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探索自然是一份孤獨的工作。即使在西方近代科學知識爆發的時期，博物學家往往還是獨自前去野外觀察、記錄發現，埋首資料彙整。19世紀美國著名的《湖濱散記》作者亨利．梭羅可說是一位環保主義的先驅，他書寫大自然的著作闡述了自己研究環境史和生態學的方法與發現。達爾文幼年時，即常獨自觀察周遭的動植物，在習醫時期對自然史產生極大興趣，特別喜愛觀察與捕捉甲蟲。他搭乘英國海軍小獵犬號橫渡大洋，考察南美洲的生物與化石生態後，開始對物種轉變進行研究，最後提出物種演化奧秘的天擇學說。這種獨自觀察與研究，長久以來，一直是科學工作者的寫照。到了現代，儘管科學專業分工越細，共同完成研究計畫的機會也變多，但多數時候的科學研究，仍集中在個人身上。
傳統的科學研究活動，經常受限於人力與經費，絕大多數的研究無法長久持續，調查與取樣的地點也有限。然而，若能與潛在業餘科學活動參與者相互連結，借重他們的智慧與個別技術，再搭配適當的訓練，以及設計得宜的科學調查研究方法，就能成為專業科學協同研究的重要利器。這種特性尤其利於長時間、大範圍的觀測與調查活動，或是大量資料的處理，例如在動植物、生態、環境、天文、考古，以及人文社會科學等需要廣泛田野調查與長期觀測的領域。
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在台灣近10年來呈現增長趨勢，逐漸出現在各類學術研究領域中。公民科學通常是由專業科學家規劃，讓一般大眾有系統地參與科學研究案的一部分或全部，透過一般公民志工的參與，不僅可以協助科學家取得大量資料，還能讓科學家不易進入調查研究地區的資料空缺得到適當補充，甚至可能更進一步獲得重大發現。
歐美國家在博物學研究已有數百年歷史，知名的博物館累積蒐藏大量豐富的物種標本，成為現代生物學各方面研究的重要基礎。許多研究者不必像傳統分類學家那樣親自遠赴各地採集，只要透過館藏標本材料，就能進行一些學術研究。專研甲蟲分類的李奇峯也以此方法，順利完成博士論文。然而，相較之下，台灣雖有日據時期少數學者留下的珍貴標本與研究紀錄，卻沒有規模足夠的博物館館藏標本，勢必得自行採集，才能獲得更新的發現和研究成果。
昆蟲調查和採集，需要一些相關技術與能力。李奇峯博士坦言不諱：「我的缺點很多，爬山不行，易有高山症，不喜歡拍照，不會騎機車，也不愛開車」，或許這也是一些習慣在研究室工作的學者可能有的個人困擾。李奇峯博士希望搭上公民科學的列車，而且是在台灣公民科學觀念尚未普及發達的時期，他就有類似構想。於是2005年起，李奇峯和愛好昆蟲的生態攝影家鄭興宗在網路上召集了一群志趣相投的公民科學家，開始分頭搜尋台灣各地的金花蟲，進行調查全台灣金花蟲的所有種類和生態習性。
由於網路與行動通訊資訊技術的進步，對於鳥類、昆蟲等的生態觀察與紀錄更為便利，生物多樣性資料的生產也較為容易。李奇峯博士舉iNaturalist為例，這個國際性的生態觀察組織推出相關的APP後，成為極受矚目的軟體，在台灣也逐漸廣受生態愛好者的使用。其中一個項目是，利用每個月第一個週末，全家大小郊外踏青，或是從事個人戶外活動，發現蝴蝶時用手機隨手拍下後上傳iNaturalist平台，就有許多自然科學家和博物學家進行鑑識，是主要的回饋機制。然而，這種方式雖能大量快速地累積資訊，形成大數據的資料庫，但對李奇峯而言仍有所不足。
雖然成為公民科學家看似門檻不高，但卻不能因此降低調查研究的水準。組成凝聚力強的長期夥伴，是李奇峯心目中更理想的戰略方式。他所募集的夥伴都經過科學化採集與飼養昆蟲的訓練，以及持續吸收最新分類學資訊。因此，像地螢金花蟲這種夜行性昆蟲，受時間和天候影響，十分難以採集，原來台灣只有記錄一個種類，如今已發現四個新種。李奇峯同時指出，地區分配也很重要，找到具有地緣關係的夥伴協助採集，也是成功機率變高的關鍵因素。同樣地，難度更高的裸螢金花蟲，因為分布於2,000至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地區，借助擅於攀登高山的新成員，也陸續發現3個新種。
經過十幾年來的努力，金花蟲的公民科學家團隊，至今已發現73個新種，若以採集調查與研究時間長度來看，實不亞於日據時期主要兩位學者的成果。除了發表於國內外學術期刊之外，將拍攝的生態與標本作品集結成圖鑑出版，無疑是最大的回饋。透過這些公民科學家的心血結晶，不但記錄了台灣生態的一環，將具體科學研究成果呈現在世人眼前，更活化了探索科學的精神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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