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母親總愛覆述土地婆的故事。話說某日玉皇大帝詢問土地公最大的希望是什麼？土地公回答，「長年蹲踞在鄉鎮的各個角落，沒人比我更能看清底層平民的痛苦了，他們只為飽餐一頓，卻得拚死拚活地苦力奔波。所以，我發願希望世間平等、人人富裕。」但一旁的土地婆聽了，急得擰一下土地公的大腿，破口大罵：「窮人都同樣有錢了，那誰還來幫你女兒扛轎？」
母親用台語說出「扛轎」（kng-kiō）這兩個字時，目光有些失神，我卻不解其意，還沉浸在將神像「人格化」的趣味。但隨著年齡增長，我才體會只有國小教育程度、兼做裁縫貼補家用的母親，她日常背負的不僅是生存的重擔，更是無所不在的歧視，彷彿沒有名字般被顧客隨口喚作「做衫--ê」、「改衫--ê」，就連我小學六年級拿了獎狀回家，碰巧被熟客看見，對方還不忘嘲笑母親一番：「我家孩子念的是永福國小，課本跟你們公園國小是不一樣的，你們拿獎狀太容易了！」只見母親羞恥地脹紅了臉，將我的獎狀丟向一旁。
等客人離去，母親方才悠悠再次講了土地婆的故事，並無奈地訓誡我：「就算是神明也有私心，即使虔誠拜了神明一世，像我們這種沒受教育的也只能做苦工，註定幫人扛轎！」
波波醫生事件：民意代表如何成為權力結構幫兇？
母親故事中的土地婆因為擔憂失去女兒享有的特權地位，於是喝止土地公眾生平等的願望，這反映了既得利益者的貪婪、自私，因為害怕失去資源地位，於是透過各式手段奴役他人，更把自己的恐懼投射到底層平民身上，把他們的貧窮與失敗汙名化為懶惰、愚笨。
土地公與土地婆的原型，若以正向呈現，應該是現代民主社會中的里長、議員、立委等民意代表，因為他們來自鄉里，理應更能「苦民所苦」，透過修法的民主程序為百姓謀福利。然而從深度心理學來分析，若是民意代表不去面對自身渴望錢財權勢的內在陰影，便很可能形成「官權交相賊」，表面上宣稱為大眾服務，實際上不但不做利益迴避，還公然腐敗、操弄修法，並破壞社會公義與法律精神，以鞏固自己的階級、獨佔社會資源。
正如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權力理論所強調，權力運作經常隱蔽於民主制度背後，並以合法形式呈現。換言之，即使台灣貌似民主的立法程序，仍可能淪為上層與統治階級的工具。如同「波波醫生」事件中，自己女兒就是波波醫生的立委賴惠員，聯合衛福部部長邱泰源提出修法，對外宣稱出於公共利益考量，實際上卻是政治與社會權力結構之間的緊密聯繫，濫用立法權，形成資本主義社會中權力結構的惡性循環，導致結構性、系統性的階級壓迫。
反諷的是，「波波醫生」事件至今仍由衛福部部長邱泰源主導發言權（賴惠員被媒體追問皆笑而不答），除了聲稱「我沒有提過任何一個案，我不是提案人」，而且還承諾會「嚴格監督」波波醫生。更諷刺的是，這種話術其實即是權力結構的虛偽，因為當應該監督並應防止利益輸送的邱泰源，卻正是大開後門者，「監督」根本是虛設，甚至成為掩蓋、合理化自身行為的策略，讓底層民眾看不見自己被剝削和操控的事實，繼續接受現狀，並僵化社會階級的不平等。
波波醫生背後的系統性問題
的確，大多數民眾對此事件的恐慌，僅止於互相傳閱「波波醫生通報系統」，只求自己就醫時千萬別踩雷。這雖然是自然的自我保護反應，但是過於強調個體防禦，卻忽略了更深層的社會結構與系統問題。再加上公民參與不足，等同於讓民主核心被繳械，自動放棄透過各種方式與管道監督政府，也助長了官權共謀的氣焰。
在「波波醫生」備受討論之餘，一位網紅醫師發文提出不同意見，表示家人開刀就是指定給一位「波波醫生」執行，認為學歷並不能代表醫師的能力，去波蘭念醫學系也不表示醫術不好，並分享自己身邊認識的人去波蘭學醫的經歷，認為現在的輿論是在獵巫。
根據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權理論」，上層與統治階級透過控制文化機構（如教育與媒體，於今也可以是具有上層專業職的網紅），塑造社會價值觀，將不公平的社會結構合理化，使其內化到大眾心中。而傅柯更強調社會不只是用法律與制度壓迫底層，最關鍵的是透過制定社會規範，讓底層民眾學會自我監控，如同活在無形的牢籠中，在內心中把自己的低階地位合理化，並感到羞恥。如此一來，上層的權力即能滲透到社會每個角落，並馴化個體。
這位網紅醫師透過自己的醫生光環分享個人經驗，試圖將「波波醫生」的問題個人化，模糊了修法提案的本質正是一種制度性的犯罪──通過掌控立法程序來確保上層再生產持續進行。她強調自己與家人的經驗，指出波波醫生並非一無是處，以此來淡化大家擔憂的醫療品質，並將問題歸因於社會對醫生的過度期待以及家長希望子女從醫的傳統觀念，除了試圖將焦點從醫療體系的結構性問題轉移到大眾文化上，更是隱微批判普羅民眾想藉從醫翻身的行為。
無獨有偶的是，即將於11月24日下午舉行「反密醫、反特權、反對24億假偏鄉計畫」集會的「小牙醫聯盟」上週與邱泰源會面，邱泰源竟表明「國際牙醫校友會」（波波校友會）很支持被質疑是讓波波醫生插隊洗實習經歷的「24億偏鄉計畫」，甚至表示「讓波波實習要等十幾年會得憂鬱症」，無異強迫本土醫生承擔維護波波醫生們精神健康的責任，更將其推入加害者的道德困境。
從礦工子弟到總統：賴清德是否能成為台灣的正義土地公？
「波波醫生」暴露的，正是標榜民主與機會平等的台灣，實際上卻透過立法程序偏袒權勢者，進一步強化財富不平等。人民需要有更高的警惕與更批判性的意識來面對權勢階層的陰暗操作，並發揮公民參與，呼籲一個更透明公平的制度。
遺憾的是，就連礦工貧戶出身，長時間在醫療體系的賴總統，也糾結在「每年國外回台實習名額就是50名，政府承諾不會提高名額」，卻忽視衛福部行政系統與立法系統已被利益團體與特權階級把持，以「排他性機制」鞏固自身的優勢，並淪為階級再製的工具。只能期待，從民間出身的賴總統能發揮台灣土地公的正向原型能量，面對政治綁樁、權貴威嚇與官員逞文化霸權，該把關的不僅是人民的健康福祉，更是護持中、下層人民免於成為結構性不公平下犧牲品的恐懼，以及追求醫療教育資源分配、就業機會平等的夢想。
真正的台灣價值，並非僅在意識形態上與中國對立，卻是徹底檢視並改革滋生階級不平等的結構，打擊階級固化的系統性犯罪。「波波醫生」事件只是開頭。台灣唯有解決結構性不公平的問題，方能讓台灣人切身感受到自由平等，更能實踐台灣價值的正義與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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