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男同性戀，我對女體沒有生理衝動或反應，這是不是行為偏差、需不需要受矯正治療？
曾經，同性戀性傾向是一種「精神疾病」，不只會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及歧視，有些國家甚至會入罪受罰。但是近代的醫學臨床研究證明：性向乃由天生；為了紀念「世界衛生組織」（WHO）將「同性戀」從《國際疾病與相關健康問題統計分類》中刪除，5/17這一天被紀念為「國際不再恐同日」。
為什麼異性戀們，不必「發現」自己是異性戀？
29年過去、鏡頭拉回台灣。本週五（5/17）這一天，立院即將審查行政院提出的《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草案，受到性別人權團體的大力聲援、也被視為「婚姻平權」的重要一役。雖然大法官釋憲是兩年前的事情了，大部分民眾記憶猶新的還是去年底的公投；常常令人困惑的是：現在同性戀能不能結婚？婚姻權算不算人權？
但故事先從一個男同性戀的政治人物說起。作為政治工作者，我多少都要面對選民的好奇：你怎麼確定你是Gay？老實說，我也不知道該怎麼確定，因為生物本能就是如此。這個問題的另一面，就是：為什麼異性戀們，不必「發現」自己是異性戀？誠然異性戀是社會多數，但並不意味這是唯一的狀況；況且，無論什麼狀況，床笫上的事情、只要未涉及違法，都不該是剝奪公民權利的理由。
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從小生長在一個異性戀家庭裡，無論是通俗歌曲、或電視節目，往往充斥的都是男歡女愛，但我並沒有「受影響」成為一個異性戀。這足以說明：對什麼性別的人有性衝動，是教不來、也學不會的。當然，我並不否認後天環境的影響力，但說到要在性向方面有顯著改變，也要有個人先天上就有相關的資質潛力才行。
曾經，有段期間，我想要讓自己看起來跟大部分的男孩一樣，服膺「男兒膝下有黃金」、「男兒有淚不輕彈」的社會期待。但是忙著委屈自己來討好全世界，總讓我想起張艾嘉〈忙與盲〉的歌詞：「忙是為了自己的理想、還是為了不讓別人失望？」
平等的人權保障，為什麼要靠運氣呢？
「我不想騙您一輩子」這是我跟我母親坦承性向時，所說的話；我也只是想她明白：作為一個同性戀，這並不是什麼「壞習慣」或交了什麼「壞朋友」、也不是她把我「生壞了」或是「沒教好」。這僅僅只是一個比較少會出現的狀況，而我希望讓她看到真實的我，成為實質意義上的「家人」、而並非只是「住在同一個屋簷下的，有血緣的陌生人」。
我算是幸運的。家庭作為社會的最小單位，我這一步是跨出去了。但是，平等的人權保障，怎麼會是憑藉著運氣呢？
聯合國在1948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已明文指出：婚姻是人權（第16條），並且是針對所有男女皆適用（men and women of full age）、並非限定在「一男一女」締結的婚姻才算數。台灣雖未位列聯合國的締約國，但是我們在追尋人權價值的落實上，也曾受到國際人權專家的肯定：樂見台灣計劃將同性婚姻納入法律、是亞太地區先鋒（2017）。
到了2018年底，公投結果顯示：關於同性婚姻，需要另外立專法（第12號案）、不能修民法（第10號案），這都恰恰都與本週五要審的法案，完全一致。目前行政院提出的版本，其實已經是兼顧不同立場的「折衷版」了，無怪乎性別團體要高舉「協商不能退」的標語，強力動員在國會外進行集結聲援。
回顧本週二的協商過程中，最主要的爭點，莫過於：同性別的二人能否收養子女、又是如何收養子女？
幸福定義都不同，不該是阻止別人追尋婚姻的理由
看著青島東路外面轉播的大螢幕，我的思緒卻一直想起我媽。「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文化制約，牢牢的鑲嵌在長輩的想法中；所以要花點時間來解釋：即便家庭可以有生育的功能，也不表示在未能和伴侶生育的狀況下、就不配擁有婚姻保障。而在目前的收養機制方面，早就有社工專業在介入評估，幫有需求的孩子找一個合適的家。
「收養行為」站在「基於兒童最佳利益」的基本立場從未改變，就像重婚罪、禁止近親通婚、繼續叫阿公阿嬤... 都會持續如常，並不會因為法案通過就全部翻盤。而無知盲昧，卻會成為這些以訛傳訛的共犯、繼續因為這些流言耳語而侵害人權。
法制保障不是在分蛋糕，並不會因為要保障的對象變多了，原本受保障的人就會因此減損。當異性戀婚姻照舊的時候，讓同志能結婚，只是擴大了原本保障的範圍而已。就算親密關係不一定要走入婚姻，但該有的選項卻不該少給；或許我們各自的幸福定義都不相同，但這也不是阻止別人追尋幸福的理由。
話說回來，雖然我還算幸運，在出櫃參政的路上、有家庭的支持，但我真正希望有一天，這種幸運不用再拿出來說嘴，因為每一個人都已經有憲法賦予的平等權利、每個人的幸福也都有法制保障了。
（作者為台灣綠黨中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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