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簿子上練習／生澀僵直，發抖的愛／有些少了心，我不敢笑／多了心我也不懂。──劉克襄〈愛〉
去年劉克襄出版了《革命青年──解嚴前的野狼之旅》，是1983-1986年間三本詩集《松鼠班比曹》、《漂鳥的故鄉》、《在測天島》的重新整編，只有極小量的篩除與改動，詩作的寫作時間最早是在1981年。現在看來，可說是八十年代解嚴前一顆躍動的獨異心靈的寫真，而揣摩詩人當年寫作的心情，或者更近於苦惱、震顫的分泌，因為詩裡他總是「抽煙回想這塵世／然後，我想睡眠」（〈山音〉）、「閉門關門，不食不語／藉著這樣來疲倦，屏除憂思／我想睡眠」（〈重覆〉）。詩裡不一定說出憂思、失眠的緣由，可是從書名特別標出「革命」、「解嚴」，可以測得震央就是那枚時代的苦核：壓抑已經這麼久了，將要解放了嗎？活在控制與謊言裡這麼久了，自由還是可能的嗎？
《革命青年》裡有幾個抒寫的重點。一是從山水中映照苦惱的自我：「水源是個問題，思維也是／我沿山徑上下，觀察流水奇岩／瞭解個人的形象，不安與希望」（〈卜居〉）。二是成人化、社會化帶來的斲傷，從「紅紅綠綠，兇猛活潑」的小魚變成了「越來越溫順／牙存兩三顆／身上也剩黑白的顏色」的大魚（〈圖畫〉）。三是理想的無力與消弭，比如〈革命青年〉一詩寫的，家族內有過政治創傷、曾參與地下刊物、拒絕出國機會的青年人，終究在八十年代時變成了跨國公司的職員，並且存錢給兒子將來留學深造。還有內與外、異鄉與家鄉的對照，如〈漂泊〉就提出了兩種漂泊：「YH，我從沒有去過遠方／去過遠方的你卻不能返鄉／我正設法籌錢離開／你已準備以後自己的骨灰要空運回來」，在家鄉也可以活得像是異鄉人；可惜詩的最後兩句「YH，我們生活在一個錯誤的時空裡／我們還沒有真正自己的國家？」挑得太明，反而破壞了詩的表現強度，有點說教了。那命運對照的YH與我，想走的與不能回來的，已經足夠說明一切。
政治犯的形象，也是詩集中一再致意的。除了前面提過的〈革命青年〉，青年的父親差點成了政治犯，〈漂泊〉裡滯留異鄉的人，大抵也是因為思想的緣故，還有〈他〉，說那從離島回來的人，妻子已離去，以販售成衣為業，不能再從事文化行業，「當大家圍聚著激烈地討論時事／他手插口袋，坐在角落抽煙／我以前曾看過／他在萬人凝視中／站在講臺流淚，嘶啞地高呼／我也曾看到／他的同學離開這裡／回來時成為定他罪的人」，〈政治犯〉寫在牢房被凍醒的犯人，「黎明了嗎？不／是警衛來開門／我必須去操場讀訓／不像一九七九年，面對廣大的人群／現在，我只能如同國民黨／面對北風，大海／念給麻木的自己聽／不知第多少次的『……萬歲』」。政治犯如此被強調，和書名並列來看，不禁使人產生聯想：莫非，革命青年就是政治犯的前身？革命青年何以革命，正是想著要把火光引渡進這老朽的神龕，可是，卻也正是這亟需改造的社會，使得普羅米修斯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
詩集後三分之一，多首討論女性處境的作品。激烈者如〈女奴〉，和「敝履／破鞋」的比喻相應，指出女性的命運只有兩種，拖鞋或馬靴，被穿著去小解，或狩獵，是家常而忽略的，也是狩獵時的安慰、工具與被瞄準物。語調較溫和，可是諷刺依然強烈的，如〈若蘭姊妹的弟弟〉，生了兒子，母親和妻子終於寬解了，帶著女兒去看她們的弟弟，名字想好了，兒子的志願也浮現在父親心頭，「一個要當醫生，一個去做律師」；女兒們不受重視，而兒子也未必好到哪裡去，因為太受重視，人生藍圖早就預先被畫好。革命青年要反抗的，不只是權威，還有已經畫下的線，築好的牆，人煙稀少的路也許不見得走得通，但他要親自去看看。
大體而言，《革命青年》是一部抑鬱的詩集。青年在神思昂揚中已經預見了命運，悲觀將逐漸蠶食，因為他讀了歷史，知道父親們的來時路。青年逐漸老去，看見自己或友伴的變化，「學生時代的理想，我們所關心的／什麼生態運動，社會主義下鄉／都像尿尿／今晚撒到牆角／明早就消失了」（〈只有風〉）。劉克襄屢屢以時間或空間為線索，寫年輕與年老，寫不同年代的青年，寫同世代不同地方的青年，寫兵營內的社會，社會也如同兵營，馴化的鞭子和蜜糖無所不在，被褫奪的又何止是名字或性命。野狼迎著風，目光將黑暗燒出洞來，他是疲倦的，行囊裡有燒過但是凍結、凍結但是等待再被點燃的死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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