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中時，放學後全班留校夜教夜讀，晚上 8 點左右才回家。勤教嚴管的班導師唸大學時是足球校隊成員，主張應付聯考壓力需要體能，於是說服了家長群，讓我們在學校打鐘放學後、吃家長們集資準備的點心前，先到當時滿佈沙礫的操場上踢幾十分鐘足球。
一班 50 多個 13、15 歲的少年，分兩隊對戰滿場跑，邊記著似通非通的三角函數公式，邊一腳腳跺鏟起漫天沙塵，現在回想起來，畫面實在有趣。那一輩天龍國少年中，像我們這樣帶些足球記憶的應該不多。
上了高中，不知誰帶了顆足球到教室。課間課後，除了眾人熱衷的籃球排球外，一群人也就三不五時往同樣砂礫滿佈的操場跑，分邊開踢對戰。風一吹，場上頓顯大漠風情。場地限制，沒人能練滑剷一類的本事，但嬉戲之際時生各種跌絆挫創傷，少不了常跑保健室抹雙氧水、紫藥水。
初進大學，還跟港澳南洋來的僑生們踢過幾回球，之後便再沒在兩重門柱間流過汗。
也是這段從國中到大學的時光，注意到家裡 20 吋電視螢幕上，除了偶有「兵工廠」、「遊騎兵」一類稱號的職業球隊畫面，每 4 年會轉播些世足賽事。散散亂踢了幾年球，卻從沒踢過有裁判吹哨的較正式比賽；透過一場場世足轉播的吸收，才對正格足球賽是怎麼回事多了層層領會。
世足賽盛宴是「小康世界」的稀有體現
《禮記．禮運》篇裡的「大同世界」，人性現實下只是種迂闊無稽的烏托邦想像。同篇中退一步，分出遠近親疏、在乎禮法治道、希冀戰塵不揚硝煙不起的「小康世界」那回事，斯世紛亂中，大概就屬 4 年一回的世足賽最接近了：照著場內場外的遊戲規則，大夥兒以國為單位，愛恨有理，對戰有禮。
如果當它是大規模的文化實驗與商業實驗，世足賽事越來越像是人類史上這類實驗少見的成功個案。但另一方面，它背後推手 FIFA 怪獸般產生的種種問題 [1]，則明白揭示結夥幹大事時人性必然的侷限，以及「小康世界」背後由之而生的諸多麻煩。
無論如何，幾十億雙眼睛 4 年就巴望那盛宴一回，且對不少人來說，伴隨一屆屆世足賽的人生回憶，緊緊鑲嵌在個人紀年史裡，書籤般成為人生各個階段的鮮明佐證。於是不管 FIFA 再如何不堪，只要對戰兩隊國歌一唱，開賽哨音一響，怪獸歸怪獸、足球歸足球……該踢球的就踢球，愛看球的就看球，湊熱鬧的就蹭著熱鬧它一陣子了。
港人管足球叫「波」。用波來描述這種運動，似乎更生動：連續流暢、起伏跌宕。只要有興趣，誰都能下場跑動踢波，也都能入戲到如醉如痴地睇波。足球之所以能打破種族、文化、宗教和階級的藩籬，成為世間最接近人類共通語言的一種運動，因它只需一顆球、一片空地便可開玩的極低門檻，因它連 3 歲小孩都能理解的簡單玩法，也因它遊戲規則下相對包容各種身材的普世性。但親民普及的外衣下，足球有著與其他球類賽事頗為不同的本質。
足球的底色：大面積的徒勞
常規賽事的 90 分鐘裡，門將之外每個球員在 2 個禁區間跑上 10 公里是常事，而實際腳上帶球的時間，絕大多數低於 2 分鐘。其餘的 88 分鐘，球員在無球狀態下跑動、卡位、逼搶、攔截、折返衝刺。
相對於每次進攻都可能得分、有高頻高分刺激的籃球，或者每個打席每次揮棒都有清楚回報期望值的棒球，職業足球很難造就合適的射門機會。職業賽事中，好不容易跑出射門機會，但平均射門 8 到 10 次才有辦法進一球，統計上每場一隊平均因此拿不到 1.5 分。得分難，就如人生真要 score 些什麼都不容易一樣。
因為得分實難，勢均力敵的足球賽事，常見半分鐘前都還無法預料的奇蹟救贖，也常見 120 分鐘跑好跑滿後把輸贏交給 12 碼球決定的無奈。而場上鏖戰之際，就算對戰雙方其中一隊的 xG 值是另一隊的好幾倍，數據上實力弱很多的一方，仍可能趁著強隊的片刻懈怠，一腳踢來勝利。
在低得分投報率的時間屠殺中，足球吝嗇且殘酷地拒絕了期待高效、即時反饋、精準回報的功利邏輯。卻也因此，在電光火石的乍現機運、無法計數的無功而返、常態的奔忙疲乏間，足球賽給出別處難覓的況味：90分鐘裡大面積的徒勞。
古希臘悲劇讓觀眾目睹主角的受難與毀滅，其間的教訓是人無法戰勝命運。無論是怎樣的英雄，命運要嘲弄誰就嘲弄誰，不留餘地。亞里斯多德主張悲劇讓人心生心恐懼與憐憫，進而使壓抑的情感得到釋放、淨化與平復；因此，他說悲劇洗滌人心。但凡曾頭至尾好好領略過幾齣世足賽大戲者，不必讀尤里皮底斯，也能從足球場上定局前一兩個瞬間的命運之神作弄中，約略窺見悲劇的底色。
不計較 CP 值的話，好好踢球、開心看球都是美事
今春在花蓮，看到美崙田徑場內臨時畫成兩個並列的球場，熱鬧地進行著全國性的少年足球賽事。看台上遠眺但見眾社區球隊的少男少女，有些身手很了得，有些三腳貓的程度和自己小時候差不多。少年的爸媽們，經過蘇花北迴曠日廢時地陪伴、輸贏不論地支持，讓小朋友能在港邊海風吹拂的草場上奔逐，從小享受足球的樂趣，苦苦甜甜地初體驗世間的徒勞，實在是金不換的福分與美事。
當時場邊偶爾揚起的家長斥責吼罵，聽了則有些遺憾。太計較分數輸贏、球隊名次，足球就不好玩了。搞到那田地，虎媽虎爸們該驅策子弟去幹些別的、CP 值高些的活兒去，實在不必折磨小朋友踢波。
談到 CP 值，就極在乎這概念的社會特性來揣度，或可推論出喜談「國際化」的台灣，與全球參與以及觀看人數最眾的足球間（除了 4 年一度見到眾人跟著起鬨迷些球星、帥哥外），存在著根深蒂固隔閡的基本原因。歷史淵源的稀缺、國小階段之後踢球玩球人數的貧瘠、男足國際表現的長期令人咋舌、民生報時期就常見批評的標準場地匱乏等等環環相扣的相關現象，或許有一大部分來自下場踢球與場邊看球的「低 CP 值」──也就是足球的徒勞底色──與我們這社會所推崇、看重者間的扞格吧。
[1] 近百年前，歐洲與南美的職業足球已高度發展，卻不見容於當時強調業餘精神的奧運，所以 FIFA（國際足球總會）索性創設讓職業球員都可參賽的世足盃。發展至今，FIFA 的商業模式跟 MLB、NBA 一類體育聯盟很不同：它不必養球員、不必對球員負責、不必面對勞資集體談判難題、不必負擔場館成本、遊戲規則它說了就算，活像靠著世界盃這舉世無雙 IP 收租的超級怪獸。世人都識都愛的世足賽，讓 FIFA 擁有絕對的權威，卻不大有外力可相制衡。它因此有權要求主辦城市簽下諸如賽事間需嚴格交管讓其官員座車一路綠燈在城裡暢行無阻、清除場館周邊遊民、移除場館方圓若干距離內非贊助商廣告等等的不平等條約，可以強迫職業足球俱樂部無條件放行球員回返國家隊參賽，可以完全漠視選手對於賽程安排極度傷害職業運動生命（以今次世足賽而言，問題包括季賽後到世足盃間球員無法休息、因全球電視收視而安排在酷熱午時開踢、跨多時區多種氣候不同海拔賽事安排等等）的抗議。絕對的權威，自然包含全面的腐敗。總部位居瑞士蘇黎世，表面上一國一票的足球聯合國 FIFA，多年來不透明的行政與財務、投票決定世足主辦國時的買票文化、每每爆發的貪腐與洗錢醜聞，在在都讓批評者將它說成是「地表上最大的合法體制犯罪組織」。即便 2015 年經歷一回大清洗，絕對權力下 FIFA 長年累積的結構性問題，沉痾依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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