次更審判決中,這個案子又有了進展。雖然庭上對原審犯罪事實的認定仍大同小異,但林祖簪、王藹雲和游全球改判15年,吳亮的刑期減到7年,楊薰春的刑期減到3年(59年度更(七)第426號,台灣高等法院判事判決)

這一審實際判決的時間1973年12月27日,也就是說,從發回更審到判決,足足有3年。為什麼會那麼久呢?就是在等日本鑑定二位法醫的鑑定書。

黃學文得「反應性精神病」被保外就醫前,曾在姚案的公開庭上,哭著向推事說:「請求庭上將沒有傳訊的證人再傳,沒有結果的鑑定再為鑑定,我實在以十二萬分迫切期待的心情,誠懇地要求送往國外鑑定。為本案我含冤在押十載,誠天下之大不幸者,如今生不如死,請鈞長審慎處理,以免含冤九泉。」(當庭泣不成聲)

以上是法院的正式紀錄(1970年3月20日),這時黃學文幾乎已達精神崩潰的邊緣。結果呢?「由於中日斷絕邦交,我大使館將上項文件失落,致未能鑑定。」然後,判決書上又補了一句更荒謬的話:「現原鑑定書已遺失,中日又無邦交,而本案經再詳查,事實已甚明瞭,自無再送國外鑑定之必要。」(同前引,59年更(七)判決)

這不是拿被告的生命和自由當兒戲看待嗎?

「不過照我看,這審的推事劉日安、呂一鳴、王興仁,都已經算有魄力的。」王藹雲回憶道:「我當時指出,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是違法判決(刑事訴訟第379條第1項第10款),劉日安告訴我,那你還可以上訴。」(同前引,王藹雲談話)

1975年,第8次更審,姚案在押被告只有王藹雲、游全球兩人了,這次他們碰到兩個非常棘手的推事──董國銓和楊力行。

在這次審判期間,被告們曾懇求庭上,說他們被冤枉了16年,希望庭上能斟酌證據,還他們清白,不料董國銓劈頭就罵:「十幾年有什麼了不起!關30年的還大有人在。」(1984年1月26日,王藹雲談話)而楊力行也說:「你們的口供已經把你們咬得死死的,你們還想怎麼樣?」(1984年2月6日口頭訪問,王藹雲談話)

結果董國銓又把林、王、游三人判回無期徒刑。這位董國銓,就是1979年司法人員受賄瀆職案的主角之一,他因收受禁藥案被告鄭翔麟的15萬,在一審被判了12年。(1979年11月10日宣判)

1976年,第9次更審,案子分到劉日安、張信雄(原為林錫湖)和王剛手上,又恢復了第7次更審的判決,林、王、游三人15年,吳亮7年、楊薰春3年。王藹雲、游全球也就是在這年交保出獄,因為他們羈押期間已超過刑期將近2年。

在第9次更審判決時,大華晚報記者李敏欽曾訪問交保在外的林祖簪,打算將姚案資料寫成一個月的連載,沒想到剛寫幾天,調查局的人員約談李敏欽(1984年1月31日錄音訪問,林祖簪談話),大華晚報只登了10天就結束連載。(1976年5月13日至5月23日,大華晚報2版)

到1976年11月23日,被告們再上訴的上訴審判決了,最高法院判決林祖簪、王藹雲、游全球15年,吳亮7年,楊薰春3年。

經過17年,姚嘉荐命案除黃學文部分終於定讞。

▋台灣司法.黑暗到底

「當年被告選任的辯護律師之一石美瑜回憶說,當初他拿的律師費是1,000元,此外就沒有拿過任何費用。18年的訴訟期間,他為本案運用在狀紙、印刷方面的費用,就將近2萬元。」(同前引,大華晚報5月23日,李敏欽訪問)

何祚歆律師也說:「我們當年幾個義務律師如石美瑜、莫屏藩聚在一起,常感歎律師辦這個案子,就好像和尚幫人唸經超渡,經是唸完了,但被告們能不能『超渡』,完全看他們的運氣了。」(1984年1月31日口頭訪問,何祚歆談話)由此話可看出律師面對司法不正義的無力感。

事實上,姚嘉荐命案的民訴官司一直打到1982年7月,才完全終了。姚嘉荐的兒子姚志國在這件官司中,要求賠償的金額包括殯儀費、奔喪交通費、精神撫慰金,共1,052,884元2角2分,結果纏訟22年,因原告、被告屢傳不到庭,承辦推事依職權裁定撒回起訴。

25年前正值盛年的林祖簪,現在還住在當年永和的那幢房子,自己留一間住外,其餘的出租,靠點租金度日。「我們的前面都蓋起大樓了,可是我的房子還是非常破爛。我被押的時候,兒子5歲,今年都近30了。關的第三年,我的太太來看我,說生活不下去,必須投靠他人謀生,我答應,她就改嫁了。不過我也告訴她,姚嘉荐命案當天晚上,還好你來旅館睡,你知道我是冤枉的就好。」

林祖簪比年輕時胖多了,全白的短髮,溫煦的笑容,像是個和藹的老人。他提起往事,憤慨依舊,只是已全然無奈了。(1984年1月31日錄音訪問,林祖簪談話)

游全球雖然頭髮也已花白,但仍身材適中,精神矍鑠,講起話來,中氣十足。7、8年來,他推銷過報紙、開過餐廳,一直很堅強地活著。「你知道,我活著一天,叫我承認這罪,我很痛苦啊!我一度想自殺,卻鼓不起勇氣自殺,後來我只好鼓起勇氣活著,希望平反。可是平反哪裡有那麼容易呢?我不得不相信,中華民國司法,就是這樣黑暗到底!」(1984年1月27日,游全球談話)

56歲的楊薰春,老境甚佳,現在兒孫成群,不愁吃穿,但是她講到這案子,他仍然唏噓。她說:「我一輩子在跑法院、打官司,我真是怕了,唉,可是如果有平反的機會,我再怎麼也得打官司打下去。」(1984年1月28日口頭訪問,楊薰春談話)

在整個審判過中表現得最冷靜的王藹雲,出獄後做了一點生意,目前家境小康,他說:「我真正的感覺是,自從司馬遷寫〈酷吏列傳〉以來,中國的司法好像沒進步過。」(1984年1月28日錄音訪問,王藹雲談話)

▋再入社會.人事全非

當黃學文等7人開始羈押時,一雙真皮鞋的售價才20、30元,等1976年,游全球、王藹雲交保出來,要買雙皮鞋時,男人的皮鞋已經是1,000多元了。

台北變了,台灣變了,這25年的經濟成長、社會變遷、政治進步(或退步),一律和這些長期羈押的被告無關。他們只是「被告」罷了,由於不是在監執行,他們甚至不能下工廠工作;他們不事生產,每天「消費」看守所中的糟粕囚糧;他們接觸不到什麼人,時時打交道的,就是牢監、檢察官、推事、律師……,他們做些什麼?寫狀子、寫狀子、寫狀子…他們想些什麼?上訴、上訴、上訴……。

「報告法官,我是冤枉的!」

喊冤四分一之世紀,這就是姚嘉荐命案7個被告的故事。

(完稿於1984年2月6日,發表於李敖《萬歲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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