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金華街的人車如常。一位機車騎士疑惑地詢問路邊剛下課的國中生：這裡不是有一家很有名的牛肉麵店嗎？我幫忙指著對街的遺址說：剛剛拆。法務部在4月24日拆除了金華街，愛國東路170巷至杭州南路這段路上的違章建築群。
半拆的房子引人駐足。自前一波3月27日的抗爭迄今，隨著新聞曝光，拆了大半的華光社區愈見老少相伴的人潮。雖然處分理由是無權佔地，可是這麼多人帶著相機前來，已經證明有些價值超越了「法律」的判斷。
違章建築的名稱與木、磚混合的外觀無關，卻僅僅因為「違法」的性質，便使得一般人「順法同意」應該拆除，從而猶豫、很難義正嚴詞的說，它其實創造了城市的美麗。我們該檢肅「法」的範疇，因為刻板的「依法行政」已令我們忽視了太多，包括法律本身是變動性的，而非天然神旨，及法律處置對於人類尊嚴的莫大侵害。
自民國九十五年，華光社區才陸續收到通知──以興訟的方式。透過訴訟，居民身份被區隔開來。除了合法宿舍內的合法住戶可有補償，其餘的，如居住身份不合法、違建，都必須離開，甚或懲罰性的支付不當得利；甚至法務部自己的成員，也常因為輪調、升遷等變故而失去權益。
可是華光社區本來的複雜住民成分，卻恰好反映真實的城市形成過程。自日本敗戰的1945年，和許多地方一樣，華光社區許多騰出來的日本人房舍、空地，慢慢聚集農村流出的人口。戰時政府的先遣人員也依部門有所分配。臨時的安排、產權邊界模糊、曖昧的土地使用，構成戰後城市變遷的大宗。就算今天的日常裡，也鮮少全然「依法」決定人類生活。
在「依法行政」的清算下，部份人們被扣上了貪贓枉法的案件編號，發生在這裡的活動亦失去存在的正當性，淪為盜竊、投機，而必須予以剷除。民事訴訟的形式使得歷史不再重要，社會發生的真實過程也不再重要，政府與人民的關係也被簡化為個別的人與土地所屬之管理機關之間的爭執。
官員堂皇地判決是非，居民當然只有離開的選項。在法院裡，官員自以為談判，不和解就付錢、某些和解也得付錢，而其餘的，例如將來的居住問題、社會弱勢身份，則抱歉，於法無據不予處理。
法律被象徵化了、絕對化了，其操作者以為這就是正義。然而城市生活的實際景致卻是經由審判程序才凸顯了，正當與「違法事實」的差別。建築物本身不是爭點，與房屋緊密關連地人們視為可處置之物，或數字，才是荒謬所在。
被拆掉、清理的，卻又不僅是違建，也包括合法建築。整區、矗立了半世紀甚至於七十年的老房子，如何成為非清拆不可的，發展的阻礙？意圖本身才決定了手段，而不是違建戶本身具有什麼不可赦免的本質。
華光社區的確位在公有土地上，因此政府會決策其走向。但歷年來提出這樣的或那樣的規劃，其中包括曾經提出興建一般市民可負擔住宅的構想，及晚近的亞太營運中心、華爾街、六本木，卻從未實現。唯有近期以地產固定流動資本的需要更強大了，才促使政府認真推動「四大金磚」。
所謂依法行政，其實是反過來的，是依據開發政策才不斷修改各種處理國有地、國有地佔用戶的規則。法律倚靠著政策，法依行政。我們誤以為於法有據就合於體例、制度、可權充為民主。
國有土地要回收，可是更高的層次，即決策形成過程，卻被遺於討論之外。幾十年間的政府首長都動過對這塊土地的腦筋，可是，雖然我們通過選舉決定了市長、總統，卻不意味他們在任何時候所做的任何決定都是正確、無私。恰相反，是民主代議制度打開了縫隙，允許政治人物不需再於決定公共事務時徵詢民意。
違建戶是否佔地為王、不當得利？這樣的命題是結果論。我們的城市向來充斥著各種非正式經濟、法律灰色地帶，只有在它們阻礙了政令、從而阻礙了政令後頭的政商利益考量時，才遭遇肅清與歸咎。
這並不是要鼓吹違法，也不是要無限上綱的反對政府政策。只是我們看到，剝奪了市民決定權的民主制度正在傷害城市的未來、使得城市血淚斑斑，它卻又以污名的方式將壓力轉回到市民自身。法律、民主都不是自然天成，但是民主政府去可以透過法律訴訟簡單地推卸責任。
那位機車騎士問我附近還有什麼有名的小吃，我只能微笑搖搖頭。這些日子裡，來華光吃小吃的人們總不忘舉起手機拍下附近的抗議標語，笑語以對。然而我們心裡都在想些什麼？
城市正在受傷。城市當然不會真的流血，但是住在城市裡的人會流血，會流淚。華光有好多老故事，而城市裡有好多華光。當法制、民主、經濟發展的標籤遮蔽了權力不均、利益不等，則做為市民、國民的我們，只願意藉由城市殘跡權充空間的想像力的樂趣嗎？
（作者為台大城鄉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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