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邀請獨立導演李惠仁到中正大學「傳播倫理」課，播放報導式紀錄片《不能戳的秘密II─國家機器》，也分享從事新聞工作、調查報導的經驗。許多同學看完影片十分震驚與感動，原來新聞可以不用腦殘，報導可以不必只是日常生活的官式文章，更重要的是，要揭發政府的陰暗，控訴社會不義。
《不能戳的秘密II─國家機器》是《不能戳的秘密》的續集，李惠仁這回不只揭發政府隱匿禽流感疫情，還以「介入式」的調查報導踢爆官方的無良行徑，不但偷拍，而且偷錄，直入官府，戳破政客謊言，挑戰國家機器。他甚至跳脫了記者與紀錄片導演的身分，在採訪現場要求當時的防檢局局長許天來下台，按鈴控告失職官員。這種有別於傳統客觀中立意理的採訪準則，有時卻是監督權力者的重要利器。
這次的演講主題是「記者的天職是扒糞」。在許多人的印象裡，「扒糞」並不是一件好事，他們以為「扒糞」只是揭人隱私的狗仔行為，但這其實是對起源於十九世末紀的「扒糞運動」的嚴重誤解。當時，資本主義在美國高度發展，大型企業逐漸壟斷社會資源，不僅有政治的極大影響力，並且高度剝削勞工。許多媒體人及知識份子對此感到不滿與不耐，於是起身行動，在報刊上揭露財團及政府相互結盟與勾結的陰暗面，打破政商複合的黑暗權勢。
這類報導也非常受到歡迎，最著名的「麥克里爾」雜誌揭露了許多美國政府與企業黑幕，短短十年時間，累計超過2000篇以上的扒糞報導，不但引發了公民對公共事務的關注，也促成了政治改革。「麥克里爾」的發行量相當驚人，當時美國人口只有7800萬，但這份雜誌每期銷售量卻都能超過300萬份。這段時間不但是美國新聞界的黃金時期，更是記者可以實踐理想的美好年代，對這些從事調查報導的媒體工作者來說，扒糞運動不但是揭發政商名人醜陋行徑的道德戰爭，更是實踐民主政治與透明政治的重要鬥爭。
不過，隨著新聞中立主義成為新聞報導的普遍價值，以及媒體財團化與市場化的發展，不論是調查報導或扒糞運動，逐漸消沈。
那天，李惠仁在演講時不斷自問：到底新聞報導的分際是什麼？那條界線究竟是什麼？
李惠仁要說的是，傳統上新聞教育強調客觀中立的報導價值，有時反而成了進行調查報導的限制，作為媒體工作者不該侷限在這樣的框架，而應該主動，甚至主觀地揭發弊端，戳破政府不能說的秘密。
許多時候，我們誤以為新聞報導的客觀性是將不同的意見兩面並陳，並且維持中立，不能有自己的立場與價值。然而，這其實是對「客觀」的一種誤解。
新聞客觀性的起源和商業主義的發展密切相關，1830年代，美國報紙逐漸走向大眾化，當時的媒體老闆為了擴大市場，吸引不同政治立場的讀者，於是新聞報導刻意迴避政治爭議，弱化公共議題的比例與深度，並且隱藏自己的政治立場，將媒體妝扮成無血、無感的稻草人。這樣作，或許可以為媒體帶來短期利益，但長期而言，卻弱化了人民對公共議題的了解與關心。
雖然客觀性報導源自於媒體企業在市場競爭下選擇的生存之道，但嚴格來說，客觀性報導也同時受到社會科學客觀主義的影響。它並非說媒體不能有自己的立場，或者記者不能介入與關心公共事務，而是指採訪時，應該秉持著客觀方法，在不干預事件發展的前提下，探究真實，揭露真相。就好比在民意調查或作實驗時，不能干預受試者，影響測驗結果，才能從中推論出真實的社會面貌。換句話說，客觀性是實事求是、揭露真相的策略，而不是成為媒體追求商業利益、迴避爭議、假裝中立的工具。
這並不是說，媒體進行調查報導就可以為所欲為，隨意主觀控訴，而是要透過客觀的方法揭露不義的真相，在此基礎上，嚴厲批判與監督權力者，甚至會促成社會改革。
而媒體經營越朝向財團化、市場化，它的批判力道相對容易減弱，一方面如同前頭所說的，許多媒體為了市場利潤，刻意迴避爭議性議題，另一方面，媒體越大，越會考量政治與商業的關係，為了生存利益與需要，自然就會綁手綁腳。
不過，更大的問題是，許多大型商業集團不但經營媒體，也同時投資許多重要的公共建設，政商關係日益複雜，政、媒、商三種角色糾葛不清，甚至三位一體，又如何期待這些大型資本的媒體集團會扒自己的糞、調查自己呢？
還好，事情沒有那麼悲觀，出身於主流媒體的李惠仁，離開電視台後給我們不一樣的示範，也還有一些媒體及記者願意堅持理想。當然，也許會有媒體老闆擔心，作調查報導、扒政府及財團的糞會不會沒有市場？這種假設性的問題恐怕誰也無法保証，但「麥克里爾」雜誌藉著扒糞新聞所帶來的驚人發行量，也許是另一種可以參考的市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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