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是這樣，我們小心翼翼不讓自己成為惡人，卻不經意把惡意往眾人定義的惡人身上投擲，如果不那樣做，好像就失去正義方的入場資格。
我們面對社會上發生的無差別殺人事件，因為自己不是靠近事件核心的關係人，大概只能透過媒體鏡頭與記者手上的SNG連線麥克風來拼湊自己以為接近真相的碎片。當然還有平面媒體的文字，或編輯台為了爭奪瀏覽率而下的誇張標題，談話性節目的名嘴可能還會加上靈異與傳聞。網路或許找得到來自法界、醫界比較深層的剖析與呼籲，但也會有社群的淺層情緒撩撥起來的正義，聚眾衝去警局或案情重建的現場，在任何移送嫌疑犯的路線上，藉由包圍，想辦法出拳狂揍，或肉搜加害者的家人。這是社會事件越來越失控也越來越常見的解決方法，看來也只是解決了閱聽者的情緒而已，卻漸漸變成平息眾怒的另種公式。有時候我們會提醒自己不可以這麼衝動，有時候也會因為自己過於理智，而擔心這樣會不會太冷血。
每次發生社會矚目的無差別殺人事件，或類似虐童、弒親的人倫慘案之後，就會出現一套極簡且快速的消化程序，快速定義善惡，快速恢復平靜，當作沒事，直到下一個惡人出現。然而我們以閱聽者身分所見的重大社會事件，卻是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家屬自此被割裂的人生。媒體也許為了博得收視率瀏覽率而用了比較誇張的戲劇角度，但戲劇反過頭來重新耙梳那些被事件牽扯進來的一個一個人生，包括受害者、加害者、家屬、媒體、法律與醫學相關，或被社會大眾視為「預備犯」的對象。他們不被新聞視角看到的苦衷、洩氣、無能為力，以及不放棄找尋原因，藉此防範下一場悲劇的所有努力，反而透過戲劇呈現，變成閱聽者的每週功課。
我說的就是正在播出的《我們與惡的距離》。
那不是台詞，而是朝著閱聽大眾直直揮刀砍下的命題
當閱聽者從指指點點的旁觀角色，透過觀看戲劇的過程，不自覺被「置入」事件的情境裡，因此產生同理的心情，這是戲劇較之媒體新聞，更有辦法清理的傷口。
受害者家屬宋喬安、劉昭國和天晴這家人，加害者家屬李大芝這家人，被視為無差別殺人案預備軍的應思聰這家人，堅持為世俗所稱的「殺人魔」「神經病」辯護的王赦律師這家人，以及精神科醫師與社工師宋喬平這對夫妻。一開始可能會覺得這樣的人物組織有點太多了，而他們又恰好相遇或互為加害者與受害者，也未免太巧合了。但是看過前面幾集，我覺得一點都不複雜，這都是必要的人物支線。也感謝這樣的巧合，比起那些我們透過媒體看到的無差別殺人事件過於簡化善惡的處理，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訓練。
過去或許有類似公視人生劇展或學生劇展或社會寫實派電影，在兩小時之內，或更短的半小時，從單一人生視角試圖去「清創」。「與惡」的野心比較大，可是在處理這相對看起來更沈重更全面的主題上，卻用一種步步近逼，絲毫不讓觀眾喘息的節奏，又不失既視感，把那些我們過往太過簡化的善惡正義攤開來直球對決，完全沒有娛樂性，卻深深扣住追劇的目光。
譬如我習慣週日晚上看過首播之後，隔週六晚上再看一次重播，當作複習。一晚看兩集的份量，加上那一個禮拜的時間，是很好的沈澱。其實每集都需要停下來好好喘口氣，有些台詞根本不是台詞，而是朝著閱聽大眾直直揮刀砍下的命題。
你以為自己可以輕易選邊站，但是……
我沒辦法像過去面對社會發生無差別殺人事件時，那麼明確且快速的選好自己的位子，覺得誰就是該死，誰就是可憐，誰就是不可原諒。我既同理了宋喬安的悲傷卻也同理了李大芝的悲傷，我以為王赦做了應該做的事情，卻也同時認為王赦的妻子所顧慮的種種好像也不無道理。現實世界裡的群眾把加害者家屬下跪道歉的畫面當成最起碼的贖罪，但是轉換成戲劇觀眾的角度時，卻也對加害者李曉明的母親，在海邊推著賣肉粽的攤車，說著「我不懂怎麼當人家的媽媽」、「沒有人願意花20年養一個殺人兇手」的畫面，無法不動容。
也因此看著原本即將迎接幸福婚姻的應思悅面對思覺失調症的弟弟，因為服藥副作用而口齒不清道歉時，說著「沒有關係，沒有關係」而淚如雨下時，我們好像也有機會退一步去思考，萬一思覺失調的應思聰就是我們的家人，是不是也跟姐姐一樣痛苦？
人生原本就很吃力，一旦從社會防護網的破洞往下墜落，不管是加害者或受害者的周邊關係人，甚至以為可以輕易選邊站的大眾，每個人與惡的距離，真的沒有那麼遙遠。我們觀看的不是一部戲劇而已，那或許是人生至此以閱聽者身份經歷的無差別殺人事件的總整理。那不僅僅是「很好哭」「很揪心」的戲劇效果而已，就像擔任社工師的宋喬平對她姐姐宋喬安所說的，最怕的是沒有病識感，身為新聞事件閱聽者與戲劇的觀眾，對於這段對話，深有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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