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導演傅榆在11月初出版新書《我的青春,在台灣》,娓娓道出她成長過程中,個人和他人國族意識形態交會時所招致的種種衝擊和不安。這些感受使傅榆開始嘗試透過紀錄片,讓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們溝通對話。後來她更受到中研院學者吳介民著作《第三種中國想像》的影響,將眼光放寬到兩岸三地的公民運動,同時藉著影展和紀錄片與中國、香港的改革人士接觸,期望開啟更宏觀的跨海峽公民對話。
為此衛城出版社舉辦了新書系列講座「我的青春,在台灣:跨海峽公民運動篇」,並邀請了4位經常穿梭、關照中國、香港與台灣的重要學者與知名媒體人──吳介民(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李志德(《端傳媒》總編輯)、李雪莉(《報導者》總編輯)、張潔平(公共討論平台Matters創辦人),分別從個人的生命經驗,道出各自曾經歷過的中國、香港,及其不同階段的劇烈變化,同時台灣(或香港)與中國的關係又怎麼變動?最後,外在大環境、政治的變化又如何影響了他們?

機會與威脅之外,面對中國,我們如何拓展思考的維度?
中研院學者吳介民多年來持續關心台灣、中國、香港議題,年輕時還曾與當時老師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一同遊歷中國,他自認為對中國的情感是基於好奇與同理心。他把中國視為田野,在其中穿梭,留下許多珍貴的回憶,並於學術研究中提出「中國因素」、「第三種中國想像」等啓發性的分析概念。
講座中他也提到,在提出「中國因素」與全球化、跨國市場等分析時,看的不只是中國潛在的商業利益,更試著架構出中國政治制度的可能隱憂。他繼續談,「中國崛起,本身會帶來許多商業機會,但其中充滿風險。而在機會和威脅之外,我們有沒有多一些思考的維度,去參與體驗其中,思考中國究竟是如何真實存在?」此外,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和散落在各地、差異性極大的風土民情,這當中的異質性更是吳介民的研究核心。
「然而30年能帶來相當大的變化,當時我絕對不會想到今日世界的局勢如此。中國有太多系統不透明,沒人知道(中國)什麼時候會垮掉。」在分析當今局勢時,他說我們不能只看中國的機會,也要重視風險與威脅。「威脅不只是在於國家和國家安全的層級,還包括它如何威脅到一個社會原有的社會生態系統與生存方式。」現在不只是台灣,香港,中國少數民族都受到中國擴張的力量威脅影響,過去他所親身經歷的中國,已經一去不復返。
從新聞工作者的視角轉變,理解劇烈變動的中國與兩岸關係
《報導者》總編輯李雪莉,是「曾經在中國生活的台灣人」。2009年時她在天下雜誌任職,曾製作「18歲的新選擇 教育大三通」的封面專題報導,她回想當時台灣非常期待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那幾年很多學生名校畢業,就直接去中國唸書。」而教育只是其中一環,兩岸政經互動也非常密切。
在台灣要如何想像中國?她為此前往中國做深入報導。「去中國之前,我用延遲的相似性(similarity lag)這一概念來想像中國。」比如現在的中國是30年前的台灣,按照台灣的發展軌跡,台灣人往往會得出一個推論:台灣經驗是中國所借重的。「我就曾經有過這樣的想像和經驗,去思考台灣經驗有可能幫助中國崛起。」而然許多親身經歷都在告訴她,台灣跟中國是非常不一樣的社會族群,「我才知道我對中國想像有點片面非常錯誤」。
記者的敘事是會隨政治動態變化的,她述說自己在這當中的體悟:「過去常用西方價值、台灣價值理解中國,相信它會被改變,但中國其實是一個太大的量體,你很難用單一面向去套中國,設想中國會怎麼改變。」她這些年來關注文化、宗教、高等教育到經濟等多層面的社會變化,製作了「中國學生為何信仰基督教」、「陸企狼來了!他們怎麼改變台灣的生態」、「西進中國的學術移工」、「產業的金主怎麼改變台灣」等報導,更感受到中國因素在當中的難辨真假。「各種經濟買辦文化買辦,要怎麼分辨背後的利益,我們怎麼在複雜的表相裡看見台灣所面對的各種價值和利益淘洗?」
「我想,延遲的相似性其實並不存在,兩邊不是時間差的問題,而是體制不同,當中存在巨大的鴻溝,中國的沿海和內地差異非常大,非常不均質;社會與執政者的體質也不同,一個是開放的體系,一個是威權獨裁的系統。」在習近平上台之後,在中國新聞工作者的處境更加嚴苛,但她思及今日人人惦記在心上的香港,「如今的香港,抗爭者在抵抗那非自由狀態的生存鏡像,對我們也是很重要的提醒。」
跨界的青春,跨界的知識交流,帶來新的刺激與想像
《端傳媒》總編輯李志德以今日香港對照他的青春台灣,他描述香港如今的街景:「過去幾個月當中,各種示威非常頻繁,警民對峙很長一段時間,整個場景變得非常殘破。」而類似場景,在他的印象中,台北也有過,台灣農民運動(解嚴後第一次發生警民劇烈衝突的社會運動)的殘跡彷彿歷歷在目。「有一兩秒鐘,我想起1988年5月20日的博愛路,那時我才高中。我從火車站下車,從博愛路穿越植物園,再走到底就會到學校(建中),那天晚上,公共電話亭被打爛,話筒被拖出來,打爛的垃圾桶,地面有被挖起來的石頭和柏油碎塊。」
「我為什麼會想到這件事?聽我口音就知道,我是眷村小孩,我父親是情治單位出身,我家就是在國民黨統治的核心。一直到國中,我房間床頭貼的是黃埔軍校校訓。年齡到的那一天,我就去入了黨。」那麼自己何時從眷村跨出去,接觸到跟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群?他自我剖析道:「在520發生時,我有一個朋友,會捐錢給黨外或民進黨、是我們後來稱作美國台獨那一系的人。我們下課就開始討論時政,一路吵到7點半再回家吃飯。我們年齡一樣,可是我們好像生活在不一樣的台灣。我念小學時沒有遇到太多不同的人,大家都來自眷村、都是外省人,國語講得好,到高中後,回到正常抽樣後,你才發現自己是很奇怪的。」現在回想起來,這是他有意為自己人生選擇的第一次「跨界」。
一旦跨出去了,視野就會有所不同。李志德將話題延伸到中國民間的政治沙龍。「『理想國』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旗下的單位,他們找來中國當時最有名的知識份子,像影展一樣在各種時段辦講座。」不只是知識的交流傳播踴躍,在批判時事之際,許多知識份子也提出了相當新穎且引人深省的政治修辭,「潛規則」一詞就是這樣來的,「2008到2010年我頻繁去中國,那個時代大概就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聲量能夠放到最大的時代,過了你今天再看,就沒有那樣的時候了。」他說道。這是他的第二次跨界。
他的第三次跨界,是他又一次來到自己不那麼全盤掌握的地方,而選擇在香港《端傳媒》工作。他坦承自己也有憂慮不安,來自不同地方、各自操著南腔北調的同事都有顯赫經歷與專業,讓他不斷得到正面的刺激。
回顧青春過往,李志德說至此他才明白:「你才會發現過去生命當中的跨界,就是要把你帶到這個地方來。今天我作為一個記者,被找來這裡,能說的就是跨界的經驗。」
在香港的人,有必要講出香港的樣子
Matters創辦人張潔平是少數從中國到香港念書、並在香港媒體耕耘多年的中國背景媒體人。大約到了2008年,「像我這樣為數不多的在港中國人,還認為公民社會要來了。自由派知識份子充滿希望。當時四處都是人文沙龍。四川大地震之後,北京奧運之後,人民代表大會公開說要政治改革,所有人都以為要走向開放的道路。」
對照今日中國言論自由的緊縮,很難想像當時自由派知識份子,如何從百花齊放走向萬籟俱寂。當時的媒體業也無法池暖鴨先知,事情發展竟是如此出乎意料。「在胡錦濤、溫家寶和習近平的政權交接期間,很多人都出來辦新媒體,因為當時我們相信政壇可能有很大的變化。2012年大家都以為習近平會作出政治改革,開始很多人用錢投資媒體,想要啟蒙民意。但事情發展證明我們都錯了。」
2013年香港大學法律系學者戴耀廷發布了〈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信念書。張潔平回憶這整件事,記者問戴說,你打算怎麼做,「他說要用一萬人佔領中環。然後他想要找陳健民來一起搞。」陳健民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學者,一生致力在中國培育公民社會,一旦宣佈要佔領中環,就必須切斷他跟中國其他團體的所有關係,以免殃及他人。所以這件事對陳健民的影響,比對其他任何人都更大,陳健民決心去做這件事等於是放棄了累積的一切。
與此同時,陳健民有個同事非常反對他佔領中環:「你不要為了赴湯蹈火而把湯燒開。你不要為了做英雄而把香港問題誇大。因為香港再壞,都比中國強。」這讓張了解到,對許多人而言,香港是個綠洲,香港不亂,才能承接其他地方的傾頹。但她意識到,這樣的批評是在「坐享其成」現在的香港,而不是在為香港的未來考慮。相對地,陳健民卻說:「為什麼佔領中環?我是香港人。這裡是我的家。」相比之下,張潔平決定,她不想做一個坐享其成的人。
她思考為何走到今天這一步。香港人努力想要守護香港的種種事件,改變了她過去身為記者、總是作旁觀者的心態。種種時事和情感的衝擊更讓她決定,要開拓自己的戰場,在這一年張潔平開始做自由撰稿,把觀察和寫作對象放在香港。她曾參與創辦《端傳媒》,出任總編輯3年,後來選擇成立Matters,想要打造一個去中心化的公共討論平台,以含納更多樣、更主動參與的民主聲音。一切都是為了承擔自己能夠承擔的,並為此果敢行動。她說,記錄者有記錄者的責任,「像我在端寫的,漩渦裡的人有責任說出漩渦的樣子。」往前一步,作為行動者,同樣有行動者的角色,「像甘地說,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在講座的尾聲,衛城出版總編輯張惠菁回顧舉辦這場《我的青春,在台灣》講座的初衷:「是因為我們知道『政治』不只是大寫的詞,落到個人的生命經驗裡,都是具體的故事。解嚴以來,個人如何在一個轉型中的社會裡『成為一個人』、並且是『成為這個正在改變的世界裡的人』,有過什麼新的認知、做過哪些選擇?這些構成了我們的『成年』故事。」
吳介民,李雪莉,李志德,張潔平4位講者的故事就是如此。他們的人生路徑與台灣、香港、中國這30年來的變化密切相關,而後者的變化又是如此之大。我們活在一個複雜的世界,台灣本身政治環境特殊,又捲入中國和香港的動態關係中,受到非常多力量的牽引。但我們沒有「坐享其成」的餘裕,如果現有的政治修辭正在落入陳舊、二分法的語言,「親中」或「反中」,「藍」或「綠」, 我們沒有棄守的權力。我們所繼承的是前一個時代的成果(無論好壞),我們也需要盡可能去創造新的語境、新的可能性、新的溝通和關係。
「台灣的民主化之路走的風起雲湧,但當國家的發展反映在個人的生命史上,我們的青春經歷是什麼模樣?」出版傅榆《我的青春,在台灣》,正是在向生活在台灣的人們拋出這個問題。青春不是架空的,而是構築在現實世界之上的。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與關心、思考與突破,就構成了青春的形狀。
(本文為衛城出版社舉辦《我的青春,在台灣》講座第一場「跨海峽公民運動」側記,於11月2日在左轉有書x慕哲咖啡舉行,講者為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吳介民、端傳媒總編輯李志德、報導者總編輯李雪莉、創作平台Matters創辦人張潔平,主持人為衛城出版社總編輯張惠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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