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北大法律系弘毅的文章,是在太陽花學運之時,其時我也寫過一篇「憂國之心憂國之智」,以在台陸生的立場來表達自己的關心與憂心。再次看到弘毅的投書,是時隔八個月之後的這篇「台灣注定失去大陸的年輕一代?」。八個月前在寫「憂國」一文時,我就很想另撰一文來回應弘毅的投書,期待他對台灣的歷史與社會更多一些同情性的瞭解,會對今日的台灣不用太過求全責備。畢竟,我願意相信他的看法亦是一些台灣人的見解,只不過從一個尚未民主化國度的年輕知識人的口中講出,在很多台灣人聽來覺得刺耳,甚或諷刺。
上帝之眼可以休矣
在最近的投書中,弘毅試圖告訴台灣人,中國大陸的經濟與體制、年輕人的訓練與眼光,都與很多台灣人的想像已經相當不同。作者倒還沒有用「井底之蛙」「作繭自縛」這種激烈描述,但是整篇文章居高臨下俯瞰眾生的感覺,卻是能激起許多台灣讀者的反感,甚至讓我這個長期客居台灣的大陸人亦甚感不悅。
知識人以自己的主張來促成社會進行多元思考,這當然是一件好事。但弘毅更應該知道,走過一百二十年的國民黨從來都不乏有理想的知識人,如果有一雙縱觀家國大事的上帝眼,就能治國安民的話,國民黨就不會敗走台灣,更不會有九合一選舉的慘敗了。且不論弘毅的上帝眼究竟能夠看透多少世事,從文中一再出現的「(笑)」中折現出的知識的傲慢,就足以讓今日多數台灣人反感至極。
我在此並不是反對知識精英引導社會討論,如果我們將治理的形態分為精英之治、普羅之治與精英與普羅共治的話,那麼在共治的情形,精英與普羅需要相互說服,找到善治之道;普羅之治重在建立民間自我秩序;而精英之治雖然重在專業理性,卻仍需要取得普羅最基本的信任。否則,在今日眾人眾見的網路社會,國家就將限於「治理不能」的境地,而知識或專業的傲慢,無疑是現代國家治理的大忌之一。
建構論的民主想像
不過,我在此談知識的傲慢,並不是說弘毅的文章只是用錯了表達方式,我在此更希望大陸的知識人更尊重台灣民主的實踐,不要過於依賴建構論的民主想像來給台灣民主設定特定的理想模式。
大陸的知識人往往對台灣民主有很高的期待,也有很多「恨鐵不成鋼」的憂心。在面對台灣人「不知民主為何物」的質疑面前,像弘毅一樣憤然表現出「吾人熟諳民主」者亦不在少數,但事實上大陸的知識人又真的懂得多少民主?我也是個大陸人,我也見過西方國家的民主,書本上的、實踐中的,那又怎樣?每個國家都有不一樣的民主土壤與生發機制,美國的民主與德國的民主連理念都有大不同,更無論東亞的民主。日本經濟社會雖然較台灣更發達,但是其民主實踐遠不及台灣,台灣的某些民主爭議,甚至不見於美國、德國、法國等西方國家,台灣的一些民主實踐,甚至可以堪稱世界之先(如大法官499號解釋)。台灣民主雖然並不成熟,但他在不斷落地生根,在學習過許多書本上的民主之後,我在相當程度上仍然相信,未有民主的實踐,就不會深切感知民主的真諦。
當然,我並不覺得台灣人的民主虛榮感有多麼值得尊敬。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當我看到台灣人在鄙夷中國大陸的法治,嘲笑北韓的舉國體制之時,我只是為台灣民主的先行者、流血者們感到悲哀——一種為了每一個獨立個體的理想與制度,居然被引以為嘲笑其他個體悲苦境遇的資本。相以民主自矜,以法治而自持,更這無異於魯迅筆下的「人血饅頭」,善良的台灣人若冷血至此,也只有請求上帝的憐憫與寬恕。
我所想像的,就像弘毅想向台灣人介紹的一樣,大陸與台灣、甚至世界各國,各自都有不同的民主想像與實踐,任何一方,都請不要那麼看高自己,看低他人,在尊重人類共通價值的基礎上多一些同情的理解、尊重與寬容,更好的制度自然會從競爭中產出。
台灣將要失去什麼
在張裕斌回應弘毅的文章中,道出了幾個台灣人的疑問。而這些在弘毅等大陸年輕人的眼中,卻應該都不是疑問。在我看來,兩岸年輕人在這裡的認識落差,才是台灣要面對的真正問題。
無論台灣的年輕人願意怎樣定位中國大陸——敵國、友國還是憲法上的我國——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欲求,都很難因這些定位而改變。這種欲求不但在黨在國,更在歷史在人民,在成長起來的一代年輕人的心中。面對一個對台灣有各種欲求和巨大實際影響力的政治實體和經濟實體,瞭解他們的年輕人在想什麼,其必要性應該是不證自明的事情。
如果對比一下日本和台灣對中國大陸的瞭解形態,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就更加凸顯。日本一向視中國大陸為對手,但是其年輕人對中國大陸卻並無太多客觀性瞭解,然而日本是一個高度信任專業與精英的社會,無論是學界、政界、商界對中國大陸的瞭解,甚至超乎一般中國人的想像。因此,日本的年輕人如果倦怠於瞭解中國大陸,國家猶有可依。而與此相對,台灣今日雖然專家治國之風仍盛,但近年民眾對精英與專家的信任,已近跌至谷底。如果民間的瞭解不能補強專業性精英性的瞭解,在兩岸政經力量的角逐中,吃虧的到底還是台灣。
自轉和公轉要得兼
如果將戰後台灣的歷史粗淺分為三段的話,蔣中正在世之時,台灣可以算只有公轉沒有自轉的歷史——一切政治經濟目標,均志在「反共復國」;蔣公去世之後,台灣逐漸開始有了自轉的動力,並調整公轉的軌跡,迎來亞洲四小龍時代,成為當時世界經濟體系不可或缺的一環;李登輝時代後期開始,台灣與美國和中國大陸的關係漸趨惡化,陳水扁時代開始更加開始加速脫離世界經濟體系,台灣的自轉加速,公轉卻幾近停滯。
在馬英九上台之後,台灣的公轉重新啟動,不過此時已與四小龍時代完全不同,台灣與整個世界一樣,已經避免不了中國大陸的巨大磁吸力。
弘毅的投書主要從「公轉」的角度看台灣,張裕斌的回應則從「自轉」的角度看台灣,這似乎是外部人和內部人看台灣的必然不同取向,不同的觀察視點和立場也是讓兩者之間必然會有交鋒。然而,觀點可以有內外之別,台灣要內應民意外求發展,卻避不開自轉和公轉的任何一條軌跡。為彼此的思考打開一扇門一扇窗,我想這正是兩岸年輕人論爭的意義所在。
(作者為在台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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