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的一道光影，戳破了中國「天網」監控的幻象。8月29日晚間，遠在英國的43歲中國男子戚洪，啟動早已部署於重慶大學城對面旅館的投影設備，將「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不要謊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打倒紅色法西斯，推翻共產黨暴政」等巨幅標語投射在高樓外牆。中國警方花了將近50分鐘才循線找到投影機房間，卻發現裡頭空無一人，只剩下一台投影儀和一封字跡清晰的手寫信：「也許你現在是受益人，但在這片土地上有一天你一定是受害者」。
警方闖入房間的過程，被另一個攝影鏡頭如實記錄下來，成為抗議的一部分。幾小時後，戚洪將投影與警方「手忙腳亂」的影像剪輯上網，透過「李老師不是你老師」等海外自媒體帳號廣為傳播。一則影片在短短4天內累積超過1,800萬次觀看。在全世界見證下，這場抗議不再只是「孤勇者」的行動，而是一件具有公共效力的行為藝術。
技術逆襲：從監控工具到抵抗武器
中國的監控體系密布，遍地攝影機與人臉辨識，本應讓抗議者無處遁形。然而戚洪的行動恰好顛倒了這種凝視。他把監控鏡頭轉回去，讓國家機器本身成為被審視的對象。警方闖入空房，掀開窗簾、按下投影儀開關的過程，反而變成了抗議行動藝術作品的一部分，成為對體制荒謬的現場見證。
戚洪強調，他使用的並不是什麼高科技，只是雷射雕刻機、網路攝影機、遠端控制等消費級器材。這正是行動的關鍵：極權體制以科技擴張控制，但同樣的技術也能為抵抗所用。這種「低門檻可複製性」使得他的舉動具有強烈示範效應。正如「四通橋勇士」彭立發曾以布條橫幅挑戰習近平，戚洪則用光束延續了「坦克人－橋人－光影人」的反抗系譜。
反抗不是仇恨
然而，戚洪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並不是他的技術巧思，而是他的反抗態度。他在中央社的專訪中明言：他反對把反抗轉化為仇恨。他批評中國社會因壓抑而出現的無差別攻擊事件，認為那些行為雖然能理解，但無法帶來真正的改變；相反地，他希望透過行動激發覺醒，而非製造新的仇恨。
這一立場，延伸到了兩岸議題。戚洪說，他沒有來過台灣，但從各種訊息中了解到，台灣保留了某些中華傳統文化，民主制度雖被大陸宣傳為「很亂」，但他認為「允許不同的聲音」才是好事。「我們這裡只有一種聲音，投票就是贊成贊成。台灣人見到官員不必卑躬屈膝，老百姓很自由，敢說想說的話。」他承認，中共對台灣的威脅真實存在，但他提醒不要把這種威脅轉化為民間的仇恨。「台灣的老百姓沒有必要去仇視大陸人。雖然有些大陸人被蠱惑，但他們也是受害者。」他甚至提到，自己的外公曾是國民黨軍官，讓他對台灣人有天然的親近感。
這段話，對此時此刻的台灣也是很重要的提醒。
對台灣的啟示：防衛與吸引力
台灣社會長期以「抗中保台」為政治語彙，然而在激情之中，我們也必須警惕：是否不知不覺地將「反對極權」滑向「仇視大陸人」？戚洪的聲音告訴我們，真正的勝利不是把人民彼此推向仇恨，而是將批判鎖定於體制本身。極權政體最厲害的控制術，正是讓人們互相仇視，也就是把原應指向權力的憤怒轉向鄰人與異己。如果台灣落入這個陷阱，那麼我們的民主也將被消耗。
相反地，台灣若能堅守「拒絕仇恨」的民主典範，就能把自身的價值轉化為吸引力。戚洪強調，中國要真正強大，不是靠閱兵與口號，而是改善食品安全、教育與福利。「不用喊口號，中國自然就會強大」這句話，道出了民主社會最簡單卻最重要的邏輯：政治的正當性來自於具體可驗證的公共服務，而不是不斷的敵我動員。
對台灣而言，這同樣是必須堅守的方向。當我們強調防衛時，必須同時展現出一個自由社會如何以平等、透明與多元為核心，提供比極權更具說服力的生活方式。這種「示範效應」比任何戰機或飛彈更具長遠力量。
抗議行為藝術的政治哲學
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指出，行動的價值在於「讓人現身」於公共世界。戚洪的行動，不只是對中共的否定，也是對「人」的肯定。他拒絕暴力報復，以倫理制衡激情；他拒絕仇恨，把抵抗定位於體制而非族群。他的手寫信提醒中國警察：「不要助紂為虐」，更提醒了我們：當下的受益，可能是未來的受害。真正的安全，是把權力關進民主制度的鐵籠裡。
戚洪的反抗行動，提供了一種跨越邊界的政治隱喻：自由不是恩賜，而是守護；強大的不是政治領袖大閱兵，而是人民免於恐懼的自由。對台灣而言，這份隱喻也意味著，若要在風雨飄搖的地緣政治格局裡自立，我們不只要抵禦外在壓力，更要避免在內部複製仇恨的邏輯。唯有如此，台灣的民主才不只是防禦性的堡壘，而能成為吸引人心的燈塔。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37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