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在私人遊艇被捕的富豪，一份國家機密檔案，一群地鼠般的新聞記者。
11月20日，地中海島國馬爾他一處港口，警方攔下打算航海潛逃的富豪芬內克（Yorgen Fenech），原因是，他涉嫌教唆殺害新聞記者嘉麗齊亞（Daphne Caruana Galizia），遭秘密證人供出後，準備棄保逃亡義大利。
嘉麗齊亞是馬爾他的調查記者，獨力經營高人氣部落格，專門揭露政商勾結黑幕，被尊稱為「一人維基解密」。2年前，她駕車離家時，底盤下的汽車炸彈轟然爆開，她的兒子急忙奔出，只看到母親四散的遺體。
她遇害後，馬爾他群情激憤，千人上街抗議，要求追查元兇。嘉麗齊亞樹敵太多，一時難以縮小範圍，然而，她生前指控收受外國資金的總理慕斯凱特，只好解散國會，下台改選後連任。
嘉麗齊亞對政商勾結的聲討，關鍵線索來自《巴拿馬文件》。2016年，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發布重量級報導，巴拿馬一家律師事務所檔案外洩，曝光他們專為各國政要、富商設立離岸公司，超過21萬家空殼公司涉及避稅或洗錢，牽扯名單震驚世界。
由於檔案多達1,150萬份、2.6TB，格式紊亂，結構零散，ICIJ 邀請《天下》在內等78國、107家新聞機構、約400名新聞記者，歷經一年共同調查才發布報導。《巴拿馬文件》在眾多國家引發迴響，台灣立法院也通過「反避稅條款」；由於該事務所主要業務來源是歐洲及中港，因此，衝擊最大的是烏克蘭、冰島、英國、俄羅斯及中國。
回到馬爾他，這個人口45萬的小國，如同巴拿馬被視為避稅天堂。隻身參與ICIJ專案的嘉麗齊亞在新聞熱潮結束後，持續透過資料庫追查該國政商套利的蛛絲馬跡，加上消息來源爆料，她不斷指控總理的妻子與親信涉嫌接受亞賽拜然等國內外資金。被形容為「無所畏、無所忌、無法收買」的嘉麗齊亞，因此收到死亡威脅，最終不幸遭逢黑手黨式的報復攻擊。
最新消息是，芬內克向警方供稱，真正主謀是總理的幕僚長，馬爾他再度陷入政治風暴，多名閣員去職靜候調查，總理也宣布2020年初下台，交棒給繼任者。
動員14個國家的新疆內幕報導
芬內克在港口被捕4天後，ICIJ發布另一則掀動世界的新聞：新疆百萬人拘禁營運作內幕，包括監獄規格的流程細節、如何防逃、如何懲戒不服從的「學員」。這是繼《紐約時報》率先摘錄403頁中國政府文件後，第二批被公開的新疆內部機密。
ICIJ說明，洩密文件來自流亡海外的維吾爾社群，收到文件後，ICIJ動員14個國家、17家媒體、超過75名記者協力參與此次報導，分頭在10個國家訪談40幾名維吾爾人，另採訪多位專家，確認內容為真。
ICIJ將這6份中國官方文件放上網站，供公開下載檢視。連同《紐約時報》，這些報導推翻了北京方面「假日再教育職訓中心」的說詞；一名華盛頓智庫的中國議題研究員，根據這些資料，進而分析拘禁營對維吾爾社群造成種族、文化、經濟的毀滅性傷害。
現代記者報導的四個處境
對於有意理解新聞運作的現代公民，上述兩個案例極具代表性。
一、複雜性與跨地性：傳統新聞作業的日常，大多依賴機關採訪、政府或法院公開文書，或常見的攝影機前「堵麥」；但很多時候，新聞記者像一群地下工作的鼴鼠，躲在鎂光燈外研究議題、爬梳資料、秘密約訪，這些細瑣作業並不光鮮迷人，經常乏味，不時會撞上冰山，甚至走進死巷，只能退出重來。
另一方面，全球化加劇了當代議題複雜性，以離岸金融為例，對應的是租稅公平、貧富差距、政治貪腐、社會正義等重要議題；然而，層層包裝的人頭公司、跨國法規的千絲萬縷，掩護私密交易及地下金流。因此，唯有多國媒體協同合作，才有機會撬開偽裝外殼，從縫隙間窺見幽暗秘密。
二、科技的關鍵介入：首先，網路提供跨國協同作業的便利性，其次，數位科技扮演解讀資料的關鍵。以《巴拿馬文件》為例，由於資料龐大、不同檔案夾混雜各種文件格式，ICIJ一度進展遲滯，難以突破。
後來，他們將文件上傳到高速電腦，以圖像識別加上語意分析，將護照、合約等掃描圖片，自動轉換為可搜尋的文字檔案，同時建立一個雙重驗證保護的資料庫，密碼甚至30秒變換一次，再以加密電郵寄給合作媒體，讓新聞記者能各自挖掘資料。即使如此，仍是一個工序繁瑣、挫折感大於成就感的過程，若無科技輔助，資料爬梳將更加緩慢而不可能。
三、組織互補及生存危機：轉型中的傳統媒體、新興的數位媒體或ICIJ等非營利媒體，都在數位科技的嶄新宇宙裡，重新尋找自身的功能定位，彼此既互補，又競爭，合力摸索還不存在的資訊星圖。
以《巴拿馬文件》為例，除了已改編為電影《洗鈔事務所》，去年出版中譯本的《金錢密界》，記錄了ICIJ離岸金融專案的精彩細節，自身的組織衝突、募款艱辛、各國媒體的磨合算計、消息來源的焦慮懼怕，幾度讓這些重大新聞胎死腹中，必須倚賴多方合作的無私與勇氣，才讓這些黑暗角落得以曝光。
四、政治揭弊的危險關係：負責任的新聞報導，很難不與政治機構的利益相衝突，有些媒體投靠特定政治組織，宣傳極端立場，成為社會問題的一部分；另一些媒體選擇捍衛抽象的價值理念，例如「民主」、「人權」或「公眾利益」，即使如此，可能遭受政治力量的猛烈攻擊，加上社群媒體的民意操縱，嚴重削弱媒體揭弊的力道。
《紐約時報》揭露新疆機密文件後，中國政府的聲明並未否認文件真實性，而是直接攻擊媒體可信度，宣稱「捏造假新聞以吸引眼球，是美國《紐約時報》的慣用伎倆，該報也一度因造假陷入信任危機……」。諷刺的是，這也是川普面對媒體批評的一貫態度。
《紐約時報》因而發表社論，指出最早以「假新聞」指控媒體，藉此杜絕輿論批評、操作民粹情緒的政治人物，恰是整整100年前的希特勒；《紐時》社論同時指出，攻擊新聞媒體，近年成為各國民粹政客的共同武器，當恐嚇與羞辱取代辯論與問責，掌握權力的政治人物得以狡猾脫身，進一步封殺報導自由，阻絕政治透明化。
在這股大趨勢下，最危險的小趨勢莫過於直接威脅記者人身，就像嘉麗齊亞之於馬爾他、哈紹吉（Jamal Khashoggi）之於沙烏地阿拉伯、庫奇亞克（Ján Kuciak）之於斯洛伐克，當新聞記者的血液淌流，才燃爆社會怒火，釀成無可平息的政治風暴。
香港歌手何韻詩在〈艷光四射〉曲中，唱著「生於亂世，有種責任」，對於這時代的新聞媒體，「亂世」意味著收支平衡、變態競爭、政治仇恨、科技障礙的多重困局，意味著記者必須在專業責任、價值信念、家庭生活與個人利益之間判斷取捨。
無論嘉麗齊亞、《紐約時報》或ICIJ地鼠般的勤奮挖掘者，身於亂世，有種記者，還在那條無畏無忌的採訪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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