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場曠日持久的內戰為背景，加上突如其來的規模7.7淺層大地震，刺穿了緬甸政治和經濟的積弊。國際社會啟動救災，香港、新加坡都已派員支持，有望暫時稍解燃眉之急。但災後重建其實才是最大的考驗，緬甸有機會走出數十年來政變、示威、種族、人權等層層疊疊的問題嗎？
東協身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年均經濟增長領先世界許多國家，可是直至今日，緬甸、柬埔寨和寮國仍屬於低收入國家。其中人均 GDP 最低的緬甸，人口5千4百萬，但自2021年至今一直深陷內戰狀態，由於缺乏可靠統計，死傷難以估算。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2024年中的數據，全球有超過1億2千萬人被迫流離失所，比起2020年的8千萬人多了將近一半，其中近3千8百萬為難民。在這之中，又有65%難民來自4個國家：敘利亞、委內瑞拉、阿富汗、烏克蘭。而緬甸的難民人數也高達130萬。
近年來科技巨鯨以監控和社群媒體演算法創造出新的資訊秩序，改變了東南亞社會。受害者包括緬甸國內的少數族裔群體，受益的可能是軍政府。比如緬甸作為佛教國家，國內信仰伊斯蘭教的羅興亞人多年來被主流排擠、迫害。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瑞於《連結》一書中指出，臉書在2018年時已有1千8百萬名緬甸用戶，卻只有5名懂緬甸文的內容管理員。缺乏控管的網路言論助長了線下暴力，數十萬羅興亞人逃離國家流亡在外，如此的人道災難與社交媒體平台運作失誤不無關聯。
緬甸地震後，社會走向極端或重生？
面對動盪，每個社會的反應都不一樣，也會因為時機而走向不同方向，有時帶來難以想像的後果。政經菁英和普羅大眾的掙扎求存之道不同，當中的鬥爭可能令集體走上經濟封閉、極端的不歸路。比如盧安達就因為人口壓力、資源分佈不公，釀成內戰與暴力；而遠在南美洲的智利，也在1970年代的社會危機之後，面臨數十年軍事鐵腕統治。相反的，貧窮而且收入嚴重不均的孟加拉，去年公民示威與血腥鎮壓持續數週後，在位15年的女總理倉卒出逃，後由德高望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小額貸款創建者，經濟學家尤努斯（Muhammad Yunus）擔任臨時政府的首席顧問。在他的帶領下，孟加拉正努力重建法律與社會秩序，推動社會企業、修補撕裂。是否能讓孟加拉重回正軌，大家都拭目以待。
緬甸未來數年的走向如何？能否化悲憤為力量，找到合作的契機共同回應災難？還是嚴重的天災，反而成為軍政府持續合法的藉口？災難可能減少經濟作物產量、物資短缺、移民流出，這又會對週邊的東協國家帶來什麼壓力？
緬甸同樣也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政黨全國民主聯盟的創辦人──身在獄中的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目前還不知道她在災後會有什麼角色？是否有可能重新走入廟堂帶領重建？
為了恢復經濟、重建公平的社會秩序，政治服務要以人的生活和福祉為核心。來自法國的人類學家牟斯於《論饋贈》一書中指出，從古代社會中發現集體有一種互酬互惠的關係，「送禮」便是社會的黏合劑，而且體現在團體之間的互惠交換。無論是餐飲、購物、紀念品還是勞動，不動干戈的互惠是人類社會的基本邏輯。給予、接受、回饋是饋贈的三大責任，當中不僅只有理性交換，也有情感聯繫，營造良性互動的社會團結。其實，緬甸、柬埔寨、泰國等東南亞國家曾有公共穀倉的傳統，集體分享剩餘收成，就是用來穩定社會、團結人群、和平共生。
從天災人禍後走出坦途
財富日增月益，地球每況愈下。收割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來為發達國家錦上添花、以殺雞取卵的方式破壞環境，以及利用不永續的方式刺激消費旅遊，增長掛帥的經濟政策讓溫室氣體飆升，導致劇烈的氣候變化，海平面上升、颶風愈趨猛烈、乾旱和大火毀滅家園。近年多場暴雨讓西班牙、日本和中國紛紛面臨洪災和人命傷亡，就有科學家指出與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天氣有關。
面對資本和市場全球化導致經濟周期性危機、社會不公、環境污染和全球暖化等災難，事過不能任由境遷，該把握時機，讓大家都重新審視各類社會福利基本服務，包括醫療、長幼照顧、飲食供應、消防警政和自然生態的重要性。日本在二戰曾經歷滿目瘡痍、民不聊生，但在和平中長期轉型，現在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每年的海外旅客數高達3千多萬人次，說明採取適合行動、長遠的保護環境並推動社會轉型，是有價值的。
我們鼓勵緬甸政府藉此機好好與國際合作，建立長遠的互酬互惠關係。期待軍政府、反對派和國際機構能帶領社會放下長期怨恨，商討共識、一起行動。順道祝願在緬甸和泰國的東南亞朋友，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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