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與富人有什麼差別? 窮人醒的時候拼命工作賺錢,晚上呼呼大睡,早上醒來,迎接又一天的工作,以時間換取生活所需。富人呢,即使晚上睡著後,他的錢還在不斷幫他累積財富。 結果當然是:富者愈富,窮者愈窮。

聰明的人上一流大學,遇見聰明的伴侶,找到一份待遇優渥的工作,結婚後生下聰明的小孩,請最好的家教,長大後果然如願上了頂尖的大學。

這種正反饋循環 (positive feedback loop)處處可見,也是造成了現代M型社會、資本主義贏者通吃、有與無(Have and Have-not)兩個社會階層難以逾越的原因。美國社會學者莫頓 (Robert Merton)在1968年一個知名的研究裡,將這種現象命名為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典故出於聖經馬太福音的一段經文:「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當然,僅閱讀此段經文有斷章取義的風險。)

舉凡生物、經濟、政治、教育、社會各個領域,都可以觀察到馬太效應,它雖是一個廣泛的現象,卻不是鐵律,因為它並不是不可逆轉。

在生物界,物種的繁殖本身就是馬太效應的現象,某物種數目越多,後代越興旺,因為繁衍本來呈等比級數成長。所幸生物界自有其負反饋循環的制約,數目過多時,生存條件匱乏,馬太效應失靈,此物種的數目自然發生逆轉。

某些物質生活上,馬太效應也可能達到飽和點。例如數位鴻溝(digital divide)雖然初期會擴大,但隨著生活水準普遍提高,成本降低,鴻溝必然越來越窄,就好像現在家家都有電視機、電冰箱一樣。

許多社會或經濟領域的馬太效應現象,常需要政治力量的介入,才能獲得些許舒緩。例如累進稅率、高遺產稅、社會福利、平等平權等,種種訴求社會正義的政策,著眼點都在扭轉馬太效應造成的傾斜。不過在民主制度緩慢而謹慎的步調下,其逆向效果往往不足以撼動馬太效應。

因此在非民主國家,另一個可能性便是革命,革命有如洗牌,原有的經濟優勢、政治勢力歸零,牌局重新開始。不過革命的社會代價太大,毛澤東以他自己的經驗,就曾經給過一個忠告:革命可不是請客吃飯。

另一種扭轉馬太效應的力量是「典範轉移」,尤其在科技界特別常見。例如汽車的發明,推翻了鐵道公司累積的資源,電動車的誕生,又攪亂了傳統汽車的生態秩序;Apple iPhone的流行,打破了Window的獨霸局面,Android推出後,又成為iPhone最大的威脅。

因此每一種新的標準剛誕生時,市場先行者剛出現,馬太效應都曾經為它的崛起推波助瀾,但當典範轉移時,原來的領先者所積累的優勢反而可能成為它的包袱。
思考台灣未來科技發展的方向,馬太效應可以給我們什麼啟示?

首先該問的第一個問題是:在科技領域中,馬太效應的現象多麼顯著?

其次:跟科技先進國家相比,台灣相距多遠?可有縮減差距的機會?

最後的問題:台灣該如何因應?

科技領域裡,領先的國家具有幾個優勢,使得落後國家即使緊追在後,往往也只能望其項背。

正如《槍炮、細菌與鋼鐵》的作者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所說:科技衍生更多科技( Technology begets more technology)。科技能夠開發出更有效率的工具,有效的工具進一步縮短了開發新產品或新工具的時間,循環累積,少數幾個先進國家便把其他國家遠遠拋在後面。現成的例子是美國半導體的早期領先,成就了美國半導體設計軟體(EDA)的產業,結果目前EDA產業幾乎由美國獨霸,其他國家難以染指。硬碟(hard disk drive)產業,亦可作如是觀。

其次,科技一如探險,機會總在已知與未知的邊界。走在科技的前疆,不但最先看到機會(新大陸),也觀察到許多尚待解決的問題,這是落在其後的追隨者難以享受的風景。我們觀察矽谷一路從網路、互聯網、雲端運用,到現在的海量資料(Big Data),一波一波新創公司橫空出世,便是這個原因。

科技發展卻又跟探險不同。第一波探險者發現新疆域後,第二波屯墾者隨後即至,彼此相互依存、相安無事。但在知識經濟掛帥的時代,發現便是佔有,只要申請到專利,發明者可以要求完整、無須分享的所有權。科技的追隨者即使僅僅落後一步,也只能望塵興嘆。

科技先進國家佔盡這些優勢,累積了許多資源,有如站在高大巨人寬廣的肩膀上,繼續向前,結果佔領更多的科技疆土。這個場景,是馬太效應最佳的描述。

更令人憂慮的是:前述種種逆轉馬太效應的力量,在國與國競爭的科技領域中多半不存在。

科技發展沒有上限,沒有飽和點,永遠有新的領域有待發現,也沒有負回饋循環以為制約。國與國間忙著鞏固各自的競爭優勢,以科技為貿易戰爭的武器,既沒有動機、也沒有機制以政治力量干預馬太效應。至於革命嘛,國與國之間的革命其實就是戰爭,科技落後國家哪有贏的機會!

唯一能夠扭轉科技領域中馬太效應的力量,大約只有典範轉移。可惜這股力量只能蓄勢以待,難以操作。

台灣自然不算科技落後國家,但也絕非領先國家。台灣跟美日的科技差距有希望縮小嗎?

根據美國的專利報告,2012年中台灣所獲得的專利數排名第五,不可算不高,卻仍然只有美國的8%,日本的20%,如果考慮到專利的含金量,其間懸殊必然更大。在科技的疆域裡,最肥沃美好的土地,大約都被捷足先登,台灣力所能及的,往往是偏鄉瘠地。

以人才而言,美國向來匯集世界英才,最近又通過STEM法案,鼓勵擁有科技和工程高等學歷的外國留學生,學成後留美就業(所謂STEM,乃是 Science, Technology,Engineering, Mathematics的縮寫)。相對於美國以爭取人才強化其世界科技領先地位,台灣還攪和在雞排博士論爭的漩渦裡,人才已經不多,又沒有適當的舞台可以施展,如何能夠縮短跟先進國家的差距呢?

如果談到經費,可能更讓人氣餒。2013年台灣一年政府編列的科技發展經費為972億台幣,小於史丹福和加州柏克萊兩所大學經費的總和(美國人事成本雖高,單位成本的輸出卻可能不遜於台灣)。而如史丹福、柏克萊大學之類的學府,在美國至少還有50所之多,加上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Lawrence Lab, Argonne Lab, JPL 等數十所國家級研究院,資源對比如此懸殊,哪能期待台灣可以輕易拉近科技水準的落差呢?

認清現實,不是認輸,而是擬訂有效對策的第一步。如果認定馬太效應在科技領域中明顯而難以逆轉,而且同意台灣有限的資源不足以急起直追,也許這時候大家可能更容易達成以下的共識:

一.台灣在基礎研究上應該花費最少的資源,僅求緊密跟隨,而不求突破(目前基礎研究大約佔國家科技預算之15%,可否更少?而如果其他85%的經費都花在應用研究,為什麼好像未見太多具體成果?)。

二.認真思考台灣科技發展的目的與價值。以台灣有限的科技經費,不如跟踪前沿技術,將其導向應用,並進一步將其完善,產生具體的商業行為(例如創業或授權)。

三.在這種思維下,學研界的KPI應該重行考量。目前以SCI和EI期刊發表來衡量學術研究水準,這樣一個簡單、表面的量化指標,其實多年來嚴重誤導了國家的研究資源,取而代之的應當是能夠反映研發實際應用成效的KPI(但許多學校努力增加技術移轉授權收入,也是另一個過度簡化的KPI)。

四.學術界與產業界相互間應當建立流暢的旋轉門,產業人士有正式管道到學術界任教,分享應用場域的現況,接觸新知,學者專家也可借調到產業界,不但學以致用,進而可以發現更多的研發題材。

五.學研界與產業界應當密切分享資源、激發研發創意。由解決實際問題下手的研發,才會是最有效的研發。

六.隨著以上各種思維和制度的變革,當然學研界人士的評等、考核、激勵等制度也必須隨之調整。

七.一味盲從潮流不能追趕上領先者。反之,淡定地選擇自己的方向,謹慎而有效地使用資源,也許更能掌握另一個典範轉移的契機。

以上幾項建議,許多學者專家也曾多所討論。之所以未能形成共識而付諸行動,自然是因為各方意見不一,或是阻力太大,或是等待可行的代替方案。如此因循而積重難返,難免又讓馬太效應佔了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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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 Acorn Pacific Ventures 創投基金共同創辦人。職場生涯中一半台灣,一半矽谷,一半企業,一半創投。因創投業務廣泛接觸三江五湖能人志士,近距離觀察產業更迭,深刻感受到名與實,見與識,知與行的差距,無論創業或人生,真正成功的人都能縮短其中的差距。 著有《小國大想像》臉書專頁)及《錫蘭式的邂逅》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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