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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王政忠老師著作的《老師,你會不會回來》出版,在國內的教育圈引起了廣大的迴響。去年9月底,由這本書所改編的同名電影,也在教師節檔期上映,還一度拿下了同檔新片的票房冠軍。

王政忠老師是台灣唯一榮獲教育界三項全國首獎(Power教師、Super教師與師鐸獎)的得主,這樣的光環與榮耀,使他所提倡的教育理念及MAPS教學法成了顯學,在基層教育界漸漸形成一股反省及改變的力量,沛然莫之能禦。

在電影院內落完淚後,我再次把書拿出來,細細翻閱了一次。大部分的人最有感的一句話應該是:「1x1x1x1x……1萬次,仍只是1。但如果多了0.1,乘7次就會大於2;即使只是多了0.01,乘70次也會大於2。」是的,這句話強調即使只是一點點細微的改變,縱然只有0.01的不同,只要堅持下去,1就會變成2,2就會變成4,改變就會不斷發生。這句話不斷出現在讀書心得、觀影心得裡,被奉為現代教師的圭臬。

然而,我最心有戚戚的是這句:「學生上學、放學的這一段過程,是讓社區居民認識學校生活教育的重要關鍵,特別是放學之後學生走在社區裡是否有秩序或規矩,更是家長用來評判學校生活教育成效的打分數時間。」看到這一句的時候,我心中確實有一種「英雄所見略同」的暢快!

放學時間的學生,就成了學校的門面

時間回到民國97年,當時我擔任生教組長。在校長及學務主任的全力支持下,我們開始要求學生,放學出校門要排成向左轉、向右轉兩路,不用手機,不亂交談,直線前進。放學一段時間後,我還得到對面的便利商店、速食店、冰店、雞排攤、連鎖早餐店(我也覺得納悶,賣早餐的,怎麼下午5點才來開店?)站崗巡視,看看有沒有大聲喧譁的、群聚吵鬧的、甚至佔據店家座位連線玩遊戲的。輕則驅離,要他們趕緊回家;重則登記,隔天依校規處理。後來,我當了學務主任,更進一步要求學生在人行道上得靠兩邊走,依序往前。

記得在推動放學路隊之初,引來學生、家長甚至部分同仁們的質疑:「這樣很像小學生吧?」「國中了還有需要這樣嗎?」「回個家也要這麼麻煩!」然而,不容否認的是,整個校門口在放學的時候變得乾淨清爽許多;人行道上讓出來的空間,也讓下午運動的民眾、推小孩散步的社區居民,有了更安全的環境。至於校園附近的巡視,雖然辛苦,讓自己(還有後來接任的生教組長)幾乎每天都要6點半過後才能下班,在路口糾正學生時,還常引來路人甲乙丙丁的側目,社區人士的不解;但學生們的表現,確實也因此得到了很正面的評價。

王政忠老師說的沒錯:「因為家長平常並不會到學校來關心或看見老師在教些什麼,也不會看見學生被要求些什麼,而放學時間正是社區家長下班回家或居民出門閒晃的時刻,他們看到學生是什麼樣子,就會累積成對學校的刻板印象。」在超額減班的哀鴻遍野中,本校依然屹立不搖,維持聲勢於不墜,這應該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吧!

作者服務多年的學校。作者提供。

應付不完的家長,耗損了老師的熱情

其次,在書上及電影中,「家長」這個角色大致被提及兩次,一是非常認同代幣制度下所推行的跳蚤市場,另一則是對於孩子花太多時間產生了誤解及懷疑。至於「家長對於教學現場及班級經營的干擾」,王政忠老師則著墨不多,這其實也符合了一般人對於偏鄉家長們的印象──比較認同老師、比較信任老師、比較敬重老師。然而,都會型學校卻普遍有著「家長對於教育有自己的看法」這樣的難處。

「為什麼我小孩的班沒什麼考試也沒什麼作業?」「為什麼我女兒的班級幾乎每天早自習都排考試?」「為什麼段考的題目考這麼簡單?這樣有鑑別度嗎?」「為什麼段考題目這麼難?這樣為難孩子有意義嗎?」「為什麼都已經三年級了,你們的進度還沒有超前?」「為什麼要交報告?筆試考一考不就好了嗎?」「為什麼我小孩的體育成績這麼低?」「為什麼你們學校的學生頭髮留那麼長?有些還削掉兩邊只留頭頂?」「為什麼我小孩生日不能請班上同學喝飲料?」「為什麼小孩在學校跟同學吵架老師都沒跟我說?」「為什麼老師每天都要寫聯絡簿告狀?」「為什麼體育要測1,600公尺?空氣很差你們不知道嗎?」這些為什麼,真的讓老師們疲於奔命,耗盡精力。

不可否認的是,在少子化的浪潮下,每個小孩都是家裡的寶。在家裡備受呵護,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無不滿足。但進了學校以後,他們過的是團體生活,團體規範是一定要有的,遵守團體規範也應該是必備的一種能力。很多貼心的家長會說:「我們在家裡教一個就很頭大了,老師一個班要教這麼多個,一定更累更難。」我其實很想把這句話,印在每年的親師座談會資料封面上。都會區的家長,不乏學經歷俱優者,對於孩子的教育,看得比什麼都重。但或許就是因為如此,有時未能保持一個客觀的距離,動輒對學校老師說三道四;說真的,很多時候耗損的,不只是老師的時間,還有老師的熱情。

為了維持招生,不得不向現實低頭

最後,我想說的是,在書中沒有提到、但卻是都會區學校最大的夢魘──超額問題。

我自己來自彰化縣的鄉下,整個鄉只有一個國中,除非考上私立學校,鄉內所有國小的畢業生沒有其他選擇,只能進入這所唯一的公立國中就讀。然而,都會區的生態卻完全相反。私立學校頻頻挖牆角不說,就連附近的公立學校,為了生存,為了招生,大家無不是八仙過海般各顯神通。有的把考上第一志願的比例高掛牆頭,有的把考上公立學校的人數用跑馬燈日夜播映,有的則計算前5志願的上榜比例,放在學校網頁最醒目的位置。

人人(包括所謂的教育學者專家)都以為公立國中的教師是鐵飯碗;既是鐵飯碗,不用太認真,不用太投入,薪水照領,年終照拿。然而,大家都不知道的是,如果學生人數太少,課程所需的教師員額自然不用太多,校內的老師很可能就得被迫調到其他學校去任教。

以台中市為例,南屯區的超額教師,甚至可能被調到山線的新社區、海線的梧棲區任教;這樣遠距離的變動,對於超額教師的生活必然帶來極大的衝擊。大家都不願意被超額,於是都得盡力爭取新生人數;於是,「投市場之所好」變成各公立國中不得不然的作法。

一個老師想在同一個學校安身立命,這樣有錯嗎?而絕大多數都會區的家長要的很簡單,前幾志願的升學比例夠高,數字夠亮眼,就是讓孩子前往就讀的唯一原因。君不見台中市私立國中的入學考試,數以萬計的人數,搞得像聯考復活了一般?所以,我敢斷言,所有的教育政策,如果沒有將公立學校教師的超額問題列入考量,注定是要失敗的。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誰敢不重視三年級的升學呢?所以,我們得在課堂上暫時擱置小組遊戲;所以,我們得在進度上不斷前推;所以,我們得反覆不斷精熟練習。是很沒有理想性沒錯,但「求生存」才是最高指導原則啊!拿得出漂亮的數據成了我們念茲在茲的目標,掛出去的紅榜是我們招生的利器。即便本校很努力,拿到了教育部頒發的全國品德認證學校、閱讀磐石獎,打電話來的新生家長還是問:「你們今年考得怎麼樣啊?」

所以,不是我們不思進取,墨守成規,也不是我們怠惰偷安,日復一日;太多太多剛萌芽的新嘗試,在家長一通又一通關切的電話下,活生生被扼殺了,窒息了。這個問題,不知道王政忠老師有沒有需要面對?

無論偏鄉或都會,老師都需要支持與肯定!

其實從書中的內容來推算,我跟王老師應該是同一屆的師大畢業生。只不過在大四分發時,他選擇了南投縣的偏鄉;而我當時就把台中市排在第一志願。我從來沒有過像他一樣的猶豫,從來也沒想過要當個逃兵;在我來到大業國中的第一年,學生們給我的溫暖回饋,就讓我下定決心,服完兵役後一定要再回來。如今,20個年頭過去了,我沒有辦法像他一樣,將各種桂冠戴在頭上;但我真的很想說,在都會區辛勤耕耘的教師,或許追求升學表現是他們不得不然的選擇,一樣很需要掌聲,需要肯定。

(作者為台中市立大業國中教務主任,教學年資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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