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現在還有點驚驚！」
他的手有些顫抖，語氣聽得出來有些不安，得要壓著一口氣，才能接受訪問。高雄氣爆當天，任職於工務局的課長陳志銘就在現場。當晚，相關單位接獲民眾報案，疑似在凱旋路和二聖路的交叉路口傳出有異味。陳志銘立即與同仁趕到現場處理。
陳志銘依稀記得，大伙起初都以為是瓦斯外洩，但是找了半天都找不到氣體泄漏的地點。也許是機率，再迷信點就稱作是命運，陳志銘與消防局人員們選擇了相反的方向勘察。接著，「蹦」的一聲！火光四炸，柏油路面頓時斷裂成碎片，陷入凹層。
「怎麼也沒想到會變成這樣…要不是走了另外一邊，現在就沒有我了」陳志銘心有餘悸地說。而當時往另一頭作業的消防隊員，至今有兩名依然「失蹤」。
我左踏踏，右踩踩，在殘破不堪的凱旋路上，一廂情願的以為能尋得失蹤者的蹤跡，彷佛我再細心一點，就能與失蹤者不期而遇。真心想找著他們，否則一顆心猶如懸在空裡，難受的緊。他們就像落了隊的同伴，怎麼也捨不得瞧他們被孤伶伶地拋下。
「我就不信邪！大家不要放棄，繼續挖！」帶頭的隊長對著大家喊。
晚間，輪班的救難隊依舊不放棄，手拿鐵鏟，朝著土裡挖了又挖。明明聞得屍臭，可找不著人。隸屬39化兵群的官兵們，操作著生命探測器在不成路的坑窪裡，來來回回，盯著縫隙中黑漆的暗影，試圖拼湊人形，仍徒勞無功。一旁摒息以待的記者們探著頭，看來今晚，凱旋路依然迎不來凱旋。
忽然有絲不真實感，空氣裡的沙石流瀉捏造。我想起兩天前朦朦朧朧的從床上爬起，很自動地先瞄了一遍新聞標題，隨即打電話給長官，要求支援。早上七點左右，我進了公司，中午就抵達高雄，當時早已有不少同業漏夜趕達現場。我沒有被分配到災區，而是被指派到了醫院，又隨著家屬去了市立殯儀館。
才下車，只見殯儀館前兵荒馬亂，受難者家屬零零散散分坐在祭堂前，有的漠然，有的哭泣。我與同業對著死亡名單，確認有多少罹難者遺體已經送達。此時一陣騷動，攝影機好似池塘裡爭食的鯉魚，聚集到了門口，原來是王爸爸帶著親人的遺物走了出來。
「都走了，都走了。」王爸爸一臉哀戚，雖步著伐，但拖著魂。
找遍大小醫院，等了一夜，奇蹟終究沒發生，王爸爸被告知妻兒雙亡。沒了妻子，沒了么子，他泣不成聲。記者們圍了一圈，面面相覷，還是硬著頭皮發問。我臉皮薄，沒敢跟上去，心裡沒了分寸。要近，還是要遠？要進，還是要退？要如何拿捏才是尊重，又能盡到播報的責任，心揪成一團。
眼尖的同業看我沒跟上，好心替我將無線麥克風抽走，三步併作兩步的追上王爸爸，我頓時鬆了口氣，慶幸自己沒跨出那若有若無的線，守住了點記者的尊嚴，但轉念一想，那才不是良知，我只是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躲回了道德的制高點。當下，我是偽善。
我愣在一邊，不知所措。到底報導的尺度在哪裡？哪一條界線是專業，過了才成侵犯？這事沒有規則，只有良心的拉鋸。很多記者後來說實在很有罪惡感，又不得不做，但這份逼不得已當真是逼不得已嗎？在災變過後，觀眾是否真的需要見到受難者扭曲的臉、被挖掘的痛？我不得而知。
當記者們蜂擁而上，擠到下一位受難家屬前時，我垂下了麥克風。有時手上採訪的麥克風是正義的化身，此處只像尖銳的刃。望向別人紅了的眼，眼眶裡也有淚水打轉，不過那只是本能的同情，若非親身經歷沒人能真正理解生離死別的痛。
此刻，一條土黑狗晃進了人群，疑惑的張望。我順手撫摸牠，牠也愛撒嬌的緊，不停搖著尾巴、蹭起我的褲管。我一動牠就跟上來，一停就繞著我吐舌頭，像個不甘寂寞的孩子。我想牠八成是附近的寵兒，只不過今天沒人再有興致給牠摸摸背。
記得小時候見過一圖滑稽的塗鴉。上面漆了一形記者搜尋中的輪廓。他手裡緊抓著相機，四處張望；旁邊的注解寫著："where are the corpses? I want my Pulitzer Prize!" （屍體在哪裡？我要我的普利茲獎！）儘管生動，現在想來，那並不是記者的本分。
在災區裡狀況不明，我總會聽見有人聊到：「新聞說…新聞說」，彷彿掛上「新聞」兩字就是真實，但為何不能是如此？記者本就該是大眾資訊的水龍頭，在災難時更是如此，要時時確保水很乾淨但不用一直在意它好不好喝。這份工作是很不起眼，貌似廉價，卻很神聖。
週三的高鐵上冷冷清清。我們一行採訪隊終於結束六天的工作，在北上的高鐵上睡得東倒西歪。跑完大新聞，又是一次試煉，又一次見習。這一次學會要質疑權力、辨讀惡意；這一次學會不能再有婦人之仁；這一次學會在苦難來臨時，千萬要懂得溫柔。一時間，我宛若在迷濛中聽見蔡健雅的歌聲，那一首《達爾文》的歌詞含糊，只有一句聽得清，重複了一遍又一遍：
「進化作更好的人」。
（作者為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系＆經濟學系畢業，台大新聞所碩四學生，亦為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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