綁著馬尾和一頭斑白的髮絲，我們在戰祭的現場初次碰見杜銘哲。他寡言、看起來謹慎，微微駝背的身影在五顏六色的人群裡顯得好小隻。戰祭的歌聲迴盪在山林間，身著一身黑服的杜銘哲靜靜坐在遊客之中，好像怕被人發現似的，也不與旁人交談，就只是看著眼前的祭典。我身旁後來成為《voyu》共同製片的友人，在我耳邊小聲介紹杜家的際遇。
杜銘哲來自一個鄒族家庭，父親杜孝生在白色恐怖時期受到案件牽連，雖然最終保住了性命，卻終其一生沒能回到阿里山上。
「他想要把家族的故事寫成書，讓更多人知道杜家的遭遇，你們會有興趣用影像紀錄嗎？」共同製片悄悄問我，當下我沒能立即回答她。
父親的老家在哪裡，從來沒有人告訴我
那時的我們，對於拍攝杜大哥的故事其實有很多遲疑。
我和另一位導演黃聖鈞都來自漢人家庭，出生的時候台灣早已解嚴，即便我們關注、也曾參與人權辦桌等轉型正義相關活動，但是對於用影像處理杜家的故事，不免有些自我懷疑，我們的身份真的能夠處理這樣的故事嗎？杜家背後承受著如此巨大的傷痛，是否替杜大哥尋找來自原住民背景、或是同樣身處白恐受難家庭的導演來拍攝，都會比我們更加合適？
而後共同製片引薦我們與杜大哥碰了幾次面，大哥說話的聲音細如耳語，我們總得花上一點力氣才能聽清楚他的話，他輕輕說著60年來杜家漂泊的命運，以及自己從小到大對自身命運的懷疑，「所以父親的老家在哪裡，其實沒有人告訴過我。長大之後我就不停地想，那我的家在哪裡呢？」他微皺著眉，拋出了糾纏他60多年的提問。
杜銘哲一家就這麼失去了回家的方向，就像飛越重重山林的孤鳥，飛呀飛尋找下一個落腳處，直到再也無力振翅，隨意棲息的那棵樹就成了他們的家。
但是所謂的「家」真正存在嗎？說不清是被杜銘哲對家的渴望、或是他背後深無止盡的孤獨吸引，我們從2022年開始為期2年的紀錄。
在威權政府劃下的傷口中成長
這2年間，我們跟著杜銘哲回到父親生前落腳的每一個小鎮，驅車前往嘉義大埔、南投埔里、台東金崙甚至是阿里山，我們一再回訪，嘗試指認出杜銘哲記憶中「家」的模樣。到了每一處，我們都會習慣性問他：「你覺得這裡有家的感覺嗎？」
「我覺得沒有。」他想了許久後回應。
「那你覺得這裡對你來說是什麼？」
「就是爸爸住過、我也待過的地方。」他停頓了一陣，看起來有些失落。
這趟橫跨2年的旅程，始終圍繞著對於「家」的叩問，至今我仍然不知道，究竟杜銘哲心中的家在哪裡，很多時候我也懷疑，即便替父親的案件平反，帶著父親的姓名回到了阿里山，似乎也不能稍微填補杜銘哲心底對家的那片空白。
杜銘哲的父親花了50年四處流浪，努力為家人打造山下的家，更奮力在威權政府為這個家族劃下的傷口之中長出新肉、努力結痂，但直到他離世前，都沒能親口向孩子說出自己當年為什麼離開阿里山，他究竟忍耐著多大的痛苦和憤怒，而在孩子紛紛離家的歲月裡，父親又獨自承受了多少說不出口的傷痛呢？
每當想到這些，杜銘哲就覺得自己離父親更靠近了一點。大家都說他是所有孩子之中，性格與父親最相像的，同樣沈默寡言，也不擅說出自己的情感和故事。我們這樣拍著拍著，有時會在杜銘哲的身上看見父親的倒影。
當《voyu》的影片製作告一段落，反覆看著素材中的他，我忍不住想，所謂「家」應該要有的樣子，是不是隨著父母的離世、兄弟姐妹的四散而逐漸斑駁？
也許「家」只活在記憶裡，那時全家人還擠在一個屋簷下，正值壯年的父親決心藏起傷痛，努力為孩子找到在這社會上活下去的方法。
（黃聖鈞、薛若儀共同導演的《voyu》，記錄鄒族藝術家杜銘哲，回到故鄉阿里山，追溯父親杜孝生當年遭遇白色恐怖、繫獄噤聲、到恢復傳統姓名的心路。杜氏父子的族名都叫voyu toskʉ，巧合映疊了父子兩代「何處是我家?」的命運喟嘆與認同覺醒。兩位導演目前就讀於南藝大音像研究所，已有7、8年創作經驗，爬梳歷史、人權與族群議題，穩健細膩。「2024觀點短片展(上)」《voyu》將於5/23（四）晚間10點公視頻道首播、公視+同步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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