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內容是關於《犯罪是怎麼煉成的？》15場系列活動的記錄。第14場活動於2019年8月17日在南投的「籃城書房」舉辦，題目為「兒少安置之後？如何讓機構成為孩子真正的避風港？」，邀請陳綢兒少家園的徐瑜主任，以及臺中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法官兼庭長的施慶鴻，談論社會大眾對安置機構、安置兒少的期待，以及機構面臨的艱難挑戰。
媒體新聞，限縮了大眾對「安置機構」的想像
當你聽到「安置機構」時，你腦海裡浮現出的印象是什麼？
回顧2017年南投某安置機構爆出性侵新聞，一時引起軒然大波，社會輿論對安置機構產生許多負面看法，甚至認為安置機構是「把孩子從一個地獄推到另一個地獄」；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負面新聞，例如工作人員使用暴力的不當管教行為，讓社會大眾在擔憂機構內孩子的處境時，也對安置機構留下了一些刻板印象，認為機構內的照顧經常是不恰當、罔顧人權的。
而對於機構內的孩子，尤其是透過司法處遇被安置的兒少，也有不少認為孩子們「都很壞」、「血氣方剛」、像個「不定時炸彈」等等的說法，必須好好被管教改過。
面對這些輿論和社會觀感，陳綢兒少家園的徐瑜主任說：「每一個新聞，都會讓社會大眾對安置機構的想像更狹隘。」她為安置機構和兒少被貼上的標籤抱不平，認為安置機構的生活不全然是這樣，不該用解決社會問題、預防犯罪的角度去看待這些兒少；對安置機構發生的犯罪事件，也不該只用單一歸因去下定論，而忽略了背後的結構性問題。
徐瑜說，自己在進安置機構前也和許多人一樣，「看問題只看到表象」，但在安置機構服務的過程中，她每天都在練習「如何看到問題的根源」，不管是面對逃學的孩子、親職失能的家庭、不當管教的機構工作人員，都要學會找到問題背後的脈絡，看到他們為難與掙扎的處境。
孩子為何需要安置？機構如何對待安置兒少？
台灣目前安置兒少的途徑有兩類：「社政安置」與「司法安置」。遭受遺棄、性侵、虐待等情況，或是家庭功能異常的孩子，會由社政單位系統委託機構安置；而犯下輕罪、微罪的孩子則透過司法單位評估必要性，依據「少年事件處理法」裁定委託給安置機構。
臺中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法官兼庭長的施慶鴻，用「麥田捕手」比喻少年法庭的工作，就像在懸崖邊抓住每個懵懂無知的少年一樣，目的是為了保障他們健全的自我成長。施慶鴻強調，《少年事件處理法》的處遇方式與兒少犯行的情節輕重無絕對關係，例如並不是安置輔導的懲罰性質大於保護管束，而是綜合個案的言行習慣與家庭環境背景評估有其必要後，才會裁定安置輔導處遇。
讓兒少進入安置機構後，會對每位個案擬定輔導計畫，希望能在安置過程中達到幾個目的，例如親職教育、中輟輔導與補救教學、心理諮商、生活職能輔導、就業輔導……等，至於機構如何照顧這些孩子？是否有不當管教或限制人權的狀況？徐瑜以實務工作者的身分坦言，「保護」與「限制」其實是一體兩面的，有時候他們也很兩難。
舉例來說，讓機構內的孩子們接受安檢，是為了不讓孩子持有危險物品，「顧慮這個孩子的權益時，也要顧慮其他孩子會不會遭到危險。」徐瑜提到他們機構曾經收容一位有過數次縱火紀錄的孩子，如何讓他在院內能夠有人權尊嚴的生活下去，同時又維持其他40～50位孩子的安全？這中間的平衡要非常小心拿捏。
至於談到為何有些機構把小孩「關起來」，以及機構內的性侵狀況與暴力管教議題是怎麼回事？徐瑜猜測這或許和安置機構所面臨的基本困境有關。將一群各自具有不同特殊議題的孩子聚在一起集體生活，又欠缺人力與資源給孩子妥善的「照顧」，最後只能用「控制」的方式方便管理。
安置機構的困境：四大皆空
不管是被社政或司法單位安置的孩子，在徐瑜的角度看來，背後根源都是相似的，就是過去沒有被好好的對待和照顧，而顯現出不同的議題。高衝突家庭長大的孩子也習慣用暴力對待他人、被性侵的孩子對於身體界限感到模糊、缺乏教育的孩子對生活和法律常識無知……每個孩子都有自己不同的特殊狀況，需要高度專業與足夠的人力，讓這群孩子能夠好好被善待，然而集體生活加上資源不足，讓機構經常無暇應對每個孩子的個別狀況，缺乏彈性。
徐瑜提到經營機構所面臨的挑戰，自嘲是「四大皆空」──人力、財力、社會支持、專業，照顧所需要的四大資源皆十分短缺，國家對民間安置機構的資源分配做法停留在「補助」而不是「委託」，其他不足的經費需要機構自行對外籌募，而仰賴大眾捐款的情況下，也造成機構容易考量社會觀感而隱蔽負面事件，一旦負面新聞爆發引發民眾對機構的不信任，機構的財務狀況將會更雪上加霜。
也因為資源不足，往往照顧人力、專業能力都難以應付龐大的兒少照顧需求，這時被犧牲的就是照顧人員的勞動品質，以及安置兒少的照顧品質。當機構為了降低管理上的成本，以「統一規定」、「控制」等手段來處理問題時，孩子個別的需求無法被看見和滿足，就會衍伸出其他的問題。
徐瑜提到政府也曾試圖要提升機構的照顧品質、加強院生安全，但撥款的指定用途卻是叫他們去買探照燈、裝監視器、緊急鈴等硬體設備。然而對安置機構來說，「人力」永遠是最迫切需要的，「我不可能叫探照燈幫我顧小孩！」對於因過往創傷被安置的孩子，機構也需要花很多時間對特殊議題進行梳理，這些需要的都是專業人力。
兒少安置之後？談社會對安置機構的期待
施慶鴻以司法角度來看被安置的兒少，正因為法律是人民最後一層保障，所以他們對安置兒少的期望標準其實很低，就是「不為惡」。徐瑜說：「可是社會對我們的期待超級超級高！」談起過往曾接到一通善心人士想要幫助機構的來電，問起機構的成效：「你們有多少個小孩唸大學？多少個小孩長大後當老師律師？」當徐瑜解釋他們對成功的定義後，對方還疑惑地說：「教一個小孩到他長大、不會犯罪，這有很難嗎？」
面對大眾的期待和質疑，徐瑜苦笑的說：「真的很難」，還是有不少孩子在結束安置後，又因為別的案件觸法而進入輔育院（感化教育），原因是當孩子結案後回到社區，原本欠缺的支持系統依然失能，他們可能沒有家可以回去、沒有能幫助他的好朋友，他能選擇的路只剩以前一起幹壞事的狐群狗黨，於是又重蹈覆轍，難以脫離犯罪的循環。
安置機構經常受到社會大眾的嚴格檢視，曾有一名社工師感嘆：「我是社工師，不是魔術師耶！」徐瑜認為這句話很真實的表達出他們的心聲，對於社會期待「孩子進到安置機構後，就會什麼問題都沒有」的思維，她充滿了無奈，即使在一般家庭長大的孩子都免不了叛逆和打鬧，為什麼大家對機構的期待會比對一般家庭的期待更高呢？
用一個村莊的力量，養大一個孩子
雖然安置機構有其限制和困境，但對於一個家庭失去功能的孩子來說，這裡往往是他們僅剩的短暫避風港，因為各種複雜原因而進入安置系統的孩子，我們還是希望盡力補足孩子所欠缺的，能夠讓他們好好學習適應社會、平安長大。
要改善安置機構的照顧品質，最重要的根源還是回歸到專業人力與能力，有沒有足夠數量的人員承擔照顧孩子的責任？人員的專業技巧與機構照顧模式是否能夠符合孩子需求？
最後徐瑜談起一般人能夠給予安置兒少的幫助，她希望大家看待安置機構時能夠盡量除去標籤，不要有固著的想像，以相對友善的社會眼光去看待這群孩子的一舉一動。並且希望「社會大眾都可以當雞婆的人」，認為照顧孩子不是只有靠安置機構和社工，每個人都有機會接觸到高風險兒少，我們可以適時的拉孩子一把，提供他們能夠離家讀書的場所、或者一句適時的關心、提供孩子們欠缺的物資，「用一個村莊的力量，養大一個孩子」。
（《犯罪是怎麼煉成的？》系列活動於2019年6月至8月間進行，共舉辦15場。本活動由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法務部保護司、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社團法人台灣一起夢想公益協會共同主辦，詳細內容可參考《犯罪是怎麼煉成的？》活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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