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視《憤怒的菩薩》劇照。 圖片來源:公視提供。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讀《終戰詔書》的聲音,自廣播之中傳出。原本束縛在帝國殖民統治之下的台灣臣民們,在「玉音放送」之中,突然意識到自己的命運,再度面臨了新的轉捩點。

對於這個轉變,台灣島上的人們,一時之間百感交集,不知要作何反應。不過整體來說,還是有一條悲喜的分界線:日籍住民自然同感祖國戰敗的悲哀,但過去被殖民者視為二等公民的台籍民眾,則是對帝國的瓦解幸災樂禍,對解脫日本統治感到慶幸。還有,對即將到來的「祖國」──新中國──充滿憧憬。

這確實是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但樂觀的台灣人並未預見那個新時代的真實樣貌。

天真的台灣自由公民們

經歷了50年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民,在脫離帝國的那一刻,對於中國這個新的「祖國」到底抱持著什麼樣的看法呢?

關於這個問題,許多的討論不是過於強調台灣人在接收典禮那天「熱烈歡迎祖國光復台灣」的現象,就是又過於強調台灣人受到「皇民化教育」,習慣了說日語與日本文化。然而,戰後初期台灣人的國族認同,實際上並非如此截然二分、消極被動,彷彿台灣人是一塊白布,被另一個族群文化染上什麼顏色就是什麼顏色。

1945年的台灣人,尤其是較有教育程度的仕紳、專業人員等階級,是很主動地與國際動向接軌,並對自己的未來有樂觀、進取的想像。他們之所以樂於擺脫大日本帝國的統治,並不只出於認為日本人非我族類的心理,更是因為終於有機會能夠成為政治上完全自由的公民,不再是殖民政府的二等公民了。

當時的台灣人,出於文化的相近,對即將前來接收的「新中國」較為認同,也充滿期待。不過台灣人並非被動等待接收,他們對當時中國的認識並不算少。由於這數十年來,日本在中國領土扶持滿州國等傀儡政權,並發動侵略戰爭,許多台灣人也透過帝國的發展,到中國任職、經商、參軍等等。這些有中國經驗的台灣人,清楚地認識到台灣一地的發展,相對於當時的中國大多數地區,都算是相當先進。因此,台灣人對參與「新中國」的期待,並不只是「回歸祖國」那麼簡單,而是一群對自身能力與文化頗有自信的公民,要在一個戰後的新國家中大顯身手的盼望。

不過,這樣的想法,很快就在國民政府的接收典禮上被證明是不切實際的天真。

離開了二等公民,再回到二等公民

10月25日,代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來台接受日軍投降的葛敬恩將軍,在向台灣人民發表的演說中道:「台灣人還沒接受真正中華文化之薰陶,是『二等公民』。」這句充滿歧視意味的話,重重地打擊了在場滿懷期待的台灣人,殖民時期的記憶再度被喚醒。「二等公民」的標籤,即使在加入「祖國」之後,竟也不能摘下。

同時,台灣人民見到中國來的軍隊,不僅穿著窮酸的破舊軍服,還有嚴重的軍紀問題。據竹中信子所著的《日治台灣生活史》所記錄的,大稻埕的商家在中國軍隊進駐台灣隔天,聽聞到軍人會偷東西的風聲,就紛紛關起大門不做生意,繁華街道瞬間成為空城。這樣的祖國,實在是太令台灣人感到失望,日本戰敗時帶給他們的自由希望與熱情,不到數個月就被現實打擊到煙消雲散。

而在《憤怒的菩薩》故事中,陳舜臣化身為主角楊輝銘,娓娓道來他在當時的所見所聞:雖然整個台灣洋溢著「戰勝」的氣氛,但實際上處處卻暗藏著比戰前更加頹敗的氣息,比如惡化的衛生、紊亂的公共秩序、動盪的物價、失序的物資管制。民眾對於時局的變化、新政府的到來,內心也充滿不確定感,特別是當這個新政府並不如他們想像的友善之時。

陳舜臣在新莊中學的同事,故台大農化系教授蘇仲卿回憶那時,還是大學生的他,跟著其他人滿懷善意地拿著中華民國國旗到松山機場迎接陳儀,然而想不到等著他們的,卻是由士兵、機槍包圍的黑頭車,槍枝無情地指向他們,在黑頭車中的陳儀也始終不願意出面與民眾致意,就這樣冷漠地離去。

戰後初期的外省人形象

在這個時期來到台灣的外省人,除了上述的軍隊,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公務員、教師與文人,為了接收台灣政治體制、在台灣實行中華教育而來。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台灣人並不信任,在台灣新成立的官僚體制,一級主管不任用台灣人。這種待遇,對滿懷期待跟自信要自治家鄉的台灣人來說,當然是非常令人失望且羞辱的。然而,外省官員對台灣人的不滿抗議,卻是以台灣人受日本殖民,缺乏擔任政府高級主管治理的經驗作為理由。

這些外省官員與文人的教育程度較高,甚至其中也有不少人具有日本留學經驗,或通曉日文。不過,台灣人依然相當不滿其整體素質。除了他們的治理能力比起之前的日本官僚,依然相差甚遠之外,另一方面就是這些飽讀詩書的外省官員、軍官巧取豪奪日人、台人資產的方式,遠比那些犯下偷竊、搶奪罪行的外省士兵還要來得更粗暴。他們倚恃組織、體制賦予的權力,大量地將想要的日人房產納入名下,還有嚴重的貪污風氣。種種不專業的表現,使台灣人難以接受這種統治。「狗去豬來」的標語,在外省人來台不到6週時,就已滿布台北市區的牆面,散落在台灣人的日常對話中。

外省人在此時期的另一個形象,是「受過高等教育、說著標準國語、風度翩翩的唐山男子」,對於部分教育程度良好的台灣女性頗有吸引力。這些女性出身良好,接觸過現代思潮,通常厭惡家族為自己做的保守婚約安排,對自由戀愛充滿嚮往。這些擔任公務員或教師的外省男性形象,出於對標準國語的仰慕、孑然一身的神祕感等等,在某種程度上,恰好能夠滿足這些女性的憧憬。不過很遺憾地,並不是每一樁「跨省籍」戀愛都能結成良緣。一件又一件的「大陸男子騙婚」事件層出不窮,許多女性以為自己找到真愛,卻發現自己成了姨太太。隨著省籍衝突在台灣社會日益激烈,這類事件更加深了台灣人族群對外省人的忌憚。

會日語=被奴化?

相對地,外省官員與文人也相當歧視台灣人。就如葛敬恩所言,他們認為台灣人受了長久的日本教育,說的是日文跟台語,不諳國語也缺乏中華文化素養,已經被日本人「奴化」。尤其這些具有社會領袖地位的台灣仕紳,其中有不少人在日治時期常有跟日本當局合作、乃至任職過當局機關的經驗,使得具有強烈反日情結的中華民國當權者感到無法信任。因此,陳儀領導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1946年便厲行〈台灣省停止公權人登記規則〉,讓「經檢舉有漢奸嫌疑者」、「曾任日本統治時代皇民奉公會重要工作經查明屬實者」失去登記選舉人的資格。

這道命令對於台灣社會而言太過嚴苛,許多人在戰爭時期出於生活不得已,必須與統治台灣的日本當局合作;而且中華民國司法院當時已經宣布台灣人不適用〈懲治漢奸條例〉,怎麼在這個關頭上又被清算了呢?到頭來,台灣人還是無法取得期待已久的完整政治權利。

除此之外,官方和媒體還不斷抨擊台灣人所讀的日本思想、文學、學術皆是「思想毒素」,要盡速地去除台灣人的「奴化」。但台灣人之所以學習和使用日文、接受日式教育,並不是出於認同日本,而是因為身不由己;再加上日文其實是當時東亞知識分子接觸西方學術、文化的重要語言,台灣文化界透過日治時期大量的翻譯書籍,得以與國際思潮接軌,並且逐漸產生了對自我主體性的看法。更何況,有那麼多的外省籍知識分子自己也是「知日派」,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他卻也是主張台灣人奴化的主要人物之一。為什麼這些人無法同理台灣人的處境?實在讓人深感不公。

雙方不同定位下導致的悲劇

誠然,並不是所有外省人與台灣人的相處都充滿敵意,有不少外省人對當時的台灣社會表達欣賞。然而,個人的善意並不足以消弭台灣日益緊張的衝突氛圍,也無力扭轉其方向。整個台灣─外省衝突的關鍵,是台灣在日治時期就已萌芽的文化主體性以及得到對等政治地位的期望,偏偏與中華民國近代國族史觀扞格不入。

對當時的台灣人而言,他們是終於能夠在這片土地上自主,要共同參與建設新中國的自由公民;對中華民國當權者來說,台灣卻是陌生、邊緣的新領土,人民是受到敵國日本「奴化」過的「二等公民」,根本不可能與中原平起平坐。

就是因為雙方對彼此的認知,有如此巨大且難以化解的差異,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才會走向族群衝突的悲劇方向。但這個時候的台灣人即使對「祖國」幻滅,也仍不能預見這場衝突,竟然會在接收不到兩年的時間內,以國際都瞠目結舌的血腥鎮壓收場。

參考資料:

1. Formosa Betrayed, George Kerr, 1965
2.〈戰後臺灣「外省人」的塑造與變遷(一九四五─一九八七)〉,柴雅珍,1997
3.〈戰後初期臺灣司法接收(1945-1949):人事、語言與文化的轉換〉,劉恆妏,2010
4.〈臺灣戰後初期的歷史清算〉,陳翠蓮,2016
5.〈日治末期到戰後初期的大稻埕文藝青年:以「杏」成員陳勤女士為例〉,津田勤子,2013
6.〈跨界者的跨界與虛構:陶晶孫小說〈淡水河心中〉顯現的戰後臺灣像〉,黃英哲,2011
7.《憤怒的菩薩》,陳舜臣,2016
8.《日治台灣生活史─昭和篇(下)》,竹中信子,2008
9. 〈我的228事件〉,蘇仲卿,蘇仲卿教授部落格,2007

(公視新時代劇《憤怒的菩薩》於8月18日及8月25起,每週六晚上9點於公視主頻播出,一次播2集,共4集。詳情請上節目官網官方粉專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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