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中文網去年12月報導，一名印尼三寶壟（Semarang）的幼稚園老師皮波（Pippo Agosto），即使不識漢字，卻於3年前與朋友盧斯卡等人自發探尋、維護16～19世紀大約100多座華人墳墓，期間除了獲得華人家族研究者伊拉望先生的指導之外，他們還借助荷蘭殖民時期遺留的諸多地圖，在各處熱帶森林的荒煙蔓草中找尋更多華人古墓，甚至鑽行巷弄，深入民宅，踏查出許多孤墳。而目前尚待調查與研究的廢棄墓碑，尚有數十座。
皮波等人除了用毛刷等工具清洗墓碑、雕像、神龕並拍照，也對碑文進行翻譯建檔，之後再根據墓碑上的墓主姓氏、地名與子孫名，於鄰近華人社群探訪，在臉書與Youtube上持續分享墓碑背後的諸多發現，更舉辦線上研討會。期間還幫助一位墓主魏本光找到後代，從而促成早已移居丹麥的子孫展開家族史探索。
落葉歸根的需求
墳墓既是亡者最後的歸依之所，更是子孫得以慎終追遠、了解家族開枝散葉的遷移軌跡，以及族群傳續在地生命故事的根據。對於重視落葉歸根的華人而言，那些在大航海時代離鄉背井到東南亞各地經商的人，以及後來渡海來台的謀生者，不僅保留原鄉的喪葬習俗，更特別將所來之處的地名標示於墓碑上。台灣漢人先民還發展出撿骨習俗，讓骨灰未來有天得以重返故土祖塋安放。就像台南南山公墓因為緊鄰荷據時期的原始森林，並擁有豐沛、蜿蜒的溪流，不僅能自城郊接引屍體、棺材埋葬，清領時期更將客死異鄉的暫置棺木在日後沿溪運送回廈門、發還各地。
無獨有偶的是，距今恰好100年前，也有位台灣人千里迢迢跨海來到三寶壟華人墓區尋墳，他就是日治時代曾任台人最高職等──總督府評議員的台南仕紳黃欣（1885～1947）。他於1924年1月5日這一天，特地從新加坡跨越赤道，來到印尼爪哇島的三寶壟，為的是將一位曾是大稻埕藝旦的骨灰帶回台灣，落葉歸根。
我們不禁要問：三寶壟這座位於中爪哇的港口城市，為何埋葬如此多異鄉人，甚至還有台灣人？
三寶壟的台灣人
原來，早於明代鄭和下南洋時，即有一支分隊登陸於此。荷屬東印度公司時期興建了鐵路與公路，將爪哇內陸的農產品直接運輸到三寶壟港，因而成為重要的殖民貿易中心，並以大量的華人人口而聞名。日治時期台灣與荷屬東印度公司貿易頻繁，也吸引無數台商進駐。當時由台灣總督府與日台民間共同出資設立的「台灣拓殖株式會社」於爪哇設立據點，而板橋林本源家族與印尼爪哇的台僑郭春秧等人則是於1919年合資成立台灣第一家民營銀行「株式會社華南銀行」，並於東南亞各主要城市廣設分行。根據1935年台灣總督府的資料顯示，在南洋的台灣籍民於該地最多，共約628人。
1923年4月20日中午，東宮皇太子裕仁（後為昭和天皇）抵達台南，進行24小時「快閃」訪問，其間與黃欣單獨用餐、喝茶，並囑託黃欣至香港、雲南、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泰國、緬甸與印度等地進行經濟考察。黃欣在緊湊的公務行程翁，特別挪出時間去南半球酷熱的爪哇島上，四處詢問藝旦孤李的墳墓所在。
黃欣多年前在大稻埕酒樓結識藝旦孤李，後來從良嫁作商人婦，隨夫婿到三寶壟做生意。黃欣聽聞孤李罹病時，也曾多次託人親送昂貴中藥材給她，但她仍藥石俱罔，因而客死異鄉。黃欣於華人墓區苦尋卻一無所獲，除了語言障礙之外，人際網絡斷裂的異鄉孤魂，正是最快被遺忘的一群。即使黃欣徒步踏遍一落落華人墓葬區，最終只能寫下〈薄命花〉以為悼念：
稻江歌妓名孤李，善談笑，與予為風雅之交。後適某賈，從賈販於三寶壟，竟客死。余抵爪哇，欲詢墓所，而杳無知者，作歌悼之。
薄命花，稻江李，脈脈芳姿淡如水。
玉為精神雪作肌，胡為飄泊到天涯。
到天涯，苦別離。
一朝風起白雲飛，薄命之花去不歸。
多情日月無情雨，來弔落花問花圃。
花圃無人我獨悲，薄命花，知未知。──《臺南新報》，「詩壇」欄，1924年2月8日，第五版，又載《臺灣日日新報》，「南瀛詩壇」欄，1924年5月5日，第三版。
彼岸與仙境架構出的化外空間
日治文人在被迫從漢語跨越到日語的殖民處境下，藝旦們作為解語花，提供了「重要他者」（Other）的撫慰功能，而藝旦間更是一種「他界」（Beyond）。英文Beyond諧音「彼岸」，相對於逼仄的被殖民現況，投向另一方命運自決的嚮往，這不僅提供失意文人一方逃避的洞穴，更是雅士們的桃花源。文人們在風月場，不僅聽藝旦唱南管、北管，也與她們吟詩酬酢，就連「台灣文化協會」的例行會議或一些台灣民主倡議活動，也由風月場所與笙歌達旦掩護，規避軍警系統監視，暗中商討對策，儼然成為「地下總督府」。
例如1923年台灣文化協會決議將總部移到台南的第3屆大會，正是於醉仙閣召開。黃欣自該會於1921年成立以來，即擔任台南州評議員的職務，並且捐輸文具、器材與資金給各地的「讀報社」。暫且不論異國統治下的文人雅士與仕紳，是如何將自身被殖民次等化的命運，以及生存處遇的種種不自由，投射到風月間的藝旦身上，而有了同理共情的相伴關係。就一方特殊的場域而言，藝旦間裡充滿了豐富的象徵，更有富含「場所精神」的能量共振。
台南的醉仙閣與招仙樓，是當時最有名的兩家旗亭，以「仙」為名，鮮明地標舉了「化外」之境，就是一種超越侷促現實的「他界」，象徵與現世困頓不同的美好境地。這一獨異空間感，讓人有了忘卻煩憂、精神寄託與回歸的渴望，於是觸發抽離現狀與激昂跋涉前往的動力，甚而在拉開了一方遙遠距離之下，有了更清楚與全景的視見，在回望現實中的自我處境時，看見另一種可為與可行。
同樣的，墓園既是彼岸的具體顯像，亦是另一種化外他界，作為生命的終極思考，並透過生命故事的聽與說，將人類的存在意義投入「生而死而生」的迴圈能量場。相隔百年的黃欣與皮波皆在三寶壟華人墓園探尋，只是現代的印尼人皮波運用現代科技、學術研究資料與社交媒體，快速且全面地讓移民華人斷裂的故事得以傳續，而100年前的黃欣則是寫下古典詩文，刊載於報紙上，銘記藝旦與仕紳在思想箝制的殖民時代，相互生命投射，以及一起尋找人生出路的歷程，更是台灣人找尋認同的故事。
黃欣與皮波皆是說故事的人，即使亡者不說話，在世的人卻能以探向墓地這方「他界」，替代永遠沉默的他者說出最想被聽見的聲音，以及讓後世藉由故事繼續與土地連結，下探集體潛意識的能量。
在地故事的活歷史
其實，黃欣不僅是擅長說故事的人，自身更是承載豐厚台灣在地故事的原型人物（archetype）。他身為文化仕紳與「南社」詩人、社長，一生橫跨政商文教藝術各界，擁有50多項重要職銜，也經營大舞台劇場，以及於海外各處貿易公司，可謂日治時期的「斜槓人」。他留下的創作，至今可考的有653首古典詩作與文士劇《破滅的危機》，猶如現代寫實紀錄片般，生動、鮮活地銘刻了當時人事物的發生，包括騎馬、飛機、魔術、油畫的時代摩登玩意兒，也有出國經濟考察、文化踏查與人類學觀察。至於諸多書信，除了詳載親子相處的點滴，更標誌日治文人的往來脈絡，甚至還與滿清皇族溥傑相識於前往滿州的渡船上，並題詩於扇相贈……。
黃欣的確堪稱台灣的「詩史」，再加上詩作多刊登在《臺灣日日新報》等媒體，載有明確的時間，更能讓後人一窺日治時期的庶民生活，以及他在社會變革與政治事件中的掙扎與心路歷程。
而最特別的是，黃欣的詩並非僅記錄現實，更重要的是在諸如語言、政治立場、文化、性別、女權、族群認同等議題上多所周折、迴繞甚至跨越，也因而更能超脫人設、黨派、父權、世代與專業閾限的框架，異中求同地追求最大公約數。
1921年，黃欣顧念百座墳墓的白骨無人照管，便將之葬於南山公墓，並立碑「百人墓」。他自身也於1928年台南「大南門廢墓事件」中，深陷被生命威脅與人格汙衊的風波，而其集資成立的「台南集義公司」，更在事件後免費義助貧苦人家進行遷葬事宜。遺憾的是，黃欣與其家族長眠於南山公墓，但是明年將迎來建城400年的台南，卻以都更、土地開發為由，刨毀富含荷治、明、清與日治時期墓園的「國家級複合性多重文化資產」，這無異是古都的文化浩劫，讓現世與後來的台南人淪入不知所來之處的尷尬。
活人驅趕、剷除祖墳，消亡的不僅只是得以按圖索驥的家族、台灣族群發展脈絡，更是與這片土地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失去連結，以及被剝奪重述生命故事的機會，而這偏偏正是台灣主體認同形塑的關鍵過程。
百年前台南人在印尼三寶壟尋墳，而百年後的印尼人接續於華人墓園探勘、整理，傳續異鄉人的存在脈絡，更織錦這座城市的風華。相反的，台南人卻於文化古都再也無墓可尋，甚至將於無故事可說的空虛中，迎來毫無來歷的建城4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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