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部長的一番話，讓部分婦女團體推動已久的「通姦除罪化」議題，找到了新的柴火與動能。贊成叫好聲不少，但，反對憂慮聲似乎也很多，其中有不少是來自婦女團體自己的陣營。進一步分析，我們會發現，到目前為止，這些討論與對話的焦點，無論是努力說服或是辯護，總是環繞著一種女人──被先生背叛的元配。
通姦罪只涉及一種女人的權益嗎？為何作為第三者的女性，以及，那些因自身外遇被告的妻子，這兩種在通姦爭議中站在不同位置的女性，從頭到尾都不曾發聲？
在台灣，廢除通姦罪一直很困難，主要的原因是這條法律過去被認為可以保障女性。然而，學者官曉薇的研究，讓我們看到，事實上，女性比男性更可能成為這條法律的受害者──女性第三者，以及自身外遇的妻子，皆比男性第三者與外遇的先生更可能被起訴與定罪。
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妻子選擇原諒外遇的先生，卻不原諒第三者？如果通姦罪，旨在維護家庭的秩序，那，現實的操作上，它維護的是什麼樣的家庭與秩序？
從這些法院的統計數字來看，在台灣，通姦罪除了繼續成為先生懲罰外遇妻的法律武器外，另一方面，它更成了已婚女人用來處罰「膽敢」和她爭奪老公的外面女人的利器。仔細拆解，這個看似維持性別平等的法律，它在實質效果上維護的是一個非常父權的婚姻想像：無論是男人借用刑法手刃淫婦，或是婚姻內的大老婆懲罰意圖篡位的「小三」。
在婚姻制度修法的議題上，婦女團體過去長期扮演為弱勢老婆爭取平等權益的角色。這主要是因為台灣過去的婚姻法規相當不公，許多離婚女性無法平等地爭取到財產分配權以及子女監護權。
然而，女人是多元的，弱勢者的身分也不斷地變動。隨著台灣的離婚率越來越高，婦女團體越來越有發言權，婚姻法規的修法與相關判決也逐漸平權化時，此時此刻，關於通姦罪存廢爭議的討論中，不僅第三者與外遇妻子完全缺席，多數媒體的討論，不斷地複製站在元配立場的各種論點，持續將另兩類女性當成不相干的他者。這樣的氛圍，令人不安。
被污名化的「小三」
如果通姦罪存廢的爭論焦點永遠放在元配的位置，或只能透過說服「元配」而取得民意支持時，第三者，很自然地在我們的討論中，被簡化成邪惡的壞女人。「小三」這個稱號就是最好的例證。為何第三者是「小」三，婚姻內的元配是「大」老婆呢？即使我們對女性介入他人婚姻有不同的道德評價，在國家法律的存廢討論中，她們難道不該是這個社會中被平等尊重的兩種女人？
「大老婆」與「小三」的標籤，其實並不中性，這背後存在的是一種以男人為中心的父權家庭秩序。「小三」之為「小」，代表了她們在道德與地位上的低賤。只有多數女人還繞著少數男人競爭正宮地位時，元配與第三者的大小順位才會如此確立。
有無可能這個婚姻外的第三者，什麼都不想要？有沒有可能，這個第三者，同時也是個「外遇妻」，但卻不想進入（另一個）婚姻，搶奪另一個「大老婆」的正宮位置？到底第三者在想什麼？她們是否就該被公開告訴、被刑法懲罰，她們為何在這個論辯中，總是成為被缺席審判的他者？
不曾現身的「外遇妻」
大老婆與第三者之間，女人難為女人的故事，至少我們耳熟能詳。然而，有一群被先生們告到底而定罪的外遇妻子，卻更為面貌模糊。從1999年到2005年短短六年間，根據官曉薇的研究，就有209位已婚女性因外遇被定罪（同一時間內，因外遇被定罪的先生則為181人）。
看多了男人外遇後公開道歉，取得妻子原諒的劇碼後，我們是否曾經聽過，任何一位外遇女性公開發聲？過去幾年內，曾經有一、兩位女星因自身外遇被媒體揭露，最終以離婚收場。在這過程中，她們可曾發聲為自己辯解或道歉？
國際人權組織之所以反對通姦罪的原因，除了通姦傷害了隱私權與身體自主權之外，也是因為通姦罪比較可能存在於性別不平等的國家。在這些國家中，女性最容易成為被告者。值得憂慮的是，通姦罪的存在，也很可能合理化了親密關係中，男性對於（疑似）出軌妻子、甚或女友的各種身體與精神暴力。
成為對話焦點的「元配」
許多站在元配立場的論點都說，抓姦可以作為離婚與財產分配中的策略。這種看法，可以歸類為「務實工具說」。只是，這個工具說，在事實上有相當程度的誤導作用。已經有太多的案例發現，成功抓姦的可能性日益困難，想要抓姦，很可能反被告上罪刑更重的妨害秘密等罪。
在婦女新知基金會自2009年開始，巡迴北中南，舉辦婦女面對面等各種座談會與聯署動員中，我們慢慢發現，認為維持通姦罪有助於離婚協商的女性，還比較可能改變立場。當女性發現這條刑法在現實判決中已然被架空時，她們也會接受，象徵性地保留它，反而容易因為婚姻船上有個看似可以保命的救生圈，忽略了自己一旦沈船，就不會游泳的事實。
也就是說，抓姦權作為離婚財務協商的「務實工具說」，相對容易破解。真正困難的，在於人們情感世界中的報復觀。
不少曾經親身經歷先生外遇創傷的女性認為，她要的就是情感報復，無論是懲罰先生，或是懲罰第三者。沒有報復，就沒有公義，保留抓姦權至少可以報復對方，「被背叛時，至少能出一口氣！」。
面對這些受創經驗，婦女團體長期主張的「好聚好散」，總是聽來輕飄飄地事不關己。更令人驚訝的是，許多年輕異性戀女性，甚至是同志，越是年輕，越相信通姦罪的存在，才能保障自己的婚姻與情感。否則，「那結婚幹嘛？」不少人這麼問。
揮之不去的被背叛恐懼
被背叛的創傷，以及，可能被背叛的恐懼，的確是人們感情經驗中，最難以處理的課題。沒有經歷過其中的痛楚、卑微、憂慮、精神威脅或甚至暴力對待，在這個議題上，往往被認為「不夠格」參與討論。
曾經走過先生外遇、離婚的生命幽谷，高雄天晴協會理事長譚陽在這幾波公共討論中分享親身經驗的發言，顯得特別關鍵。她在許多場合表示，她經常婉勸遭遇先生外遇的女性，抓姦不可能挽救婚姻，報復傷人更傷己。她慶幸自己當年沒有走上抓姦這條路，現在可以和前夫保持良好關係，「兩不相欠」。「女人情感獨立才是上上策」，她這麼說。
當然，譚陽女士個人走過婚姻的成長經驗，無法被普遍化。幸運的是，在這些討論過程中，有些態度開始鬆動。不少人開始思考，保留抓姦權作為報復手段，對情感受傷的人，是否是個好選擇。
從公眾的角度來看，國家是否要透過這條刑法，鼓勵私人情感的報復，已成疑問。如果這條法律存在的目的是如大法官釋憲宣告的，為了維護家庭，那麼，將這些司法與警力的公共資源省下，廣設具有性別意識的家庭與伴侶諮商中心，也許更有助於修復家庭？
也許我們都該問問自己，什麼是親密關係中的正義？當有人「背叛」愛情的承諾時，或者是，一段關係已經遠離了彼此當初結合時的期待，在個人的層次上，如何可能「究責」？當我們已經將婚姻與離婚的法規改造得符合性別平等的原則時，我們願不願意接受這套新的遊戲規則，彼此尊重？
台灣的婦女運動花了很長的時間，要從父權家庭的緊箍咒中爭回女人情慾與身體的自主權。然而，我們也很可能在這場通姦罪存廢的論戰中，因為不願意放棄控制對方的性自主權，同時失去了婚姻內外女性的性自主權。
如果，婦女與性別平等運動的目標之一是追求自由與平等的戀愛與婚姻，我們豈能不願意同時擔起，在自由與平等關係中，必然同步存在的愛情風險？通姦罪的存在，無論是作為一個離婚談判的破敗武器，或作為維護（父權）家庭秩序的道德象徵，會不會反而讓我們看不到，也不願意面對真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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