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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本平成時代的失敗看大阪世博

大阪世博的門票,銷售量遠不如預期,到3月中左右才勉強過半。一場號稱代表未來的盛會,為何在主場反而冷清? 大阪世博的門票,銷售量遠不如預期,到3月中左右才勉強過半。一場號稱代表未來的盛會,為何在主場反而冷清? 圖片來源:xalien/Shutterstock

日本大阪關西世博會將於4月13日在夢洲人工島上開幕,主題為「為生命設計未來的社會」。全長約2公里的全球最大規模木造建築之一​​「大屋根」,將作為大阪世博的象徵,展示出日本的木工技術,傳遞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

據報導,這次世博園內將有8大展館,展示8大主題:認識生命、孕育生命、守護生命、編織生命、擴散生命、提高生命、交響生命和打磨生命,期望使觀眾反思生命的真諦,包括植物、地球、生態系統、環境和技術等等。​

一如2000年漢諾威世博及2005年愛知世博都以永續發展作為主題,這些永續、減排及愛護地球的關懷,亦日漸融入我們的生活。自2016年起,日本政府將「社會5.0」定為國策,既反映日本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願景,亦以此屆世博會作為社會5.0試驗場。

它將以往的社會分為4個階段:狩獵採集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資訊社會。接下來,日本想像人類將會過渡到「超級智能社會」,當中有新技術形塑新社會形態,包括利用物聯網(IoT)、人工智慧(AI)、機器人技術和大數據,來建立一個平衡經濟發展、社會問題與以人為本的「超級智能社會」。

災難震撼背後的官商勾結

雖然大阪有如此藍圖,可是日本社會學家吉見俊哉卻認為日本的問題更廣更深,應當回顧平成時代的失敗,才能繼往開來。在2019年出版的《平成時代》中,他則以Naomi Klein的《震撼主義》和Gilian Tett的《穀倉效應》兩本書,來說明日本的政治和企業,為何在平成時代邁向光明未來的目標中一再失落?

來自加拿大的女記者Naomi Klein於《震撼主義》一書提及,自然災害、恐怖攻擊或經濟危機,都會為私人財團和政治菁英製造空間,利用災難來改變秩序,並引入私有化、市場化的方案。一種方式是控制人的心理、記憶和身體,來改變人的行為;另一種則是操弄價格、債務、貨幣與市場秩序。第三種是政變的震撼,雖然時有藉口,但暴力行動或獨裁統治為人帶來痛苦與恐懼,某些私人企業和政治菁英則因此發災難財。

吉見俊哉認為平成年間的泡沫經濟、阪神大地震、福島核災,種種衝擊都與日本自民黨上台有關。比如1995年阪神大地震使神戶人工島和六甲人工島液化位移,阪神高速公路十多處塌方,經濟損失為9.9萬億日圓,311地震的經濟損失則為16.9萬億日圓,皆令民眾質疑日本的城市發展和能源基礎建設安全性。​​

自民黨的安倍晉三打著「安倍經濟學」的名義,推動舉辦東京奧運與大阪世博,但這些復興盛事無助於日本東北重建,卻只試圖重演過往1964年東京奧運和1970年大阪萬博的成功而已。

《每日新聞》於2025年2月中的調查顯示,3分之2的本地受訪者並不打算參觀大阪世博。而且世博門票銷售量亦遠不如預期,至3月中左右才勉強過半。早在2012年,東京市民對再辦奧運的支持率就僅有47%,反映當時日本民眾不認同舉辦盛會有助災後重建,以致後來對東京奧運的反對聲不絕於耳。

世博門票銷售量亦遠不如預期,至3月中左右才勉強過半。圖片來源:Malcolm Fairman/Shutterstock

日式管理的穀倉效應

而提出「穀倉效應」的Gillian Tett 是任職《金融時報》的人類學博士,她認為分工令人活在自己的穀倉(silo)中,不知變通。雖然分工追求效率、看起來井井有條,但同一公司部門之間的競爭,也可能帶來資源浪費。比如2008年金融海嘯背後,愈來愈連結的全球化世界中,人和組織的視野卻只看得到自己的工作範圍,訊息也只在小團體中,無法帶來有效的運作。因此經濟與金融不只關乎數字,而是文化問題!

從Sony内部競爭致錯失創新機會的個案中發現,分工習慣適得其反,忽略資訊共享,以致人人各自為政,導致Sony在1999年的發佈會中發表兩樣近似的電子隨身聽產品。相反的,蘋果的Steve Jobs平衡合作與彈性,在 2001 年推出改變電子音樂產業的iPod,後來居上。

吉見教授借此說明,日本企業像是一個個封閉式穀倉,內部缺乏橫向溝通,各行其是的文化之下,難以同心協力爭取創新。結果,Sony、夏普、東芝、日立等日資企業,一一錯失拓展機會,在80年代的黃金時期固步自封,卻錯失了90年代數位化、訊息化的浪潮。

多重巨浪同時衝擊日本,再加上沒有結構性的政治和社會改革,同時還要面對亞洲尤其是中國的崛起,日本相形見絀,因此令平成時代的人事看起來十分失敗、困難。圖片來源:Jenny Arle/Shutterstock

大和社會空洞化

由於全球化帶來的新自由主義,加上泡沫經濟推高房地產價格,造成貧富差距加劇的「格差社會」。也由於後來經濟不景氣,企業無力招聘長期穩定員工,愈來愈多年輕人加入派遣或兼職社員之列,加劇「勝利組」與「失敗組」的差距和標籤,時而產生報復社會的事件。甚至有三浦展的「下流社會」一說,指出經濟衰退下的新世代在職場的待遇,明顯較上一代差,消費階層也隨之下降。高齡化的日本本來是醫療福利進步之地,但就業衝擊家庭收入穩定性、女性推遲婚戀生育,急速少子化更衝擊日本社會和勞動力。

多重巨浪同時衝擊日本,再加上沒有結構性的政治和社會改革,同時還要面對亞洲尤其是中國的崛起,日本相形見絀,因此令平成時代的人事看起來十分失敗、困難。比如1989年時日立、松下電器、東芝位列世界企業市值頂尖20名內,卻在2018年紛紛落榜,反而韓國三星後來居上。日本人均國民收入也由2000年的世界第2降至2014年的第27位。

日本企業在平成年間錯失了訊息化、全球化轉型,而社會則受自然災難和經濟衰退一再衝擊影響,大和民族的家庭、婚戀生育和心理都受到挫折。

這屆博覽會能否真正回應日本社會不平等、高齡少子化的浪潮,還是只會延續長期以來的結構性問題?圖片來源:Mei Yi/Shutterstock

盛事經濟難以起死回生

雖然今年的大阪世博試圖開闢財源、正視與自然和諧發展,卻沒有正面回應日本經濟和政治組織的沉痾,更會帶來新的社會問題。

例如這次的世博園區未來將會改建成賭場與休閒渡假村,這與世博主題的文化觀光、風俗旅遊、科技社會躍進,難道不是有點距離嗎?而且日本政府似乎在賭一把,希望減少日後少子化、人口劇減下的收入風險。雖然的確可能帶來經濟收益,是否會令已有許多病態賭徒的日本雪上加霜?這屆博覽會能否真正回應日本社會不平等、高齡少子化的浪潮,還是只會延續長期以來的結構性問題?

前文提及的吉見俊哉教授認為,日本不該只顧重溫舊夢,而該思考社會價值轉型,摒棄開發主義、生產型和消費型社會,轉向關心永續性和人的生活質量。可是日本政經菁英仍沈醉在復興過去、重演過往成功舊路,而不是從失敗中學習,以文化創新、社會運動、經濟政治改革,來開拓屬於未來的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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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社會學部博士生,關注東京奧運和杜拜世博,如何啟示大阪萬博以及其他國際盛會的可持續發展。畢業於歐盟伊拉斯謨計畫全球研究碩士班,曾先後任職於亞歐基金和亞洲理工學院。本欄憑眺科技社會創新趨勢,東西混雜交流,以及思考未來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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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社會學部博士生,關注東京奧運和杜拜世博,如何啟示大阪萬博以及其他國際盛會的可持續發展。畢業於歐盟伊拉斯謨計畫全球研究碩士班,曾先後任職於亞歐基金和亞洲理工學院。本欄憑眺科技社會創新趨勢,東西混雜交流,以及思考未來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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