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生活哲學。
差別在哪？
差別在於，技術強、能力好可以成全職業，但唯有意義和品味能造就生活。
說穿了，創業家究竟適合什麼？創業家不是天才設計師，因為設計師專注於構思和創意，而創業家卻有大半精神必須放在實作；創業家不是天才工程師，因為好的創業家寫程式的時間一定沒比同樣年資的工程師多；創業家不是天才主管，因為創業家的價值在創造，而非既有價值的守成與最佳化。但創業家卻需要設計師的思維、工程師的幹勁和管理的智慧，才能成事。創業家卻也不可能樣樣都專精，因為專精了，就沒有學習的動力、沒了接納的度量，更沒有創造的靈感了。
正所謂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提這個，是因為討論創業時，大家常講創業家要如何思考、如何做事，卻鮮少有人討論創業家的動機、心境、哲學。
事實可證，創業家與專業人士最大的不同，不在於能力，在於心境、在於哲學。
而人的態度與心境，恐怕是三成自主，七成環境。而人與人之環環相扣，心境與環境，決定良性或惡性循環。一個地方創業風氣旺不旺，最終在於人。
我12歲時寫了我第一個個人首頁（當時俗稱烘培雞），當年Google剛成立、微軟把網景殺得血流成河、亞馬遜還在燒錢，而全世界沒料到兩年後美國科技股之五兆美元市值會瞬間蒸發。國高中不愛念書的我常常泡在電腦前學程式、寫寫文章。自己的工作室當時接案賺了點錢，買了更多書來讀，國高中歲月就在現學現賣的荒腔走板下結束了。成績不怎理想的我，意外地擠上了大學。在卡內基，在高中屬異類科技阿宅（techie）的我，忽然間從少數成了絕對多數，自己終於有了機會能掌握自己的方向追求挑戰，人生視野瞬間拓寬了許多。這期間，什麼都碰了點，最後走入了人工智慧與教育科技。23歲那年我離開了在學校教育科技研究中心的工作，與夥伴第一次創業，成立了一家互動式教學平台公司。28歲那年，公司被美國上市教育公司併購。同年，我創辦了第二家公司，與藍色巨人結盟研發智慧型對話玩具。
受邀演講時，我被介紹為青年連續創業家。但轉眼自己將近而立之年，自己更明白，我仍做得不夠多、思考得仍不夠周全、動作得不夠俐落，而身心卻是老得太快。
演講時被人問我為什麼我選擇創業，看觀眾的口味，我每次答案都不一樣。
然而說句真心話，創業，是我小時候的夢想。我小時曾想當馬拉度納、我也曾夢想過要當總統，但我最憧憬的是愛迪生或特斯拉那樣的發明家。我一直想要為這個世界創造些什麼。
對我而言，成長中最困難的不是找到自己想幹什麼，而是要如何忍受周遭潑的冷水不讓自己的熱忱熄滅。或許我第一條路沒走完摔了個狗吃屎，第二條路我也是要自己整裝後再出發。
堅持拒絕讓別人幫我選擇出路，才是走上創業之路最困難的地方。
這是為什麼？
因為這是我的人生、我的生活、我的體驗，只有我能悟道我人生的意義與價值。若我自己的生活自己都無法領悟意義，我憑什麼信口開河說要為別人的生活創造價值？我能創什麼業呢？
我一直很少提及這領悟，因為真正讓我創業的因素，是因為我離開了台灣。
12年國教，我在國民學校受了6年，在外語學校受了6年。然而換皮不換骨，制度上學了美國人一套，氛圍卻是台灣家長說了算。在這環境中，我不能問為什麼、我不能選擇，我更不能告訴大家「我不要」。
簡單而言，大家要我好好讀書、好好升學、好好工作，卻不容許我思考我為什麼讀書、為什麼要工作，更不讓我去尋找意義。大家要我相信安全的路可走、長輩過來人的話不能不聽，讓我發現我和其他學生的差別，就是國三之後我發現：我這輩子的身高不可能灌籃。
我不會忘記我在卡內基的第一個禮拜，我來自資訊系，而我室友傑森卻是創作文學系。當時的我相信世間一切結論可由邏輯推導，而傑森卻是浪漫許多，堅持靈感與創造是無法被理性化的人生價值。兩人房門未掩，辯論了起來。幾位路過的同學停在門口聽，後來也加入了辯局。未幾，小小的宿舍房間擠了十個人激烈爭論。我們幾位18、19歲的青年雖沒有辯出個結論，但對我而言這已是人生的一個轉捩點。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跟人討論我們學習以至人生的目的，而沒有被人噓我說在浪費時間，要我閉嘴好好讀書。
同年，和我同屆的同學自己設計了自己的顯示卡，並用lab剩餘時間測試。隔年，在學校的展覽我看到比我小一屆的學弟妹設計了一台會即興創作音樂的機器人，可同時打鼓、彈鋼琴和吹喇叭。
在這邊，我看到的是過去自己已經被灌輸成對於追求「無償」的生活意義有多麼恐懼、多麼怕「浪費時間」去做「沒意義的事」。結果發現對自己有意義的夢想，自己比人家晚起步。
許多人說大學「學不致用」，我個人不那麼認為。所有學問都有存在的原因和價值，有沒有用是在於個人際遇，若覺得沒用，代表一個人沒見識過，僅此而已。若自己有個夢想，自己選路走，學問與見識該有自己去契合，而不是被動地埋怨大環境沒有為你做安排。
我記得自己求學時有個很有趣的經驗：一天我上了堂哲學課後發現原來我過去思考很多關於人生的五四三問題，原來就叫哲學。當我決定雙修哲學時，我被一些台灣同學噓了。其中一位跟我說：「這不太好吧，這種東西對未來工作有意義嗎？」
試想，到底有什麼比探討自己的人生意義還要更有意義的呢？
同年，我開始做了更多「沒意義」的事情，我參加了熱舞社。小時我曾經嚮往街舞，在大學我終於踏出舒適圈去學跳舞。
事實證明，我學的一切都有用處。日後，在設計學習個人化系統時是統計學與人工智慧的應用；後來在幫公司的平台做系統調效與最佳化時，過去學的計算機概論就派上了用場；哲學中討論的因果邏輯被應用在測試使用者經驗；我在設計智慧型玩具的對話模型時，應用的是以前自修課學的語義學。就連跟科技創業毫無關係的街舞，因為在培育中心Demo Day我與另一新創公司CEO的饒舌秀配合了一段街舞，使得投資人特別記得我。
之間，因為和印度裔同仁共事，我了解印度一些省分的種族、語言以及文化分布；因為聽佛朗明哥認識了些朋友，我學到了西班牙各州之間的對立以及文化歧異性；因為跳舞，我學到了一些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情差異以及天主教、新教國家的法治思維差異。因為各種稀奇古怪的際遇，自己才能跟各種人溝通、與各種人學習。
所以說學什麼才有用，我覺得這問題問錯了。
我們該問的是，你有沒有找到自己生活的意義，而你又怎麼用自己的技能和知識去成全你對人生的期許。
在外求學與工作時，我每年固定會回台北與家人團聚。十年過去了，我發現台北對我來說越來越陌生。我首先憶起求學時兩次在台灣實習，一次在台大、一次在交大。兩次給我的經驗都是台灣名校學生能力很強，跟美國理工名校學生相比不惶多讓。但是我不了解的是為什麼我問很多台灣理工科學生說自己為什麼選這科系，他們會回答說：「啊，就不排斥，所以就唸啊。」
而這樣不冷不熱的態度，有些人說不知道畢業後要幹什麼，就一路唸上博士去了。
在紐約，有台灣人跟我說紐約和台北很像，我聽到的時候我以為是有人眼睛給蛤仔肉糊到了。
紐約和台北都是人口密度很高的城市，從這點看來，對，他們很像。除此之外，兩個城市幾乎沒有交集。兩城市的人文風情完全不同調調，而雖然都是已開發城市，現在的台北還不適合創業家發展。
怎麼說呢？
紐約是個文化發展蓬勃的城市，台北卻是一個文化迅速滅絕的城市。紐約的文化傳承講究新舊融合。在紐約風行數十年的文化靈魂不滅，只會不斷地被翻新重現。在紐約走走，音樂、舞蹈、家具、建築都保有復古的性靈，文化的演進求的是重思，而不是汰舊。台北的文化傳承，卻是一個「拆」字、和一個「買」字。老的舊的，先拆了再說；新鮮的酷炫的，用買的也無妨。對於文化斷層，台北人習慣用國外引進的文化水貨來補。一塊一塊遞補久了，城市靈魂也一點一滴地被抽乾了。在台北走走，你會感到納悶，曾經是一個多元文化交流之處，怎麼轉眼間，連上一輩熟悉的戲曲、習俗、技藝全部都在不到三十年間蒸發了。原住民、日本人、華人、歐美人長久以來為台灣累積的文化，全被我們拆光了，我們卻整天喊著要去追國外的潮流，很可惜。
結果，紐約的創業文化講究新舊交融、去蕪存菁；台北的創業文化，卻是講究推翻傳承、汰舊換新。久而久之，這一切我個人認為我們的社會環境必須要負起最大的責任。我這麼說不是把責任推給政府或是老師，而是每個人都要負起製造並延續整個氛圍的責任。我們只要再一日告訴小孩好好念書其他什麼都不要想，我們就會再一次培養出更多對生活無感、對文化無感的下一代。
當年輕人走的不是自己的路時，你不管怎麼要他欣賞風景，他一定都是心不在焉。
當一個人不過自己想要的生活時，這個人不會有夢想，所有的慾望只剩下物慾。如此單調的生活，此人又要如何去為其他人創造別具新意的價值？
你也是人，對你有價值的東西，對很多人可能都有價值。只有豐富、充滿意義的生活才有許多價值可以探討。從自己的生活出發，你才有辦法去思考商機、找到利基。
回到台北，有人討論到為什麼台北不能成為下一個矽谷。
答案真的很簡單：因為台北有很多不是為自己生活的人。即使有熱忱，也會被澆熄。
改變這點，就是改變台北的創業環境。
（作者為現居紐約的連續創業家，第一間互動式教學平台公司去年被美國上市教育公司併購，第二間公司專注於研發使用人工智慧之對話型智慧玩具，費德智庫共同創辦人暨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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